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一直被视为影响民众的力量。在许多社会系统中，个人依靠对他人的观察来调适自己的行为、修改判断或作出决定。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们获取社会信息的便利。人们一面展开社会生活，一面经常不断地接触他人对政治观念、新技术或商业产品等的意见、建议和判断。面对同伴群体在给定问题上的意见，人们倾向于过滤和整合他们所接收到的社会信息并相应地调整自身的信念。在当下这个紧密联系的社会中，信息的社会影响在许多自发组织的现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文化市场上的从众效应、观念和创新的传播，以及流行病期间恐惧感的扩大。
与此同时，具备垄断性和宰治权力的实体拥有愈来愈大的能力塑造构成数字生活的关键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对数字生活的控制力日益减弱。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往往选择接受隐私的限制和狭窄的信息源。由此，政治或商业实体成为某些人群的有力影响者。人们会被“投喂”特定新闻和信息，社会上公认的／彼此同意的知识和事实要件被瓦解，社交网络技术（算法、自动化和大数据）的可供性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输方式的规模、范围和准确性。毫无疑问，这种影响人类行为的信息力量经常被滥用，以便散布伪传信息（d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或假新闻（fake news）。随着社交媒体和相关便利技术的出现，这些内容在生产和传播方面已经与严肃新闻在多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出现时尤其如此，因为危机时刻人们尝试获取更多的信息，也急需安放信任。
图：MS TECH / ENVATO
一、历史上第一场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
2020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称，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该词系“information”（信息）与“epidemic”（流行病）组合而成，特指“信息过多—— 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 这使得人们在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来源和可靠的指南”。9月23日，以WHO为首的多个国际组织更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是历史上第一场大流行，在其中人们大规模使用技术和社交媒体来保持安全、知情、生产和联系，“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赖以保持联系和知情的技术正在启动和扩大一种信息流行病，持续破坏全球应对并危及控制该流行病的措施”。联合声明指出，信息流行病是在线和离线信息的淤积，包括错误信息和伪传信息。前者会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生命损失。没有适当的信任和正确的信息，诊断测试将无法使用，免疫运动（或推广有效疫苗的运动）将无法实现目标，病毒得以继续蓬勃发展。后者则扩大仇恨言论，增加冲突、暴力和侵犯人权的风险，并威胁到民主、人权和社会凝聚力的长期前景。
“信息流行病”一词并非WHO首创，它肇始于新冠病毒的旧同类——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又称“非典”、“沙士”）引起的疫情爆发，该词的发明者是美国智库IntelliBridge Corp 的首席执行官罗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2003年5月11日，罗斯科夫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写道：
SARS 的故事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两种，第二种流行病基本不为媒体所注意，但其影响却远大于疾病本身。这是因为，造成SARS 从一个糟糕的中国区域性健康危机转变为一场全球经济和社会溃变的，不是病毒传染病，而是“信息流行病”。⋯⋯
我所说的“信息流行病”到底是甚么意思？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
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之间，SARS暴发，在全球范围内感染8000多人，并导致774人死亡。SARS是一种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并且在传播时会发生变异。将近二十年后，人类被新冠病毒卷入一场空前的传染病大流行。从2020年1月到11月，全球确诊感染人数已超过5500 万，死亡人数超过130万。
