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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宏超    来源:远方不远

重大灾难期间新闻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本文将带来一位湖北某市疫区一线记者的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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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兄在湖北某市的日报社做了6年记者,大年三十那天他在乡下老家刚吃完年夜饭,就接到了回单位紧急待命的通知。当时该市的确诊人数在湖北省排名前四,属于疫情重灾区。

重大灾难期间记者的使命感也远胜平日——此时的报道可以救人。接到任务后陈兄匆匆赶往市里,担起了去一线采访的任务。所谓一线,指的是记者亲赴现场进行采访报道,奔波于医院、基层社区、政府等单位。

大年初三那天,陈兄第一次前往医院采访。出发前他给报社主任报了3个选题:1,报道一对在同一医院的医生夫妻;2,去医院食堂看看医护人员和病人们吃的怎么样,物资供应存在哪些问题;3,了解医院的防护物资短缺情况,并呼吁支援。

陈兄的这三个选题,涵盖了医护人员的精神、医院的现状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属于有价值的灾难性报道。但最后主任只要了第一个选题,即正能量报道,对另外两个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的选题视而不见。

对于第一个选题,主任还要求将那对医生夫妻写成“慷慨赴死”的典型人物。为了进一步突出人物形象,主任建议陈兄“合理编造”煽情情节,比如这对医生夫妻在得知疫情严重后主动写了请战书,按上了血手印。比如他们对孩子说:“爸爸妈妈去医院打病毒怪兽了,打完了就回来陪你玩。”

疫情期间,塑造典型成了陈兄所在湖北某地媒体的报道重点,报道中的人物被描述成“主动请愿牺牲”的无人性形象,并且掺杂着不少虚假事迹。不仅是医护人员,连医院的保安都摇身一变成了自发战疫的斗士。

陈兄所在的湖北地方媒体并非特例,比如武汉晚报就曾有过更加令人汗颜的报道:护士流产10天后忍痛奔赴一线。

医护人员本该是被关怀的群里,但在某些湖北媒体的笔下,他们的牺牲沦为了廉价的宣传工具。仿佛塑造越多的英雄人物,就能掩盖防控不足暴露出来的问题。

为了抓典型,市里大医院的主治医生挨个被报社、电台疯狂采访,主任巴不得陈兄每天都去重症室或者和医生视频连线。有一次陈兄和两位电台记者一起去医院红区采访(重症患者诊室),需要穿防护服才能进去拍摄。电台记者用了两套防护服进去拍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医院给陈兄也准备了一套,但陈兄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医疗物资严重短缺,我不想为了拍一个画面浪费一套防护服。

一边是医护人员忙得顾不上吃饭、无法上厕所在裤裆里塞尿不湿,另一边则是地方媒体为了宣传典型事迹占用医护人员时间、浪费医疗资源。地方媒体以满屏正能量来营造一副“没有问题,只有感动”的景象,不仅是在给医护人员添乱,更是一种严重的新闻价值取向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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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的报道越多,陈兄就越觉得心慌:作为一名记者我本可以通过报道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说白了就是整点有用的。但现实却是报喜不报忧,问题都捂着,丧事当喜事办。

说到“整点有用的”,陈兄发现农村的疫情防控暴露出很多问题,他想做一次深度调查报道。比如陈兄所在的村子有七百多户人,有很多村民是从武汉返乡的,但村里只有一个卫生室,该卫生室唯一的乡村医生连口罩都没有。当防疫焦点都放在城市时,乡村的医疗情况被严重忽视了。

然而报道类似的实际问题并不符合地方的宣传价值观,与此同时陈兄所在城市却不停地开“成功经验总结会议”。继大篇幅宣传正能量事迹后,写会议稿成了目前陈兄的主要工作。

重大灾难期间,舆论监督才是新闻报道的灵魂。记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一线采访报道,更应该以反映问题为方向。但遗憾的是,像陈兄这般怀有新闻理想的地方媒体记者,发现了问题也无法进行报道。

2月9日环球时报的一则报道引发了巨大反响,记者们拍下武汉市一辆装满重症患者的公交车,出现严重的组织协调问题。这篇报道引发了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对武汉市政府的严厉责问,相关负责人被约谈训话。

这样的报道才是人们所期盼的,这样的媒体才是新闻机构该有的样子。就像陈兄说的那样:整点有用的,因为灾难时期的调查揭露可以救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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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等中央媒体对地方有行使监督调查的权力,但疫情至今湖北的新闻媒体并没有做什么调查报道,甚至出现了“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的评论文章。

是湖北的媒体和记者们不想报道问题、解决问题吗?是陈兄的报社主任心甘情愿报喜不报忧吗?我想并非如此。

上一篇文章中,我写了一位自愿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武汉市民高宇。武汉市长江日报也曾对高宇进行了采访,但稿子却没有通过上级宣传部门的审核。长江日报的记者在和高宇的聊天中解释了稿子被毙的原因,如下图红框中的文字所示:


(武汉)ZF认为民间组织接送医护人员对他们是一种抹黑,于是稿子被审核不发,而报社和记者对被毙稿一事无能为力、无法控制……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有如下庄严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我们期待着新闻媒体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期待着陈兄们能够实现心中的新闻理想: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但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地方媒体监督地方政府,谈何容易。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是《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辞中的一句话,一度成为中国记者的座右铭。不要让那些抱着一腔热血奔赴一线报道的记者们,却成了最无力、最悲观的人。

在疫情一线奔波了二十多天,陈兄彻底厌倦了写那些“抓典型、搞总结”的文字。目前他已经考虑疫情结束后辞职了——“现在是灾难时期,我会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我愿为新闻理想而死,但不愿为写假大空的新闻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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