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GOCN丨有种

作者 | 薛秦

7月11日传来一个好消息，女职工告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案一审胜诉。这是去年#MeToo浪潮中第一个胜诉的案子，也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在去年底写入民事案由后中国第一个用“性骚扰”案由得到受理并胜诉的案件。这给低迷的#MeToo运动带来一丝动力。

第一个胜诉的#MeToo案当然激励人心，尤其是在审查和打压下#MeToo运动步入低潮、不少受害者曝光后被对方反告“名誉侵权”的时期，这一胜利不仅是对受害者打破沉默的鼓励，也将激励运动士气，带来生机。而且，法院判决对“性骚扰”作出的较为具体的界定——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意志，实施带有性暗示的言语动作，给对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对以后的司法审判也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

插画：米果

然而，兴奋之余，案子的限制和遗憾也十分明显。法院虽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性骚扰；然而，却驳回了原告要求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既然认定了“造成精神伤害”，为何驳回精神赔偿金？这种“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的惩罚不过隔靴搔痒，与受害者三年来无法释怀，甚至放弃自己公益理想的伤害不成比例，还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与他国动则百万的补偿金对比，简直是讽刺。

美国是最早提出“性骚扰”法律概念，并为反性骚扰立法的国家。美国法律对性骚扰案件多采取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是加重赔偿，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惩罚性赔偿，目的是针对被告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对被告处罚以防止再犯，同时也惩戒他人。实际上，惩罚性赔偿也是针对，被告精心计算收益大于赔偿而作出的侵权行为。

美国把惩罚性赔偿应用到性骚扰案例中，一定程度能够说明，如果性骚扰他人，可以用极少的赔偿或廉价的道歉来摆平，那么，有权有势有钱者则会更加肆无忌惮。

在#MeToo中被曝光的不管是刘猛，还是陈小武、张鹏，这些施害者都是惯犯，多次甚至数年来持续性骚扰他人。受害者轻则自尊心受挫，情绪低落，抑郁，重则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长期用药，甚至有人有自杀轻生倾向。种种精神损害皆由受害者自己承担。

性骚扰案子中受害者受到的精神损失，岂能被忽视、驳回？毫无疑问，实施比“赔礼道歉”更为严厉的惩罚，才能一来补偿受害者精神损失，二来让施害者知道其严重性和危害性，起到惩戒作用。

另一大遗憾是，被告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也被驳回。法院判决认为，被告的“性骚扰行为是个人行为”，被告单位“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所以不支持被告单位的连带责任。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性骚扰受害者有权向用人单位投诉；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更明确，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则直接规定，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性骚扰事件中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些法律条文让“雇主的连带责任”有依有据。

刘猛案件中，女社工遭受性骚扰后立刻联系单位负责人，负责人没有及时处理，甚至是冷处理；女社工求助同事，也被以“你可能想多了”打发。在北航陈小武以及中大张鹏案子中，学生们同样求助了学校，同样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这都造成一种“敌意环境”。

在美国，若雇主/学校没有尽到责任，为员工/学生缔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或者是职工/学生举报、求助之后没有及时调查、处理，导致“敌意环境型”性骚扰，雇主/学校将成为被起诉的对象，承担连带责任。

美国法律对雇主/学校时常也会采取惩罚性赔偿，以求真正起到惩戒的作用。美国加州2012年一起性骚扰案中，护士持续遭遇性骚扰求助了医院，但医院没采取有效处理，最终护士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医院付出1.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和0.427亿美元的工资与精神损失赔偿。

因为雇主/学校承需要担连带法律责任，付出高额的赔偿金，这促使了美国不少用人单位和学校都出台各种反性骚扰机制、建立对应组织和开展相关培训，相对有效起到惩戒和教育作用。

刘猛案胜诉，值得肯定和鼓励。回看#MeToo浪潮中的大多案子，路途仍艰辛。

先不谈网络上、现实中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等污名化，这需要长期的意识提升和文化倡导。就看走上司法渠道的案子中，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弦子被朱军反告“名誉侵权”，弦子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起诉朱军，今年1月立案后至今迟迟没有开庭，哪怕弦子与律师电话致电催促，仍总被推迟，半年期限过了延期开庭也没有书面通知。

Github上中国#MeToo运动资料

实名举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区副总干事周非性骚扰的王琦也被起诉名誉侵权，案子去年年底开庭至今未判，而当事人王琦被要求不能再透露任何案情，更不能再提及对方名字。

帮学生曝光徐钢性侵案的王敖，反被徐钢告上深圳法庭，要求百万赔偿。王敖一方申请了公开审理，开庭当日，却接到法院电话，徐钢一方申请不公开审理，需要合议再行决定；此外法院纵容徐钢更换律师却没有规定提交合法有效授权证明，引起王敖律师万淼焱愤然退庭，案子一再押后。

而帮助朋友发文揭露性骚扰的邹思聪和“我是落生”也都被对方反诉名誉侵权。同样是，前者们都申请公开审理， 后者们都拒绝公开审理。

不难看出，司法渠道上，受害者想要立性骚扰案件，总会遭遇重重阻碍；反观被控诉者则提出名誉侵权，轻易立案，动则要求百万赔偿（对比受害者提出的赔偿总是少得可怜）。是法律存在缺陷，没有操作性、实施性，还是执法者、释法者意识、观念甚至能力出了问题？或者两者皆是？

笔者认为，推动反性骚扰立法，加强防治性骚扰倡导，出台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才是解决之道，而这一切需要更多的成功个案来推动。刘猛性骚扰案这个判决值得肯定，有其开创性和象征性的意义，但远远不是反性骚扰行动最终的胜利。

本文作者薛秦系独立记者，作品包括《中国Me Too一周年：历程、成绩与限制》、《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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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①刘猛性骚扰案：“一天公益”创始人、成都市社工库专家刘猛于去年被举报强抱女员工，随后被曝被性骚扰者不止一人。

②陈小武性骚扰案：2018年1月1日，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并公布相关录音证据。

③朱军涉嫌性骚扰案：去年，弦子举报四年前实习期间被朱军在化妆间性骚扰，并称四年前报警无效。举报文章当时发出一度“被404”。

④周非涉嫌性骚扰案：当事人王琪通过新浪微博用户@洛女王cheche 发文，指控WWF周非性骚扰。WWF其后回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不公开调查报告。

⑤邓飞涉嫌性骚扰案：至少5名网友举报邓飞性骚扰行为。微信公众号 “黄章晋”“邹思聪”于去年8月刊发匿名文章指控邓飞性骚扰。邓飞回应退出所参与及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会同律师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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