2019至2020年的COVID-19世界与2002至2003年的SARS世界迥然不同。新冠病毒不仅会带来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而且潜伏期长，传染度高，影响范围大。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不同在于，2002年SARS期间，虽然我们拥有Excite和GeoCities之类的网站，但是却没有社交媒体（一年后 Myspace 出现，但它从未成为新闻发布的中心）。大部分人是通过主流的传统媒体获取和传播有关疾病的信息，只有手机短信才构成至关重要的“非官方”补充。
到2020年，新的数字交流平台与2003 年有天壤之别。2003年SARS 肆虐中国时，只有6%的人口可以使用互联网。十七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十倍： 根据第四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7%。从全球范围看，互联网用户数到2020年已达45亿人，普及率为59%，超过全球人口的二分之一。手机用户数为51 亿，全球92% 的互联网用户通过移动设备联网。社交媒体用户数为38亿， 这意味着每十个互联网用户中超过八个人都是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用户每天花在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程序上的时间平均为2小时24分钟，而手机目前占据在线时间的一半以上。
在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关于新疾病的信息能够比2020年的新冠病毒流行在一个互联世界中传播得更快：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新闻实时通达全球，数十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信息，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假新闻和伪科学混杂于真实新闻和科学之中，信息大杂烩增加了不确定性并引发了恐慌—— 或可称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新冠病毒的爆发与以前的病毒爆发区分开来。虽然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和寨卡病毒（ZIKV）都引发了全球恐慌，但新冠疫情大流行发生在人类拥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以及身处应接不暇的信息洪流之时。社交媒体尤其加剧了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担忧。它使伪传信息和错误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荣，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
由于这些情形，《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刊文认为，新冠病毒带来的是历史上第一场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罗斯科夫早已指出，信息流行病是由主流媒体、专业媒体和互联网站以及“非正式”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现象。所谓“非正式”媒体包括无线电话、短信、传呼机、传真机和电子邮件，它们和报纸、电视、电台等“正式”媒体一样， 都传递了事实、谣言、解释和宣传的某种组合。其所涉及的信息消费者，从官员到公民，查看整个信息图景的能力各异，对所拥有信息的处理程度亦不相同，在依照信息采取行动之前进行验证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在理解或控制快速变化的信息方面几乎是个白丁。
观察过去与现在，“信息流行病”可以定义为真假混杂的过量信息，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信息出现大规模聚集，其流行乃是在大量传播信息时，多种人类和非人类（机器人，bot）资源同时行动的结果。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非人类账户已成为社交媒体中噪声的重要贡献者。其二，这些人类和非人类资源往往是不可靠的或者是误导性的，所传播的信息大量属于错误信息、伪传信息、阴谋论乃至赤裸裸的谎言。其三，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这一方面因为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的信息呈现方式要求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摄取信息，另一方面不可靠或误导性的信息也比基于事实的新闻传播得更快。当用户反复受到来自不同来源的给定信息的冲击时，等于间接验证了它们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导致用户反过来亦积极传播这些信息并成为误导性信息的载体。其四，综合以上因素，信息流行病的后果是，有关某些问题的信息过多，而这些信息又通常是不可靠的，但却能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传播，这一切使得解决方案更加难以实现。
二、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成因
