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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有超过1000万回族人口，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分布在宁夏、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各个省市。这是一个1949年后才被政府确立的民族，由唐朝以来入华的中亚穆斯林和本土民族通婚繁衍而成。但是，在时代的演进中，不少城市里的回族——和当今世上所有的少数族裔一样，正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习惯、风俗和信仰。
端传媒试图刻写这些独特性被时间一点点剥落的过程。在这篇报导中，撰稿人记录了一个北京回族家庭长达90年的光阴，以展现祖孙三代信仰逐渐剥落的内心历程。经过宗教改革、文化大革命和时代的层层冲洗，“回族”正在逐渐变成身份证上的一个符号。城市里的一些年轻回族，不但无法理解宗教、对民族习俗陌生，更很难对自己的身份建立归属感。
明天发表的报导，将以北京知名的回族聚居地——牛街为样本，记录这个地理空间的独特性是怎样被剥落的。敬请期待。
“1244年至1265年，蒙古帝国三次对大理国发动战争，其中有几位将军是波斯人。我的祖先应该与这些人有关。”八零后玛玉出生在北京一个十几口人的回族大家庭。不久前，她做了一份基因检测，祖源分析结果显示，她拥有中东伊朗血统和占比不低的云南纳西族血统。玛玉在家族微信群中晒出了基因检测报告，一个舅舅马上回复，他在美国也做了检测，同样显示出伊朗血统。说起来，玛玉的家人普遍身材高大，男性没有一人低于1米8，女性也都在1米7之上。
从拿到检测报告起，玛玉家的伊朗特产多了起来：波斯菊餐盘、椰枣、藏红花香皂，她最近还想买个阿拉伯水烟。约人见面，她也安排在波斯风味的餐厅，虽然她还未能爱上“老家”的食物。
玛玉对身份的敏感，从小就开始了。那时姥姥穆娜总是有意带她接触伊斯兰文化，玛玉虽小，也能感受到姥姥的期待。她最早接触的外语，是经过长年本土化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玛玉的姥姥和姥爷都会用阿拉伯语诵念经文，不过都是童子功，很多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回族间交谈会使用许多汉族完全听不懂的词，不过就算是中东地区的人也未必听得懂，早就走音了。比如朵斯提（穆斯林朋友）、乜贴（心愿、施舍）、主麻儿（周五聚礼）、出散（赠予或施舍）、古那海儿（罪过）。在和汉族的对话中，回族也会沿用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比如称“死亡”为“无常”、“上坟”为“游坟”、“猪肉”为“大肉”等。玛玉最早学会的是“属霉”和“伊不里斯”，这种大人间夸张地议论别人的闲言碎语最吸引她的注意。前者源自波斯语，意为“倒霉”或“长得丑陋”，后者源自阿拉伯语，意为“魔鬼”。
有一点玛玉很清楚，她从小就不是无神论。家里老人有句口头禅：“我的主啊！”特别是姥爷，惊讶了、疲惫了、感慨了，都会说这句。一个头戴白色礼拜帽，留着胡须，高鼻梁、深眼窝的老人，呼唤着“主啊”的情景，是玛玉童年时的重要画面之一。她很快也学会了呼唤主名，后来学了英文“Oh My God”，玛玉心想，我早就会这么说了。
姥姥说，你做的每件事，主都看着呢
玛玉的姥姥穆娜于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清东陵附近。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听家里人说，穆娜爷爷的爷爷，当年救过康熙的第十四子允禵。十四王爷曾与雍正帝争夺储君，后来雍正夺了其兵权，令其在东陵守陵。
穆娜家祖辈一直以开清真饭馆为生，家中男丁均可保证每日五次礼拜。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中学童都会去附近的礼拜寺（也称“清真寺”），跟着阿訇学习。阿訇教穆娜用阿拉伯语背下至少三分之一《古兰经》。如今多半都忘记了，但她仍旧记得清真言，翻译过来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穆娜的学习在12岁时中断了。一是女性读经读得再好，也无法做阿訇，上升途径有限。二是时逢日本侵华战争，家里的饭馆没了生意，她要帮家里捡柴火。
令穆娜遗憾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没能去礼拜寺学经，无一会背清真言。文革开始后，回族风俗更是被视为封建迷信。穆娜担心他们长大后，心中再无真主，甚至丢弃信仰。要知道，信仰伊斯兰教可是回族的“根儿”。
