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记者卢斯达;摄/Nasha Chan】
8月10日,周庭在大埔家中被国安处拘捕。本地网络爆炸,日本的政客、明星、名人、学者纷纷在twitter 上表示关注,更疑似动摇中日之间外交形势。23岁的周庭,毕业不久、不是议员,却在网络上(特别是日本)声量巨大;仅一身被捕,已经是一条被动的舆论战线。
终于约到保释后的周庭,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但看得出她还是惊魂未定。作为第一批在《国安法》下受害的人,这亦是无可厚非。周庭说话十分自持和小心;每一句说话,似乎都经过自己的重重思考和检验。就像年轻一代的普遍情况,在不正常时势长期折磨下,周庭的音容脑袋,早已不是一个懵懂的年轻人。
关注也许卑微但还是很重要
虽然被国安处拘捕之后又获释,但周庭最近又在街上摆街站讲全民检疫,再被警察包围,最终票控。周庭「非常顽固」,不怕?没想过暂时淡出,避避风头?
她说:「《国安法》之下,好多政治人都会变得谨慎,行动上、用词上都是。我也是,我也变得谨慎……不过那个街站是讲全民检疫、健康码,这些也是迫在眉梢,很需要我们关注。『关注』二字,听来很卑微;但在这个严峻时刻,很多之前能做的事情,都未必做得到,所以更需要持续关注。最近快必被捕不能保释,你会看到政权在试水温,他们在尝试拘捕知名度不是最高、不是最中心的人,看大家反应如何……」
她顿一顿,继续说:「但看来现实就是,(民间)反应不太大。12 位在中国被捕的朋友获得的关注也是。坚持地、持续地关注这些事,好像很老套。因为事情发生久了,多了,就会习惯,我们会想回去日常生活。大家心里面都是愤怒的,觉得不合理,但亦有想放弃愤怒的念头。关注二字好像很卑微,但最近这两星期发生的事,令我觉得这卑微的关注才是最重要。」
周庭的构成
周庭自言参与社运已经8年,这等于她至今⅓ 人生。当初是如何开始?点解你会在日本咁红?
她笑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何在日本会红)。刚刚参与社运,只是看到学民思潮的网上文宣,发现跟自己相近年龄的人,在做着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事。当时自己只是一个废青,返完学就回家看动漫,但他们除此之外,还做着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当时参与的念头就如此单纯,一开始对政治亦不是热衷;一直以来对日本很感兴趣,在学民时代之前已经是。自己开始讲日文,也是因为『雨伞』时一些日本记者的访问,所以周庭的构成,看来就是『日本』和『政治』。
「人生第一次去日本,是2015 年年尾。当时是一位日本的大学教授邀请我去做学生交流。当时大家都记得,雨伞失败,或可以说是雨伞无功而还,社会充斥无力感。当时我的日文程度,只是生活上可以沟通,用来讲政治还是麻麻,所以还要翻译。那次之后,慢慢开始认识日本的记者、学者,也变得可以沟通得更深入。 」
公众周庭及私人周庭
暴得大名,理论上总是带来压力。我们总是听过很多普通人暴得大名之后,像EVA 一样暴走、无法适应等等。周庭是否有过这情况,也许不详,但在她看来,「公众人物」和她自己虽然有距离,但也不是非黑即白,自己也没被「公众周庭」骑劫。
「公众人物就是要接受,别人对你有一个既定看法和定位,有时未必跟自己想呈现的一模一样。因为年轻政治人物不多。自己都可能有些特别之处,不过我近来也开了Youtube channel ,里面通常是展示非常日常的我。你说作为公众或政治人物的压力,当然是有,在街上会被人认得、被人跟踪是一定有;所以我比较少一个人出街,很少坐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坐uber 或的士,也因此很少自己一个出去行街、一个人买化妆品,最近我的生活都是宅在家,不过面临这些的也不只有我。
「至于『真实的我』和『公众的我』,也是交杂在一起。我在中四中五已经开始参与社运,公共和私人面慢慢变得一体。周庭的自我虽然不是100%在镜头前呈现出来,自己都会有私人生活和情感,但公共的我其实是跟私人的我混在一起。因为《国安法》被捕之后,我跟日本媒体说,当时想起《不协和音》这首歌,令日本都很有反响;但我表达这些不是为了满足媒体需要soundbite 或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宅宅。」
不后悔但会痛苦
我们都生活在沟渠,不能谈到具体案情,但周庭坦言对自己被捕原因感到费解。谈到那一次经历,她说:
「自己有几次被捕经验,这一次警察的面口特别凶恶。国安来拍门,似乎快要爆门进来,所以我就开门给他们。到后来我的家人才下班回来,见到十几个警察站在客厅,应该是吓坏的。」
周庭在2018 年参加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希望重夺罗冠聪被DQ 后的议席,为了这事,她放弃了因为家人缘故而得到的BC(英国国籍)。一直以来,家人怎么看这个女儿?当时放弃BC,事后看来有没有后悔?