很明显，新冠病毒正在创造一个新的、范围更广泛的虚假信息环境。围绕着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虚假信息遍布各数字平台和世界各地区，产生了独特的网络结构，刻画了危机情况下错误信息和伪传信息的传播样貌。各式各样自上而下的通道传递着有关流行病的冲突性和政治化的信息，又经由困扰于不确定状况的民众对虚假信息的有机传播而进一步放大，从而使得信息流行病席卷全球。信息流行病的兴起凸显了互联网时代虚假信息对长期存在的制度壁垒的侵蚀。然而，有关个人、机构和社会容易受到恶意行为者操纵的脆弱性，人们仍然知之甚少。
（一）社交媒体的交流特性
2020 年初以来，当世界上的很多人都待在家里、为应对疫情而从公共生活中退出的时候，有关全球流行病的艰难讨论转移到社交媒体上。担忧、恐惧、不确定性四处弥漫，人们寻找任何可以帮助他们领会眼下处境并落实意义的东西，同时努力保护自己和家人。因此，我们需要问：社交媒体作为信息通道，和此前的“正式”与“非正式”媒体有甚么不同？
社交媒体显示了一种强大的交流方式，主要建立在两个特性上：首先是个人因素，此种交流发生在有个人关系的人或互相欣赏和尊重的人之间。交流不再是无名的、面目不清的行为，不是大众媒介的推送。交流者是你的邻居、朋友、父母；而相信同自身亲近的人是人类的天性，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同时，利用网络节点+ 链路的结构，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具有到达全球受众的潜力，可以凭借传统媒介渠道难以实现的方式扩散信息。
其次是级数效应，它造成了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重复曝光和“病毒式传播”。过去，人们也可以在小报版面上读到难以置信的故事、耸人听闻的说法，现在，同样煽情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不同之处只是它们会反复冲击你的眼球，无论是经由分享、评论、热搜还是被社交媒体算法置于信息流的顶端。
研究始终表明，反复暴露于错误信息之下会增强其可信度，这被称为“真相幻觉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在评估真相时，人们依赖于信息是否符合他们的理解或对其是否感到熟悉。人们会将新信息与他们已知的真实信息进行比较；而相对于未经重复的新陈述，重复会使该陈述更易于理解，使其结论显得更真实。在1992 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熟悉可以压倒理性，并且如果反复被告知某个事实是错误的，最终就会影响听众的信念。包含错误信息的帖子会激发人们分享，这绝非偶然，而这又反过来扩大了级数效应。
以此观照，WHO 此次重提的“信息流行病”，根植于现代信息空间的动态性，在其中，难以从竞争激烈（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的声音里将可信赖的信息辨别出来，当某类议题成为全社会的关切时尤为如此。这种动态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信息的扩散和消费得以民主化，侵蚀了传统的媒介体系并削弱了权威主张，给不良行为者提供了成熟的利用环境。如今，各个国家、各种机构和各色人等都可以轻易地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虚假信息。
行为者可以围绕信息生态系统中三个主要的、相互联系的元素展开其行动：一是社交媒体，即滋生虚假信息的平台；二是信息，即通过虚假信息传递的内容；三是受众，即此类内容的消费者。前两个元素，即媒体与信息， 是相互增强的：媒体平台被设计用来将信息快速传递给广大受众，并优先传递能够带来流量并因此产生收益的“病毒”内容。结果，它们天生就容易受到旨在煽动的虚假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将自身最大限度地分享出去而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虚假信息传递的信息有着广阔的光谱，从带有偏见的半真半假的陈词，到阴谋论，再到彻头彻尾的谎言，目的都是为了操纵舆论、影响政策、抑制行动，或是在目标人群中制造分裂和模糊真相。不幸的是，能够最有效地帮助实现这些目的的情绪—— 厌恶、恐惧和愤怒—— 也会大大增加某些信息的传播可能性。即使虚假信息首先出现在主流媒体以外的边缘，但是利用依赖于更多点击和浏览的平台业务模型来确保更大的受众渗透率的大规模协调行动，也会放大信息，制造一种在多个平台上都具有很高活跃度和受欢迎度的错觉，从而与推荐和评价算法展开一场成功的博弈。
新的智能技术更令虚假信息的传播如虎添翼。在过去的十年中，计算式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人员建立了庞大的机器人或人类“喷子”、“水军”的“巨魔农场”（troll farms）网络，只需轻按按钮，就可以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旨在引发混乱的消息。买卖或者租用机器人账户的交易都很活跃，进入的门槛非常低，因此任何行为者都可以复制相同的技术。半自动或者全自动的机器人，以远低于人工的成本和远高于人工的效率进行虚假信息的大范围扩散，可以有效改变舆论环境中信息及意见的相对比重，从而制造支持或反对的假象，以形成针对某一人物或议题的“意见气候”。
不过，在平台和信息以外，信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始终是受众。虽然虚假信息及其传播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如果不能利用人性的基本偏见与行为，不管有多少数量的社交媒体机器人，也无法有效地传播虚假信息。人们并非信息的理性消费者，他们往往倾向寻求迅速的令人放心的答案，以获得一种确定性、认同感与归属感。
