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崔卫平相识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小群曾在《诗刊》当过一年编辑，崔卫平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没有房子，她只好和先生暂住《诗刊》编辑部。我们在这样的场合见了面，但谈不上更多交往。
1990年代中期来往渐多。当时，我们住在新街口一带，她住在小西天，距离比较近，走动比较方便。崔卫平喜欢写文章，我先后为几家报刊做兼职编辑、策划，免不了向崔卫平约稿。
王一方在青岛出版社策划了一套《野菊丛书》，第一辑六种，其中有我的一本《尊严无价》。丛书投放市场后，反应良好，于是王一方约我策划第二辑，再出六本。小群的右派系列采访文章编为《凝望夕阳》，成为其中之一。崔卫平反思知识女性的随笔，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也约她自编一本，取名《带伤的黎明》。她后来出了很多文集，这本是最早的。加上蓝英年、林贤治、马斗全、程映虹四人的文集，合称“野菊二集”，于1999年初问世，读者也很欢迎。
崔卫平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文艺理论。不少社会热捧的明星，都是她授过课的学生。但因为她不看电视剧，对于学生的走红，往往全然不知。她更关切的是另一类影视。世纪之交，独立电影在中国悄然兴起。崔卫平、郝建等教授，成为热心的扶植者。当时，不少独立电影人拿着没有机会公演的作品，寻求崔卫平的帮助。崔卫平就在自己家中，邀请朋友，小规模观看、研讨。我们有几次应邀参加。印象最深的是胡杰放映了《寻找林昭的灵魂》。那是最初的版本，一些电影界朋友，从纪录片的专业角度，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改进意见。我则从思想上引起了深度共鸣，由此和胡杰成为好友。还有一次是王超放映他自编自导的第一部故事片《安阳婴儿》，我们也很受感动。由此让我们感慨，中国编导不是拍不出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故事影片，而是这种影片很难通过审查，和广大观众见面。
崔卫平和唐达成夫人马中行是电影学院的同事。马中行比崔卫平年长20多岁，但她们关系处得很好。唐达成去世，马中行精神上受到重创，崔卫平常去宽慰她。陈为人撰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这本书定稿前，我和崔卫平都参与过意见。整体上都给予好评。但尾声《病中吟》写得十分悲怆，马中行因痛苦而不能接受，要求删去。她请崔卫平把关，得到了崔卫平的支持。我主张保留尾声，和崔卫平当面争辩。后来张凤珠和赵赵也表达了和我同样的意见，这才保留下来。
我还和崔卫平参加过有关大学人文教育的活动。几度聚会的余兴，她翩翩独舞，令人难忘。环境再严峻，她都力求积极生活，乐观应对。
崔卫平是《李锐口述往事》的最早提议者。那是2002年，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建议和李锐老做口述历史。李老早就有此想法。我和他联系后，一拍即合。崔卫平和我一起去木樨地李老家中谈了几次，她先生王绥琛摄像。后来，她有别的事，没有再参加。王绥琛将录音文件转交于我。我又继续录音采访。文稿曾搁置数年，最后李南央参与，终于推动李老在96岁时定稿完成。
崔卫平还参与了很多有影响的公共事务，这里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说，那就是她把一些东欧思想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思想资源。她译的书包括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文集》由李慎之作序，《通往公民社会》由何家栋作序，但都没有出版机会。李慎之在序言中说：“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李慎之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崔卫平。李慎之去世后，她不但写了悼念文章，还把《哈维尔文集》自印出来流传，影响了老中青几代热心读者。包括哈维尔本人，生前得到了这样印刷的中文译本，后来又见到崔卫平本人，也格外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