周庭说:「家人心情,当然是复杂矛盾和担心我,我们都知道我面对的状况会越来越严峻。当年参加补选,对我和家人都是一个关口,而且我也是因为家人才拥有BC;国安爆门也是等于进迫到家里。至于放弃这些值不值,是不能计算。我们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当你抵抗的时候,作为无权者,必然会牺牲。在那个(参加补选)时空,不能预计未来的事。想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
「我是一个在政治上不后悔的人;虽然在生活上我经常后悔。」她说:「对参加社运,没有后悔。当刻(被拘捕时)当然会好痛苦,害怕会坐监,害怕那一刻是否最后一次见到家人,是否最后一次食这餐饭。怕出不了来,但那种情绪不是后悔。在政治里面,后悔可能是因为『如果当年我没有做某些事,情况可能就会好点』,但反过来说,你也可以想,『如果当年有做某件事,情况可能就会好点」,这会没完没了。想做、应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我始终是这样想。」
不过,作为现时少数被指触犯《国安法》并被拘捕的受害者,周庭亦同意,自己的个人经验很难向太多人分享。「我的性格比较孤僻。」她说:「知心的朋友,的确不是太多。虽然过去要跟很多党派的人social,要跟很多人维系关系,作为公事我是可以处理到的,但我是一个孤僻的人。」政治压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困难和情绪来到时,有时都只能自行解决,自己转移注意力。」
我和大家的迷惘都一样
在镜头前的周庭,总是呈现出温和及充满「反差萌」的形象;在网上,也极少看到周庭「爆seed」、批评别人的时候。是本身不喜欢争论,还是有意识地觉得自己这个身位,不应该过度介入某些讨论?什么会令妳愤怒?
「愤怒是必然有的。」她想了一下,又说:「因为(政治)打压,自己都有承受。去年,对于警察的暴力、官员的嘴脸,第一个最自然、最人类的反应,不是去想下一步,而是愤怒。」然而网络上的公众人物,往往就是靠提倡「下一步」的分析、预测、甚至贩卖希望/ 绝望作为招徕,但周庭似乎多年来都不是这种类型。有人会问妳接下来应该如何吧?