社会心理学家克鲁格兰斯基（Arie W. Kruglanski）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称之为“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描述个体应对模糊性之时的动机和愿望，即给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无论那是甚么样的答案，因为相对于混乱和不确定，任何明确的答案都更好一些。“闭合”一词在此是指，在你作出决定或作出判断的那一刻，实际上会拒绝接受新信息。如果你对闭合有很高的需求，那么你往往会迅速作出决策，并看到一个黑白两色的世界。如果你对闭合的需求较低（也就是避免闭合的需求较高），则可以容忍模糊性，但是通常很难做出决定。认知闭合是一个连续体，每个人都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不同位置上。然而在恐惧和焦虑时期（例如疫情肆虐的现在），每个人闭合的需求都在增加。无论事实如何，我们都倾向于更快地做出判断，而且还会被那些有决断力和提供简单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所吸引。
平台、信息、受众结合在一起，促发大量互联网模因（Internet meme）现象。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 年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创“模因”（meme）一词，描述一种文化中观念、行为或风格通过模仿在人与人之间的跨越散播。该词后来被互联网文化借用，特指在社交媒体上散播的模因，但这些模因并不试图追求复制的精确性，而是在散播过程中故意加以更改。在该书最后一章用模因来表达文化中的各种复制时，道金斯使用了“病毒”的隐喻。互联网模因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种形容——“病毒式传播”—— 也许并非巧合：“暴发需要三样东西：传染性足够的病原体，不同人群之间的大量互动以及足够多的易感人群。”正如英国流行病学家库查斯基（Adam Kucharski）所指出的，任何形式的流行都是一个社会过程。
在社交媒体上，有三个主要因素会影响我们所读到的内容：我们的一位联络人是否分享了链接；该内容是否出现在我们的信息流（feed）中；我们是否点击了它。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交媒体公司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制造流行的传播者竭力将流行病学知识应用于病毒式营销和无休止的注意力吸引上。从“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和在线操纵，到许多公民对这些公司收集的数据数量和性质的隐私权关注，都构成了社交媒体的阴暗面。
（二）虚假信息与阴谋论
在危机时期，恐惧往往助长歧视。以往流行病的人类学和历史记载，都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在流行病期间，规避和污名化外来群体是集体应对的常见行为bl。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外来者”的集体歧视，本有可能深藏于一个社会之中，藉危机到来即趁机获得“合法化”。例如，1853 年美国黄热病流行，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指为罪魁祸首，是其恶劣的卫生习惯导致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1916 年纽约市小儿麻痹症大爆发，意大利移民被指控将这种流行病带到了美国。此次疫情中，社交媒体监测公司格拉菲卡（Graphika）于 2020年4月发布的有关信息流行病的专门报告显示，关于病毒的原因或起源的在线讨论与种族相关的内容高度重迭，重点尤其放在病毒的中国起源上。推特（Twitter）在“#ChinaVirus”和“#WuhanCoronavirus”等主题标签下的帖子，经常以侮辱性的方式提及中国的传统食品和文化；另一个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标签“#KungFlu”在2至3月间曾短暂流行，使用者来自美国右翼群体。
追求眼球效应的社交媒体对疫情的渲染会进一步加剧已有的恐惧，包括某些人故意加强仇外心理的刻板印象，或是兜售流行谣言。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一段疯传的录像：一个中国女人沉迷于喝果蝠汤。尽管该视频已被揭穿系摄于2016 年的西太平洋岛屿国家帕劳（Palau），但在网上仍屡被当做中国人“令人恶心”的饮食习惯造成新冠病毒流行的铁证，因其符合西方受众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叙事想象。像“蝙蝠汤”一类的视频是虚假信息的典型示例，它将信息从上下文中提取出来，并以某种真实的方式重新包装，以迎合某些特定的世界观。