回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公元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经海路抵华，在沿海城市定居、建礼拜寺，并和当地人通婚。到元朝，西征的蒙古军将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送到中国，由此形成回族的主体人群。他们流动到中国各地，和当地人通婚，开枝散叶。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统称为“回回”、“回民”，伊斯兰教亦被称为“回教”。准确的说，回民并非一个民族，而是多个民族与中国本土民族通婚的后裔。
1949年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民族和宗教分离。摄：Imagine China
1949年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民族和宗教分离。1956年颁布的《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指出：“今后对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伊斯兰教’。”回族被正式确立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杨静仁提出，“要消除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和宗教特权”，包括五项措施：民族宗教分开；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开；宗教和行政分开；宗教和教育分开；党内外分开。
接着，中共统战部召开会议，提出将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宗教节日转变为民族节日，阿訇作为社区宗职人员，不得干涉行政、教育。就这样，以往作为政治、宗教、文化中心的礼拜寺，逐渐卸载了其在回族社区的多项功能。正因为此，穆娜的子女都未去寺院里学经。
同一时期发生的“反右”运动对伊斯兰信仰造成巨大冲击。全国九成的礼拜寺被毁灭。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大批阿訇和信众以“反革命罪”和“反革命预谋叛乱罪”遭到逮捕。以北京市为例，1958年之前，北京有礼拜寺146座，运动过后仅剩17座，阿訇亦由111人减少到25人。
随后而至的文革更是对信仰造成全方位破坏。以“破四旧”为名，全国不少曾被重点保护的礼拜寺被破坏，伊斯兰教经典被焚毁。更离谱的是，在宁夏、青海、云南等地的回族聚居区，均爆出“革命委员会”强令回民农家养猪、要求阿訇在大礼拜寺内养猪的事件。穆娜有次探亲回老家，发现乡下的回族亲戚都被迫在后院养了猪。
在牛街等回族聚居区，也出现“消灭伊斯兰教”的标语。回族的诸多习俗被批为“封建迷信”，一度被强行禁止。丧葬习俗也受到冲击。回民讲究土葬，但文革时期，回民公墓一度被关闭。
穆娜为人公正，做事干练，在回民社区中威信很高，文革时期更是保护了不少人。有一天，一群红小兵（编按：文革期间的少年儿童组织，配合红卫兵造反）批斗一位被儿媳妇“揭发”的老先生。穆娜路过时，红小兵正向被打昏的老先生头上泼凉水、准备继续打，被她厉声喝止：“住手！再打就死人了！”。
穆娜身体壮实，怒目圆睁，气场强大，年轻的红小兵竟被吓跑了。很多年后，穆娜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提着几斤羊排、一盒点心，开门就对她说：“感谢您当年救了我一命，否则我早被打死了。”
穆娜常说，每个人肩膀上都站着两个天使，把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给记下来，一个记你干的好事、一个记你干的坏事，将来上天再算账。“为主的都看着呢。”她说，不要怕人，要怕真主。
文革后期，很多知青在返乡时遭遇了重重阻力，穆娜四处游说，协助十几个在东北的知青返京。但公正善良如穆娜，亦未能阻止文革殃及自己的女儿。
[…]信仰真空，“我们都快成了‘户口本上的回族”
葬礼，是北京回族保留最多伊斯兰教色彩的习俗。准则是速葬、土葬、薄葬，不问风水，不嚎啕大哭。
玛玉家的一些老人，对生死看得很开，按现在时髦的话说，早就实践了“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既然都是真主的安排，也没必要在医疗尽头费力挽留，不如让病人平静离世。在弥留之际，若能安排阿訇代做“讨白”（用以忏悔一生罪过，祈求真主宽恕，得享天园福乐），并亲口念清真言最好，若无法言语，应由家人代念。
玛玉表舅治文的父亲归真（去世）。治文一家将父亲送去马甸礼拜寺做各种清洁仪式。亡人被盖上印有经文的白布单，摆放时讲究“头南足北，面朝西倾”，头前点着香炉，气氛安静肃穆，没有哀乐，没有哭丧，也不设花圈。前来参加葬礼的人，每人头戴一顶白色礼拜帽。夜晚，亡人的男性至亲要通宵守夜，在大殿前传经。这之前守夜者要先在礼拜寺沐浴更衣，守夜时不可喧哗哭闹，亡人头前的香炉亦不可熄灭。
久违的仪式感令治文感到恍惚。治文在体制内工作，是党员。在单位时除了公开表示不吃猪肉，行为举止没有其他信仰特征。与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并没有认真想过保持回族生活习惯和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关系。
