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持续到2018年的夏天，“我也是”运动依然在全世界各地徘徊。不止一条最近的爆炸性新闻都与这场运动有关。它洗牌了好莱坞，冲击了联合国，休克了诺贝尔文学奖，甚至波及到了这场运动长期以来坚定的支持者——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身上。
作者 / 黄昉苨 编辑 / 陈卓
当好莱坞电影人哈维·韦恩斯坦因为性骚扰被调查、身败名裂之时，我还以为“我也是”运动已经到了“大团圆”结局的时候。
现在回望，那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
可能是因为缺乏相关经验，我似乎默认，一场社会运动应该在揪出一两个“幕后大boss”之后便偃旗息鼓。然而，从2017持续到2018年的夏天，这个幽灵依然在全世界各地徘徊。不止一条最近的爆炸性新闻都与这场运动有关。它洗牌了好莱坞，冲击了联合国，休克了诺贝尔文学奖，甚至波及到了这场运动长期以来坚定的支持者——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身上。
这一连串故事的曲折、罪恶、冲突，远超小说。
与事发前的韦恩斯坦一样，施奈德曼是美国著名的自由派人物，一个女权主义的呼吁者。在5月7日《纽约客》发表长篇报道称他对4名女伴有过身体暴力、性侵等行为之前，这位纽约州执法机构的最高长官一直是“我也是”运动的支持者，他曾对韦恩斯坦采取法律行动，还在社交媒体上为说出性骚扰真相的“勇敢的女性与男性”喝彩。
此前，瑞典媒体揭露过另一桩性侵案：有18名女性表示，法国摄影师让·克劳德·阿尔诺曾对她们实施性侵或性骚扰。这名摄影师的妻子是瑞典文学院院士卡特琳娜·弗罗斯滕松，夫妇俩拿着瑞典文学院的资金，运营着该国数一数二的艺术机构，因而在文艺界颇有权势，受害者敢怒不敢言。
这也是“我也是”运动中许多案件的某种共性，最为骇人听闻的并非“有人性侵”这件事本身，而是权势与姑息构筑成的，让受害者无力挣扎的世界。
在这场运动中，大众发现，韦恩斯坦的“咸猪手”在好莱坞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却一直顺风顺水地出入于名利场中，控制着女明星的命运；在前美国奥运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被送上法庭之前，他对体操队员的性侵已经持续了至少20年，也受到过投诉，却没有一条真正被重视。
这一次，瑞典文学院对性侵丑闻的反应，可以说，也是相当老派的。
他们切断了与阿尔诺运营的艺术机构的联系，但决定保留弗罗斯滕松的院士身份，也不起诉她和她丈夫。
可是，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围观群众似乎不再那么老派，不再能对这样的事情轻松放过。瑞典舆论沸腾，相关责任人不得不辞职，文学院内部对此持有异议的院士也纷纷与此切割，16位院士走得只剩下10位。于是，上周五瑞典文学院不得不对外宣布，“2018年不会再有诺贝尔文学奖”。
“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独立报》记者简·梅里克对此发表评论说，“它显示着，‘我也是’并非仅仅是2017年的一股潮流，而是难以再被阻止的、永久改变世界的力量。”
长期以来，针对“我也是”运动的争议都很大。一群手里毫无证据的受害人——大多数时候是女性，也有少数的年轻男子——通过在社交网络上叽叽喳喳，就形成了能让知名人物身败名裂的舆论，听起来怎么都更像个疯狂的恐怖故事。在我看来，它能在欧美获得像现在这样的生命力，还是因为聚沙成塔的讲述者们披露的那些细节，刺中了西方社会某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加害者掌握权势，对任何事情都显得把握十足，他们会对敢于拒绝的人说出“我要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待不长”，会对大众表示“我就是法律”。而受害者必须要面对的，是怀疑，不被相信，失去事业的风险……以及知情人的沉默。
韦恩斯坦身败名裂了，但那个宽容了他数十年的社会环境可能依然如故。这些年里对他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并没有受任何影响。他们很可能正在对另外的一些不公平视而不见。这就是我们社会应有的模样吗？
“你几乎得像警察办案一样去做事：有没有保留可能沾着对方DNA的衣物？有没有当年的日记？你当时是否跟家人、朋友或者什么别的人说起过这件事？在这个国家，要做到这些非常困难。”澳大利亚“我也是”运动相关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在上周六悉尼的一次女性作家对谈活动中提到了受害人常见的困境。另一位调查记者也提醒现场的听众：能被媒体揭露的性侵案件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因为需要达到的标准太高了。
“许多人没有这种证据。”她说。
抑或，这个社会本身就认可一点：公众对女性被揩油这件事，和她们会经历的难过、悲伤、恶心，没什么共鸣；相比之下，有名望的大人物声誉会受影响，是一件更要紧的事情。
“我也是”运动的群众基础，大概就是，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不再能接受这样一个社会了。
导致诺贝尔文学奖停颁的那篇性侵报道，是由31岁的瑞典文化记者玛蒂尔达·古斯塔夫森写成的。“自古以来，女性为自己作证，与掌权人物对峙，就会付出代价。”她最近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时表示，“她们有时候会被忽略，有时候会惹祸上身，有时候会被羞辱，或者被暴露。女性能够像现在这样发出声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可以改变世界，可以撼动瑞典最强大的文化机构。这真是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