另一类我们熟悉的虚假信息是阴谋论：如果人们不把病毒的始作俑者认定为少数族裔或者外来移民，那么令人担忧的传染病爆发很有可能是因为外国政府在作祟。疾病流行期间阴谋论的盛行肇始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古老、深刻而令人不安的根源。1918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尽管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在西班牙发现了最早的病例，但仍有美国军方人士认为是德国人故意将流感传播作为战争武器。新冠病毒在中国肆虐，正值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之际， 因此坊间不无“这是美国人发动的生化战争，想要迟滞中国的发展”的论调。在光谱的另一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狂热支持者、以散布阴谋论著称的美国电台主持人琼斯（Alex Jones）公开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为推翻特朗普而制造的生物武器。从历史上看，一些国家惯于采用阴谋论来分散对自己失败的注意力或避免批评，阴谋论本身也可以作为国与国之间博弈的信息战武器。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传播有关疾病的虚假信息就是一些政府精心谋划的宣传策略之一。例如，苏联在1980 年代的宣传声称，美国是导致艾滋病毒（HIV）在非洲蔓延的原因。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只有一小群疯子才会相信阴谋论，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指数级传播能力、群体极化的普遍存在、机器人和“水军”的网络渗透，阴谋论正在赢得愈来愈多的听众。特定的阴谋论思维形式，核心是认为社会事件或进程是由一些恶意势力操纵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一群“阴谋家”躲在背后作祟。在新冠疫情中，除了生化武器说，还有种种阴谋论声称病毒是微软（Microsoft）前总裁盖茨（Bill Gates）与大医药公司的密谋、是重新改造人口的恶毒计划的一部分、是5G 网络部署所导致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在用更熟悉、可理解的“恶棍”来代替无意识的病毒。其中每一个说法似乎都给无意义的悲剧带来了某种意义，无论它有多么黑暗。
由此可见，疾病和对大规模传染的恐惧可以被“武器化”（weaponize），用以加强反移民偏见和仇外心理，推动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并展开地缘政治竞争。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内容动力学并非新冠疫情所独有，它们会出现在任何未来危机的爆发当中。然而，就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言，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会威胁公众的健康，因为它们破坏了人们对基础科学的信心，质疑了卫生专业人员的动机，使卫生活动政治化，并为应对疾病挑战制造了难题。
三、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机理
错误信息、伪传信息与宣传一直以来始终是人类交流的一部分。信息制造并非新事物，然而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技术来有效地予以传播。二十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互联网，以及紧随其后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交媒体，令错误信息、伪传信息、宣传和恶作剧愚弄的风险成倍增加。错误和欺诈性内容现在通过点对点分发（即多对多通信）广为传播，借助算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以及计算式宣传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数字新闻削弱了传统的、客观的、独立的媒体力量（以金钱和人力来衡量）。在这种变化当中，可信赖信息源发生了崩溃， 许多新闻消费者感到有权选择或创建自己的“事实”。结合起来，这些事态发展为新闻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污染人们的新闻认知以至惊人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在严肃新闻与假新闻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区分。这种态度对公共话语的败坏，实际上比最初的虚假信息还要严重。
在信息流行病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质疑“官方真相”的普遍趋势。这种质疑，汇合其他因素而形成当代社会所处的“后真相”状态。该状态的一个征象是玩世不恭的怀疑与幼稚的信条的奇特结合，恰似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抨击现代文化时所说：“这种影响导致双重的后果：其一是每个人对他人言论或报章刊印的东西，都抱持怀疑主义与犬儒主义的态度；其二则是每个人都幼稚地相信别人以权威立场所说的任何内容。融合了 愤世嫉俗与天真轻信的心态，正是现代人的典型特征。”
