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自媒体“李中二”发文称自己花费五百元，“潜伏”进“上海名媛群”，却发现该群内的女性成员通过“拼团”的方式进入高端消费场所，或是“拼团”购买奢侈品进行照片拍摄，并以此在互联网营造自己的高端人设。伴随着作者以及转发的网友们对“拜金女”、“虚荣女”的痛斥，“上海名媛”已然成为一个新的负面性群体标签。
10月15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发布视频，指出应警惕对“名媛”一词的污名化。有学者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媒体传播中对女性的污名化正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从“绿茶婊”、“女司机”、“女博士”到“中国大妈”、“上海名媛”，无数针对女性群体的负面标签在互联网传播中不断生成，构成了厌女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是谁杀死了“上海名媛”？
“名媛”一词原指出身高门、才貌双全的女性，早在明清时期便已出现。民国时期，“名媛”一词右重新风靡于城市语境，其背后的意涵也往往与上等阶级或消费主义相勾连。八十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消费主义再度兴起，“名媛”又重现于日常语境。[1] 简而言之，“名媛”一词所指的女性，往往有着优良的出身、丰富的才学、财富与精致的外貌。但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名媛”正逐渐偏离原有的正面意涵，并逐渐滑向词义中负面的一端，这一过程即是对“名媛”一词的污名化。
民国时期画报封面上的女性
在探讨“上海名媛拼团群”事件时，沈奕斐指出了污名化的三个步骤：一、将群体中的个别特征放大，并将其负面化；二、把负面特征泛化至整个群体；三、将负面特征由群体对应至个人。在沈奕斐看来，污名化是歧视的一步。
在“上海名媛”成为热点并登上微博热搜榜后，不少网友纷纷加入了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与传播。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折射出了当下物质社会中女性过度拜金、虚荣的现状，也有不少网友纷纷开始“玩梗”，在抖音或小红书的女性用户创作内容下评论“这是拼多多拼出来的吧”、“都是拼的”、“不容易啊，花两百块才能拍一小时”。
“污名化”作为社会学概念，1963年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他认为“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而在对污名化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社会学逐渐将污名区分成不同的类型，比如精神疾病的污名、传染疾病的污名、性的污名、种族的污名等等。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指出，对女性的污名化是最直接的厌女症表现之一。在日常对话中，通过对女性污名的确认，即通过在语言中对女性进行歧视，男性之间达成了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热点事件中，“上海名媛”一词所指向的群体是否真实存在，依旧存疑。网友“雷斯林Raist”发文质疑该群存在的真实性，认为“40人拼房拍照”需要耗费的组织者精力是难以想象的。当“上海名媛”背后的真实群体模糊不清之时，这个被自媒体及网友所聚焦的词汇，更像是一把由虚空中挥向女性群体的利刃，一盆肆意泼向女性的污水。
该文的传播量远低于“上海名媛群”
绿茶婊、圣母婊、文艺婊、心机婊：落入夹缝的女性
中文互联网对女性的污名化早已有之，“绿茶婊”便是其中知名的一例。
“绿茶婊”一词起源于2013年“海天盛筵”事件，原指部分外表清纯却从事性交易的年轻模特，但在2015年1月，由“H.H先生”创作的漫画“连女人都无法容忍的女人”被搬上了微博，标题则被改为“鉴定绿茶婊”、“告诉你什么是绿茶婊”等文字。这组图片被网友大量转发，一时间成为热门微博。“绿茶婊”的定义也由此扩展为“看似清纯实则野心勃勃的女性”。[2] 并用在任何使用者认为符合条件的女性个体身上。在经过互联网对该词的广泛传播与网友的积极参与再创作后，诸如“圣母婊”、“文艺婊”、“学霸婊”等系列衍生词也井喷式出现。
网络时代，针对女性的污名化词汇仿佛无处不在。从“小姐”到“大妈”，从“女秘书”到“女博士”，当女性挣扎着躲过一次污名，下一次污名又迎面而来。
