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的住处塞贝尔街，有134块“绊脚石”，纪念遭纳粹迫害的人。其中有一位是特别的，这就是66号的赫尔穆特·斯蒂夫（Hellmuth Stieff）。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军少将。
“绊脚石”上写的是：
这里曾住过
赫尔穆特·斯蒂夫
生于1901年
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反抗运动
1944年7月20日被捕
1944年8月8日被判处死刑
当日执行于柏林普洛岑湖
斯蒂夫这个名字，中国人不一定熟悉。柏林有一个德国反抗运动博物馆，走上楼梯，侧边墙上有多位著名反抗者的大幅照片，里面没有斯蒂夫。他的照片，在“7·20密谋案”展室的这面墙上：
努力辨认，才在众人中发现倒数第二行、右起第二人是他。
“7·20密谋案”
发生在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事件，史称“7·20密谋案”。这是希特勒遇到的种种反抗行动中，他距死神最近的一次。因为放置炸弹的皮包被人无意挪动，炸弹爆炸后他仅受轻伤。看看现场：
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政变。如果行刺得手，以前总参谋长贝克（Ludwig August Theodor Beck）为首的新政府即告成立。
这是军政两界卷入人数最多的一次反抗行动。功败垂成，7000人被捕，包括1名元帅、19名将军在内的4980人被处决。
“7·20密谋案”的核心人物是上校斯陶芬贝格（Claus Philipp Maria Schenk Grafvon Stauffenberg）。这位只手独眼英雄的传奇广为人知，提到刺杀希特勒，人们首先会说起他。而他的密切合作者、曾经的上司斯蒂夫，知名度却不高。我试图通过有限的历史记录和自己在柏林的踏勘，拼接出他的故事的大致轮廓。
斯蒂夫与“闪电计划”
“7·20密谋事件”的16个月前，1943年3月21日，军内反抗分子将定时炸弹放进了希特勒乘坐的飞机。《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记述：
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穆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故事极为惊险：炸弹失灵，希特勒从斯摩棱斯克前线安然飞回东普鲁士的“前指”。眼看密谋要败露，勇敢的青年军官立刻打电话给那位带酒的上校，声称酒带错了，并迅速飞去，用真酒换回了未爆的炸弹。
在这个史称“闪电计划”的故事中，斯蒂夫似乎只是个借口。但后人不难判断，这是反抗分子、中央集团军第二军参谋长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的孤注一掷。炸弹如被带酒的上校发现，他和斯蒂夫见光死。
根据这个记述推断，有可能早在1943年3月，斯蒂夫已直接参与反抗。这个记述有两个错误：斯蒂夫当时的身份是陆军参谋总部组织处长，军衔为上校，到1944年1月才晋升为少将。
斯蒂夫与斯陶芬贝格
反抗运动博物馆有一个展板，显示与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贝格行刺行动有关的人员。最上者是斯蒂夫。左上是特莱斯科夫。
我从史料中分析了斯蒂夫和斯陶芬伯格的个人交集。斯蒂夫比斯陶芬伯格大6岁。从1938年到1943年，他们在陆军参谋总部先后有过3段共22个月工作交集。1942年10月，斯蒂夫被提升为组织处处长，斯陶芬伯格担任该处二组组长，是斯蒂夫的下属。我没有查到“闪电计划”之前两人参与反抗运动的资料。但无疑，1938-1942是他们思想转折的关键。
独裁者的敌人这样炼成
一批德军军官走上反抗道路，并非偶然。他们多数人既不是纳粹党徒，也不是自由民主人士。希特勒上台后，他们支持过富国强兵路线。他们何以会成为暴君的敌人？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不止一次用到一个描述眼疾的字眼“翳”，形容前总参谋长贝克将军1938年的转变：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
斯蒂夫眼里的翳障是什么时候掉落的?卓诗萍、朱易帮助我查阅、翻译了若干德文资料。
“7·20密谋案”发生50周年之际的1994年，德国整理出版了若干关于德国反抗运动的史料，其中有斯蒂夫书信集。这是了解斯蒂夫思想转折的宝贵文献。
信件显示，1933年希特勒上台，陆军上尉斯蒂夫持欢迎态度。希特勒1933年秋在纽伦堡纳粹党代大会上的讲话使他受到鼓舞。他不喜欢党派，但相信强有力的国家元首和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国家的支柱。
思想转折发生在1938年。
德国《当代史季刊》1991年第3卷有一篇《赫尔穆特·斯蒂夫与德国反抗运动》，文章记述：1938年11月9日，纳粹在德国全境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打砸抢烧（史称“水晶之夜”）。斯蒂夫在他所住的街上亲眼看见犹太人遭虐待，他对身边的妹妹怒吼：“身为德国人我感到羞耻！”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出差到前线的斯蒂夫目睹了德军对波兰人的大屠杀。
“这场战争是可怕的，”1939年11月21日斯蒂夫给夫人的信写道，“我不会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那里，而是带着负罪的良心。”他形容德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杀人犯，强盗和抢劫团伙”。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初期势不可当，但很快遭遇顽强抵抗。1941年11月24日，斯蒂夫写信给夫人：
我履行我的职责时没有任何的激情！如果谁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激情的话，那他就不是个人，而是牲畜！我只觉得迫不得已，极不情愿，毫无怡悦地作为一个暴虐的毁灭性意志的工具，它蔑视一切人类的规则和最起码的体面，无论对敌人还是对朋友。
斯蒂夫书信集中可以看到他1941年11月在苏联前线的照片：
1941年12月13日，斯蒂夫的信写道：“……灾难临到我们！……也许是神圣的惩罚……”
阴翳遮眼的人们，醒悟的过程如此残酷。是希特勒，用不容置喙的绝对权力，用无休无止的倒行逆施，集结起形形色色的反抗者。
“有毒的小矮人”
斯蒂夫身材矮小。在身高1.75米的希特勒身旁，低了大半个头。