这个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提出的真知灼见或许说明，“后真相”并非有了社交媒体之后才出现。所有阅读过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个强大的“真理部”下令人们效忠于诸如“自由即奴役”之类口号的矛盾世界。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分析 1971 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the Pentagon Papers Case）时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掌权者如此频繁地撒谎以至于压倒了公众辨别真假的能力时，对真相存在的信念也会消亡bo。比她更早，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分析新闻与真相的关系时就曾说道：“〔公众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 而非谁说的是‘真相’。”
这些突出的例子表明，后真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象，源于渴望通过欺骗公众来维持权力的政客、媒介和其他当权者。但是，正如对新冠病毒的反应所生动表明，今天的后真相还来自相反的方向—— 自下而上。这不仅仅是绝望的人群中涌现了对信息的渴求，问题还在于，当前的环境促使人们感到，并不值得对以现有最佳科学证据为基础的信息投入更多的信任，因为这些信息不够“有用”或者由于与感觉相悖而让人生厌。此种不存在“客观”真相的认识，不仅仅来自掌权者的操纵，也来自社交媒体上蔓延的不信任气氛。
这堪称“后Web 2.0 信息时代”的悲剧性讽刺。我们的物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如此直接地获得如此丰富的事实，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都至关重要。然而，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愿意规避事实，转而选择依靠信仰来确认可以带来满足或感觉方便的虚构之物。原因何在？
（一）技术导致的“部落化”
从信息传播的机理来看，互联网及其所支持的应用的激增，令社会群体重组为在线的社交网络，参与性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的“产消合一”式爆炸增长、新闻与信息的算法个性化、移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渗透，共同导致了媒介受众的分散，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同质文化再生产小圈子。这就是当代数字世界中所谓的“回声室”（echo chamber）、“筒仓”（silo）或“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在这些彼此区隔且自成体系的社区中，关于何为现实真相的主张，不太依靠资格、权威或出处来加以确认；相反，更多基于接收者与分享或赞同那些主张的人之间的关系或亲和力而获得接受。社会科学家将此称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这实质上是人们对自己的“部落”成员（无论真实或虚拟）的信任。这种专向的信念使人们坚持要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彼此依靠“强连接”（strong tie）和“厚信任”（thick trust）维持关系。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人们基于信任关系以未经中介的方式点对点在线共享信息。通过信任网络进行信息分发的结果是，愈来愈多不准确的、虚假的、恶意的和旨在操纵的内容被伪装成新闻或权威信息而获得流通。研究发现，情感内容以及朋友或家人共享的内容更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再传播。也就是说，情绪反应和信任网络导致伪传信息和错误信息传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类网络避开陌生人，并以家庭、亲密朋友和小团体成员的社交圈为基地，其强烈的身份认同会导致对共性和共通感的反对。秉持特殊信任的人认为，尽管其他人的利益不一定总是会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但彼此之间也谈不上拥有甚么共同的利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权威机构和专家的信任的销蚀更是加剧了不同部落内部的认知一致性和偏狭思考。