她点头:「也会有人问我这类问题,但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也不能靠估,把口讲出来就有责任。对于政治形势,我们也会很苦恼。我和大家的迷惘和苦恼都是一样。我在对外发言都是谨慎,自己有政治判断,但未必会公开讲,因为我未必准未必会中嘛。自己的身位必须要谨慎。如果公开讲了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会相信,我不想误导别人。」
这个取态,也包括近来的民主派议员是否接受人大委任,至少做多一年议员的争论。虽然也许对经过生关死劫的受害者来说,议会并非最大问题。就像罗冠聪在海外说,议员是否接受委任,对于国际对港态度应该没有决定性影响。
「路线之争的争论过程,我觉得是重要的。」周庭的分析是这样:「的确我一路以来都很少讲到明,我很少讲到明自己是支持A 或B,我觉得路线之争不是二元的,可能两条路线都需要。几年前或之前都有和理非和进取路线之争,其实两边都是需要的。你要吸纳更多群众,又要向政府进一步施压。路线之争中互相驳斥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作为一个在白色恐怖之下被打压的人,对我来说,接受委任与否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选择抵制或不抵制,而是你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不是正在做有贡献的东西。你选择抵制(立会延任),但你坐着都不做,也没用;反过来说也不是有了议席,就自然代表有用,也不是。纯讲抵制不抵制,意义不大。议会当然仍有它的价值,但其实是一个局内人的抗争意志的问题。」
日本人很少思考「是社会和政策制造问题」?
周庭应该是近世以来在日本最知名的香港人(之一),在她接触日本的经验之中,日本对香港和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庭先戴了一顶头盔:「我也不是日本通啦……只是在自己经验中,日本一般大众,在反送中之前,不太知道香港是什么、在哪里,也不知道香港是不是一个国家、香港跟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香港在他们内心的既定形象,就是李小龙、成龙、陈美龄(刚好又叫Agnes) ……日本社会非常政治冷感,对于自己社区的事情可能都不太关心。这里当然也有历史的因素。」
有人觉得日本亲中起来也很亲中,周庭说:「又不能说是『亲中』,而是日本人有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就是『不可以替人添麻烦』。当一个问题发生,他们的文化是个人先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错,所以他们很少会归咎『社会/ 政策有问题』。认为社会或政治影响人,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似乎不是日本的主流文化。香港示威模式越来越进取,有些人可能就下意识觉得这样是给别人添麻烦。」
不过谈到日本,周庭也终于比较放得开,没那么小心翼翼。
「每个国家都一定有社会问题。日本有劳工权益问题,有过劳死、上下关系男女关系不平等,但以『社会政策问题』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也不是理所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是受害者有问题。香港的主流价值可能是自由和公平公义,日本人最重要的价值可能是『和平』,以前打过二战,战争完结,很多人觉得和平最重要,但其实游行示威都并非破坏和平,但在日本人的眼中可能会倾向如此解读。所以我也希望透过介绍香港的事情,令日本人也知道人权和投票权等等不是理所当然;加上日本的民主是由上而下建立,由美国带入去。而事实上是在很多地方,争取民主和人权可能要流血,而且其实是很多人流了血都得不到。」
「当然,作为香港人,我从来没有觉得香港的抗争『太over』,不会。外媒很多时候只会播最juicy 的画面,所以为香港解释前文后理也是我(当时的)的岗位。 」
长期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最近因为身体问题而请辞。执政自民党正在选出新的总理大臣。以周庭看来,将来日本的对中政策将会如何?
「……中日关系的确相当暧昧,中日之间,对大家的国民和政治都会彼此看不顺眼,主要是历史问题,厌恶是存在的,但两者又觉得对方的经贸很重要,大家都是亚洲的经济大国;但日本以前一直不太认知香港的独特之处,没人问过我觉得钓鱼台是归属哪里。日本有三个国家比较重要: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在2020 年春天本来打算邀请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但后来因为武汉肺炎和香港问题,这件事似乎搞不成。日本讨论这件事就很有趣,他们用『目送』这个词,而不是说习近平访问『取消』,这不一定是说他们亲中或害怕得罪中国,但日语或广义的日本文化,就是很喜欢把事情表达得很暧昧。例如日本人说讨厌你,不会直接这样说,而是说『不是太喜欢』。他们对一个香港女生也有这种文化期待,如果我用香港的方式来说话,在日本文化中看来就会比较粗鲁。这真是『文化差异』。」
周庭作为失传日本符号的倒影
作为宅宅,近来最喜欢的日本明星是谁?如果说要推介一套动画给香港人,有什么心水之选?
