19岁那年的夏天，在上海淮海中路一间热闹的咖啡馆，我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想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父亲没有立刻回答，他紧锁的眉头拧在一起，像一个死结，手上的香烟因为太久没抽，摇摇欲坠地悬挂着一截长长的烟灰。咖啡馆里，不停穿梭忙碌的店员，窗外的大街，周末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一刻都彷彿变成无声的电影场景，在身边流转。
「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好的，但不一定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麽，就好像自由主义这种东西……觉得很新潮，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最后回头帮外人骂中国骂共产党。」身为党员的父亲终于开口了，听起来却像在说一个与我无关的第三者。我低头，双手围着桌上的咖啡杯，下意识地用手掌旋转着杯身。我确实不完全清楚自由主义到底是什麽东西。这个我出生并生活了19年的上海，被认为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然而每当「自由主义」、「自由化」这类词彙在媒体上出现，总是带着负面的含义。
我小心翼翼地说：「我不想入党，我不知道除了对前途发展有点好处外，还有什麽原因非入党不可，但我知道，我不想和那些投机主义者同属一个组织……」
「那些人只是党里的一小部分！」
「那为什麽这样的人也可以入党？」
父亲没有出声，他弹走烟灰，把烟送到嘴边吸了一口。
「我在想，为什麽爱国就一定要入党呢，爱国为什麽不可以用自由主义者的方式去爱呢？」
他还是沉默。
「我承认我并不完全理解自由主义是什麽，但我更不理解入党这件事。我能不能就去试一下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的国家？如果最后证明行不通，我就回来入党。」
父亲轻轻叹了口气：「好吧，那就先不入党吧……」他在烟灰缸里按熄了烟。
这一切的肇始，是我读大学第一年社会学系的必修科《西方社会思潮》。当教授讲到福柯（M. Foucault，港译傅柯）对观念史的批判——历史并没有可被追溯的最初起源，也不是连续发展的一个总体，而是一系列的差异、间断、转换、可能性……原本昏昏欲睡的我却彷彿被一掌打在头顶，突然清醒了过来。如果历史并不像马克思（K. Marx）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必然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不必是这预言的一个零件，可以从中逃逸出来，成为一条裂痕、一个大坑或一个未实现的可能性？突然间我感觉天地很广，只是少有人把目光从脚尖移向四周望一望。那些看起来空无一物的地方，或许只是意味着有些东西还未被创造？
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说，有一种规律叫历史唯物主义，而我们正走在这条符合历史规律的路上。只要符合历史规律，就什麽都不用担心，一切都是历史必经的过程。后来大人们说，人生也是一种唯物的历史，微观的，所以也有必然的规律和必经的过程，就如同宏观的历史。因此你的出生、长大、读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都有一定的规律，违反了规律，必然要承受后果。但是怎样才能知道是否符合规律呢？答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那又是什麽？答桉便是一堆无人真正理解却都能倒背如流的特徵、定律和范畴。简单来说，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这便是规律——现在是这样不代表明天也是这样，但长远来看，还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我的世界除了马克思又有了一个福柯，这是不是说，所有这一切历史规律，都是一场误会？于是，福柯把我从立志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中解放出来。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网志上写下8个字：给我自由，其馀免谈。
一转眼便大学毕业，那个立志要做自由主义者的我不想留在上海工作，因为不希望从22岁的这一刻起就决定未来几十年要走的路——无数的他人已经走过或正在走的路——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朋友圈、只和工作有关的知识、3年后结婚、5年后生子、40年后退休……对我来说，那没人走过的路才是生命意义的所在，而它现在才正式开始延伸。于是我来到了香港、令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
「Minnie，要不要一起去六四烛光晚会？」一起就读中大社会学系的香港同学在下课后问我。
「我……」我迟疑了一下，心中掠过一丝不安，「还有谁去？」
「我们5个都去，你和另外几个同学来自内地，应该没去过这类活动，所以想邀请你们去看看。」
我想起一周前有另一个香港朋友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六四事件从未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正式出现过，只以「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几个字一笔带过，作为之后历史事件的时间背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描述。虽说如此，从家人偶尔提及六四时候的表情与语气，我还是隐隐约约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是卤莽的学生被「外国势力」煽动起来颠覆国家而导致的一场大溷乱。一场自作自受的大龙凤，到底为什麽要纪念？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在背后。每每想到政治目的，我就条件反射地想迴避，因为14岁时的那次差点被抓的经验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于是我本能地说了不。被我婉拒的那名香港朋友，当时用一种「不出所料」的眼神看着我说：「我就知道你们内地人不会去的，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这话刺痛了我，什麽叫「我们内地人」？什麽叫「一点不奇怪」？对此我耿耿于怀，有一种被轻视的恼怒。
「这……会不会不安全？」
「别怕，我们保护你。要不要戴口罩？」
面对香港同学真诚的目光，我有些动摇。我害怕1999年的上海那样拥挤和情绪激动的人群，在人群中会有双眼睛静静地注视我，视我为暴动的一分子，准备将我事后捉拿。人群本身也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想藉纪念颠覆国家的学生来影响我的判断和情绪，煽动我仇恨党和国家。但如果我这次拒绝了，会不会从此被同学视为不可救药的「你们内地人」？与此同时，那个坚持对父亲说「想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我」，正在内心拉着我往未知的维园方向跑。她回头对我说：「这是你从来没走过的路啊！你不想看看那儿到底有什麽吗？」我便把心一横，点点头答应了。
那一晚我整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边担心着会不会被谁记录在桉，一边对所见所闻进行着艰难的信息处理，一边又很惊讶地发现，当这些信息进入我的认知时，我的情绪本能地对其反感并进行牴触。烛光晚会结束后，我们几个在附近找了个糖水舖小憩。閒聊中，一名香港同学问起我们内地同学有什麽感想，我突然就开始质疑当年广场上到底有没有死人，并且强烈地相信是没有的，连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坚定语气吓倒了。「如果广场上根本没死人……那岂不是一件大事？会颠覆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这名香港同学并没有和我争执，只是澹澹地感叹了一句，便低下头继续吃起红豆沙。其他的内地同学也没再出声，一阵之后便转换了话题。
但我内心却一直无法平静。我对自己毫无根据的断言感到相当困惑，这种牴触情绪显然不是基于我知道更多更深入的、足以用来反驳的真相，而是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凭空就出现了。而当我追溯这种情绪的源头，那里竟是空空如也。我不能接受有这种情绪暗藏在我脑海深处，这让我有一种异化的感觉。如果这种情绪控制着我的认知和行动，我还能说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吗？于是回家后我便开始寻找各种资料来填补脑中的空白，同时仔细地审视自己对各种资讯的情绪反应，将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情绪都筛出来逐个观察……几天后，我呆坐在电脑前，泪流满面，键盘和桌面都被眼泪打湿。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了。当然，我也再没有可能实现父亲想我入党的心愿了。
自由的代价很沉重，时常要检查身上是否有被悄悄套上锁链、时常要做艰难的选择与抗争，或许正因为如此，电影Matrix里的人类鲜有选择红色药丸。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进化要经过多少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与如梦初醒，才能从幸福的无知中破茧而出。或许，从不能自控也无法自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便是自由主义者的最高奖赏。
作者简介：来自上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