有个说法，未查到确凿出处。网络资料显示，斯蒂夫担任参谋总部组织处长时，希特勒对其反感，称他“有毒的小矮人”。《第三帝国的兴亡》称，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后来把斯蒂夫这个“说话刻薄的驼子”叫作“中了毒的小矮子”。希姆莱的话要是在“7·20”后所说，不难理解；如果希特勒在之前这么说，那么“有毒”指的是什么？斯蒂夫对家人流露的“反动思想”，多大程度被鹰犬们掌握？
斯蒂夫的职务，相当关键。所谓“组织处”不是人事部门，更不是党务部门。他负责军队的调度、军事行动的具体实施。1942年10月以后，他频繁往返于柏林参谋总部和东普鲁士希特勒的指挥所之间，经常参加希特勒的军事会议。1943年后，他加入反抗运动，有关他的史料称：“利用负责组织工作，他获得并保存了各种各样的爆炸物，包括一些来自国外的爆炸物。”
《第三帝国的兴亡》称：1943年10月，他曾“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不少资料提及，斯蒂夫不愿意亲手行刺。原因不明——但肯定不是畏怯，“7·20”后他的言行可以为证。
仅是在希特勒的指挥所藏匿爆炸物，已需非凡勇气。一次，他带到大本营，藏在瞭望楼下的几枚炸弹意外爆炸。幸亏希特勒下令调查此事的人也是反抗分子，斯蒂夫才躲过一劫。
斯蒂夫与“7·20”
“7·20”的主角是斯陶芬伯格。密谋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刚刚被提升为上校，任后备军参谋长，这使他也有可能参加希特勒的军事会议。7月11日和15日，斯陶芬伯格两次把炸弹带到了希特勒身边。前一次，因为计划同时炸死希姆莱和戈林而那两人未出现，未引爆炸弹；后一次，在准备引爆前希特勒离开了会场。
《第三帝国的兴亡》记述：1944年7月20日早晨，斯陶芬伯格由副官陪同，驱车前往机场。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一颗定时炸弹。
在机场上，斯陶芬伯格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
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在“7·20密谋事件”的行刺环节，斯蒂夫是仅次于斯陶芬伯格的二号人物。
密谋失败，7月20日当晚，斯陶芬伯格在柏林参谋总部院内被枪决，斯蒂夫在大本营被捕，交予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审判。
人民法院
见过这样的法院吗？悬“卐”字旗，行纳粹礼，冠以“人民”二字。它是德国司法纳粹化的产物。
希特勒上台后，对司法体系不满。这个还残留着“司法独立”观念的体系，在1933年“国会纵火案”审判中，曾判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人无罪释放。希特勒于是突破宪法框架，在1934年另设人民法院，管辖各种反对纳粹政权和纳粹思想的“政治犯罪”案件。
《第三帝国的兴亡》记述：“7·20”之后，希特勒万分震怒下，拼命督促希姆莱等人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办法。
……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7·20密谋案”的审判于1944年8月7日开始，最先被指控的包括冯·维茨勒本元帅（Erwin von Witzleben）、斯蒂夫将军等8人。现场有300名观众及其他被选中的公务员、军官及记者，主审法官罗兰·法赖斯勒（Roland Freisler）背后架着摄影机，使希特勒能够观看审判影片。
威廉·夏伊勒称法赖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一战期间，他当了俄国战俘，成了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成了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还是红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仿效者。他悉心研究过苏联大清洗时期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技术，希特勒曾称赞，“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法赖斯勒在法庭上对元帅和将军们极尽羞辱之能事，禁止斯蒂夫将军等人发言。这法庭竟然也有辩护律师，“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威廉·夏伊勒写道，“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斯蒂夫将军在被捕后遭受酷刑，但坚不吐实，没有出卖一个反抗人士。法庭上，他毫无惧色。
普洛岑湖
审判次日，人民法院宣布判处斯蒂夫死刑，当日在普洛岑湖（Plözensee）监狱执行。
我3次来柏林西北郊普洛岑湖。原纳粹监狱，现在是反抗运动纪念地。
纪念墙上写着：
DEN OPFERN
DER HITLERDIKTATUR
DER JAHRE 1933-1945希特勒独裁下的受害者
1933-1945
墙上有5个断头台象征物。纳粹上台后曾从法国进口这种杀人器具，后为适应大规模处决，改用绞刑。纪念墙后方，就是当年的行刑室。
希特勒下令，要把“7·20”密谋者“像牲口那样被绞死”，行刑过程还要用摄影机拍下。威廉·夏伊勒引述当时普洛岑湖监狱副典狱长兼摄影师汉斯·霍夫曼的证词写道：
……这8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8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
1944年8月8日17时34分，斯蒂夫殉难。
这天，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平静镇定地走向死亡，这是我因深知自己的罪而做的选择。……死亡不是终点，而只是一种改变。我坚定而忠实地相信我们灵魂的不朽。……
我在柏林反抗运动博物馆拍下了斯蒂夫将军夫妇的照片。博物馆位于原第三帝国军事中枢班德勒街，这条街现改名斯陶芬伯格街。博物馆所在的建筑群，即“7·20密谋案”的指挥中心，陆军参谋总部。院内，斯陶芬伯格被枪杀的地方，墙上有铭牌和花环，纪念“7·20”殉难者。
这个大院，有中国学者来过。朱学勤教授写信给我说：“那年找到那堵墙，墙角还有鲜花。那一刻，我深鞠躬致意。你一定能猜到我内心联想的中国文革，是哪一幕哪个历史人物。”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德国罗伯特·博世研究院魏茨泽克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