谈到这些,周庭说:「哗……这个问题,我会说我喜欢佐藤健。」因为什么?「说来好像很肤浅,也有因为他的外貌……」笑靥浅浅浮来,又转瞬正经起来:「如果说要推介一套动画,我会推介《PSYCHO-PASS》,有三季,基本上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讲一个社会里面,警察已经可以知道人的『犯罪指数』,犯罪指数如果高,可以预先拘捕处理那些人,如果指数特别高,甚至可以马上处决你……日本动漫其实有很多都反映现实,是灰色的,很喜欢的宅宅也未必会明白,原来这些故事在谈一些严肃问题。这部我翻看过两三次。因为最近有很多健康码、社会信用体系的讨论,所以在此时此刻,我特别推介。」
周庭在日本的宅宅之中,很有威望;懂得广东话、也与周庭相熟的日本「香港通」学者仓田彻则这样写她:
「……现在虽然女性工作在日本已很普遍,但女性参政仍是少见。……积极参政的年轻女孩子周庭对日本人来说是非常特别……这位「邻家女孩」忽然变成一位民主斗士时,日本人不得不惊讶。若是宅女,在家里看电视肯定可过快乐的日子,为何要冒险搞社运呢?这样有很多人开始对香港政治感兴趣,想知道香港民运的来龙去脉。」
也有评论用「政治的周庭」充满「反差萌」来解构她在日本为何爆红;有人重提历史上「赤军」的女首领重信房子,如何以「水手服美少女手持迫击炮」的形象传世,并且影响日本人至今。
或许,这个文化符号的确通过受安保斗争、「红色岁月」影响的上一代,渗进产出各种「战斗美少女」的动漫产业,隔代遗传到东亚观众的脑里。像宫崎骏动画的女主角、福音战士的驾驶员等等。今日的日本,特别是年轻人,大概是公认的政治冷感。「战斗美少女」在日本并不容易见到,却在香港存在,也许正是这点,令日本人觉得周庭既来自异国,又有莫名其妙而说不出来的亲切。
这当中的来龙去脉,也许就在2000 年代的香港开始。周庭自言性格孤辟,中学读女校,有很多被同学杯葛的不开心回忆。那时她没有太多人际关系,可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动漫,而日本动漫呈现的在现实里并不多见的「战斗女生」,也许就这样烙印在周庭的潜意识。
要做的事就去做但要万事小心
未来妳想走到哪里?
她想了很久,才说得出:「我会想,自己是不是没有未来的人呢。保释之后开的那次live,讲日本的时候也有感而发,我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几个月之后都看不到,明天会不会又有警察上门?12 月到警署报到的时候是否就控告我呢?我很怕后悔。不能说因此要『及时行乐』,只是说事情不能拖,要做的事情就要去做。每一日弥漫的不安和恐惧实在太多;不能很自然出街,很多事情不能如愿以偿,不只是政治,而是日常生活,也因为作为政治人物的限制,而做不到。」
她说,在早前的「警总案」早已被没收护照,所以亦没有认真考虑过离开与否。
有没有想过,其实反送中已经完结?
这个问题,她答得坚定:「反送中完结了吗?肯定未完,因为现在正是有12 个人被送中。这件事和这个价值会一直存在,有12 个朋友用这个方式在中国受审,现在面对不只是法律,而是生命的问题。形势比过去严峻,以前做的行动和参与都做不到。未来要如何参与民主运动,如何keep 住关注,是一个困难但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现在告诉妳,这是妳最后的公开发言,妳会对香港人传达什么讯息?
又是重重而长久的思考。
「国安拘捕我之后,律师曾问我有什么想对外面说。那个情况是会胡思乱想,当时没有太具体的想法。现在的话,我经常想对香港人说,要万事小心,要保重。因为现在的形势下,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都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要小心翼翼。嗯,就是万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