在那安静的一夜，治文回望自己的一生，开始思考信仰的意义：
“其实我仅仅是不吃猪肉，从来没有过信仰。这世上有没有神？谁是真神？我不知道。”
那之后，治文尝试自学《古兰经》，但缺乏教导的经书毕竟难啃，治文觉得在追寻的路上非常孤单，了解信仰的途径非常有限。他曾想过把孩子送去穆斯林寺院学习一下，为此特意去了一趟甘南回族自治区，却看到大量早已中国化了的礼拜寺，飞檐翘角、绿瓦红柱，经文阐释中大量使用儒释道用语。
治文觉得自己对待信仰的态度若即若离。他似乎生来就该有信仰，但在整个文革和后来的求学工作中，又被灌输并接受了无神论。可家中重大仪式仍会请阿訇念经，向真主祈求。在这种“无神”和“有神”的拉扯中，治文小心翼翼地和自己的回族身份相处，不敢多想，有时干脆保持麻木。
在另一次穆斯林葬礼上，玛玉第一次和治文交流了信仰问题。治文说，他很看不惯如今家中有亡人入土或周年游坟，都给阿訇包个大经礼（红包）。玛玉非常意外，家中从未就宗教仪式和规矩有过任何讨论。治文说，他虽然没有通读过《古兰经》，但查阅资料得知，按照教义，乜贴（施舍）首先应该给穷人、孤儿和有需要的人，并不是给阿訇。“现在可好，烧饼、油香、钱，都给阿訇了，平时却不见赒济穷人。”治文说，念经其实也不能都请阿訇代劳，应该自己在家念，但现在谁也不会了。
玛玉也觉得，每次去给家人游坟，看到家人给阿訇包经礼，让阿訇念个谁也听不懂的经，都觉得很抽离。“我总觉得回族的信仰应该更加超越，但在现实中却感到越来越像汉民烧香拜佛。”
与治文不同，在身份危机的折磨下，玛玉从小就开始思考终极问题，追寻信仰解答。生在穆斯林家庭，她从来不是无神论。一半的汉族血统令她比家里的同龄人更有空间去探索伊斯兰教之外的信仰世界。
玛玉看到，北京的回族正遭遇空前的信仰危机。
玛玉的回族亲戚众多，不少居住在牛街、常营、回民营和康营等地。这些地方大多已被拆迁，通过政府占地补偿款，有的成了富裕的“拆二代”。玛玉的同龄人不少已放弃回族的饮食习惯，在父母面前装乖，在外面早已无拘无束。
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的牛街还是一个封闭的，以礼拜寺为中心的伊斯兰信仰社区，那么五十年代后，牛街逐渐开放，人员开始流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单位制的普及，回民也被吸纳进行政等级，礼拜寺再也不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和民间权威。从佩华上小学起，回族的教育已交由国家管理。
在单位工作的回族，更不可能在斋月每天把斋，每日礼拜五次。按规定，开斋节时，回民可享有一天假期。但若以这个理由请假，领导通常不会批准，甚至说：“那谁谁也是回民，人家怎么不请假，就你特殊？”
只有穆娜那一辈人，还在坚守回族的传统。穆娜家里向来挂着从牛街买的伊斯兰教挂历，清晰地标注着古尔邦节和开斋节等重要日子。每逢开斋，穆娜都会自己炸油香 （回族传统食品，类似油饼，逢节庆、红白二事、纪念先人时的必备食品），送给亲友。但佩华这一辈普遍不把斋，不知道何时是斋月，也不过任何伊斯兰教节日，倒是像汉民一样重视春节。
“姥姥那一辈都有信仰，父母那一辈都没信仰，我们这一辈普遍迷茫。”玛玉解释。
这种迷茫和周围人的无神论又不一样。玛玉这一代，听着祖辈“主啊主啊”的感叹长大，又听着父母说“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但他们既会入党，又会在家人的坟地上跪下、听阿訇向安拉祈求。
玛玉高中时出国留学，在海外的基督教华人团契接触到基督信仰。在和佩华通电话时，玛玉感慨：“他们（基督徒）的信仰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指引和影响，无论是生死、罪恶，还是痛苦，甚至是每天的琐碎生活，他们的信仰似乎都是活的，总在和上帝互动。”
当然，这都是玛玉个人的观感，她从不敢跟家中其他人交流信仰，只敢对母亲佩华讲。佩华说得更加直接：“我们都快成了‘户口本上的回族’”。玛玉愈加难以看到北京回族后代的信仰内核——除了越来越难做到的不吃猪肉，几乎和汉族没有明显差别。
只有九十岁的穆娜依旧感叹“我的主啊”。每当上下楼梯或出门，穆娜都在心里向真主祈祷，还会念一种“可以让魔鬼退后三百步”的经。
2018年的开斋节，穆娜让家里的年轻人有空做做礼拜、去给阿訇包个经礼，但没有一人搭茬。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名字皆为化名）
本文参考材料： 1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2] 《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宗教制度概论》，勉维霖，1997 [3] 《回族民族内婚制度探析》，马平，1995 [4] 《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良警宇，2006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