污名词汇所折射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厌女氛围。对女性词汇的污名化，往往集中于性污名（如“荡妇”、“婊子”）、物化女性（如“花瓶”）、对女性价值的贬抑（如“女博士”、“女司机”）等。也有学者认为对女性的污名化集中体现在对女性职业的污名、对女性特定行为的污名、对特定年龄段女性的污名、对具有一定程度文化的女性的污名。[3]
尽管许多污名化词汇在出现之时都有较明确的指向，但随着以网络媒介及用户对这些词汇的进一步传播和使用，已然构成一种性别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在部分负面标签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中被不断加深，如“女司机”开车技术差、遇事易慌乱，“女博士”是书呆子、缺乏性魅力，“中国大妈”素质低，喜欢占便宜等。
对女性的污名化最终往往从互联网蔓延至日常语言中。而当负面标签最终形成后，标签下的女性，再难为自己正名。
这也能打拳？网络热门议题背后的性别政治
除了社会潜在的厌女意识，女性污名化现象也与网络及媒体的助推密不可分。
倘若认真追究，“上海名媛群”中的拼单行为并非新鲜事。9月7日，微信公众号“废品加工站”曾发文剖析“淘宝朋友圈展示面”产业链条。出售此类“朋友圈展示面”的商家，往往盗取网络上他人发布的图片并兜售给试图营造朋友圈高端人设的男性用户，此外，还有不少拍摄机构提供拍摄“高端照片”、“打造高端人设”的服务。而这些“高端照片”、“高端人设”，则指向早已被曝光无数次的，以男性行为为主的“PUA”。但该文的传播量并不及“上海名媛群”，也并未产生类似的污名化词汇。
网络议题背后的性别差异，体现了内在于媒体中的父权力量。女性主义学者劳拉·马尔菲以弗洛伊德的“窥视狂”和“拜物主义”为理论依据，提出“男性凝视”理论，指出媒介为了迎合、满足男性的潜意识，物化女性身体来使男性获取窥视的乐趣，女性被看、被观赏，即作为审美客体和性对象供以消遣。[4] “上海名媛群”即是一个以指向男性受众，或代入男性凝视视角的受众（包括将男性凝视内化的部分女性）视角为出发点的议题。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媒介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热点层出不穷，传播者往往需要抓住议题中的关键词或将议题标签化，以求更广地传播。而迎合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标签，往往可以获得更大的关注。此外，网络媒介的即时互动性，也在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转发、二次创作、介入讨论的过程中，新浪微博的用户们对“上海名媛”一词的反复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其标签化乃至污名化的过程。
网络营销号对“上海名媛”的再传播
然而，网络议题的互动性，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反转歧视的可能。一般而言，在污名化的过程中，被污名的群体往往处于失声的状态，无法为自我正名。但在当下面对互联网议题时，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打破沉默，指出热点现象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上海名媛”等上热搜之时，许多女性博主表示不应对事件的女性进行谩骂嘲讽，并指出议题背后的厌女倾向，也有博主认为这类行为是对消费主义乃至阶级分化的解构。
正如沈奕斐所呼吁，我们应警惕对“上海名媛”乃至今后可能出现的更多女性词汇的污名化。事实上，“警惕”这一举动本身，背后所体现的即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便是反抗的第一步。拒绝标签，拒绝污名，选择发声的每一个人，都在让那一盆高高悬挂在女性群体之上的污水，无处可泼。
[1] 新京报书评周刊：《“拼单名媛”如一道芒刺，戳穿了消费主义的虚伪。》
[2] 苏瑶,贾广惠.“绿茶婊”及其衍生词女性污名化的危害[J].东南传播,2016(07):103-105.
[3] 兰悦. 网络传播时代女性群体污名化扩大趋势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8.
[4] 兰悦. 网络传播时代女性群体污名化扩大趋势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