虽然人类的高级推理能力是我们的一种公认的能力，但实际上普通人是非常糟糕的推理者。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推理充满了认知障碍和偏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是为害最烈的偏误之一。它指出，人有寻找或相信确认自己固有信念的信息的倾向，而这往往成为我们接受新信息或改变固有想法的障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持有某种观点，哪怕极少或根本没有证据支持它们，我们也极有可能相信或至少接受契合这些观点的声称；反之，即使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我们也不大可能接受或重复与我们既定观点背道而驰的声称。正是这种偏误构成了推动假新闻和其他不良信息的点击式传播的引擎。虚假信息的制作者聪明地利用这种倾向来扩大小团体中固有的信念。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某些群体和地域的影响大于其他群体和地域，激发了恐惧、怨恨和幸灾乐祸的有害混合。当我们谈论新冠病毒，并不只是在谈论一种病毒，而是在谈论风险和威胁的社会分布。谁有危险？谁在威胁我们？ 这是谁的病毒？当然，起分裂作用的并非病毒，而是对付病毒的选择性态度和行为。人们可以借机把责备转移到自身之外，或者将责备转移到他们不喜欢的人身上。信息流行病的很多病征正是如此。
（二）情感驱动型社会的出现
毫无疑问，任由虚假信息肆虐，可能会威胁全世界控制疾病的努力并危及大量人群的生命。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谣言和虚假信息对人们构成不确定性和焦虑状况（尤其在危机事件之中）属于一种自然反应。
在有关谣言的研究中，社会学家涩谷保描述了一个集体的意义建构过程， 人们通过共同努力，在彼此迭加的猜测中，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产生一种具有一致性的解释bt。这一过程具有积极的作用——当某些谣言事后变为“事实”时，会给人们带来重要的信息和心理好处ck。同理，信息流行病也并非全无理性：它反映了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对风险的感知的即时态度转变。也就是说，集体的意义建构努力也使我们在危机时期极易受到意外的错误信息和有意的伪传信息的影响。由于其固有的和持续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虚假信息传播的完美风暴。关于该疾病如何传播和如何治疗的科学充满了变数，这些科学问题将需要时间来解决，而这使我们既焦虑又脆弱。
虚假信息之所以成功传播，部分原因即在于人们消费和处理信息时心理上的脆弱性。科学家发现，人类总是先感受，后思考。面对感觉主导的信息， 大脑的情感部分可以仅仅占用认知部分所需时间的五分之一，就将该信息处理完毕cl。不良信息到处流传，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懂或者不了解，又或信息是从自己信赖的人那里传来，但更可能是因为，在紧急疫情期间传播的信息类型导致人们变得不太理智。有证据表明，煽情性更高的内容会使人们的辨别力下降。也就是说，一旦依靠直觉和情感的时候，人们就更有可能相信虚假主张。例如，令人恐惧的宣称会使人们不假思索地放弃怀疑，而诉诸人们的道德感的词汇在吸引注意力方面特别有效。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据科学家在2018 年完成了一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有关假新闻的研究，分析了自2006 年推特诞生到2017 年这十年间，300 万用户推送的12.6 万条有争议的英文新闻报导，结果发现，事实真相在各种信息类别当中都无法与骗局和谣言相抗衡。假新闻和谣言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交网络之中，并且比真实新闻传播的速度快得多。除了假新闻比真实新闻更具“新奇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者比后者能够引发更多的情感。伪造的推特信息倾向于抛出与惊讶和厌恶相关的单词来诱导传播， 而内容真实的推文则召唤与悲伤和信任相关的单词。然而，相形之下，一个虚假报导到达1,500 人的速度平均比一个真实报导要快六倍。
这说明人们接收信息后，首先会将其放入一个情感参考框架之中，结合事实与情绪进行判断与决策。因此，滚动浏览充满情感挑衅内容的社交媒体信息，就有可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然，也就会有人精心利用这样的人类心理和网络设计的相互作用。塑造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所见内容的算法通常会促进最大的参与度；那些吸引最多眼球的帖子传播得最远。算法无疑部分地对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的在线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令人震惊或充满情感的内容特别擅长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创建的由多巴胺驱动的短期反馈回路正在破坏社会的运作方式—— 没有公民话语、没有合作、假信息泛滥、无意理解他人。其结果是，一个由情感驱动的社会变得高度碎片化，由于缺乏外界的接触和挑战而变得激进。
（三）信息的“武器化”
所谓信息的“武器化”，是指非常有意识地使用信息（无论真伪）影响目标群体，以实现自身的各种战术和战略意图的过程。信息发布的目的是为了在认知层面塑造目标群体的偏好，使之与信息发送者的预定意图保持一致。如果意图得以实现，将构成一个复杂和深入的学习过程（相对于简单或浅层而言），所发送的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思维过程，被其内化并可能转化为行动。发送者通常会依赖行为科学的最新见解，利用各种心理偏误为己服务。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放大器，使发送者可以输出大量信息即时到达全球受众，从而起到大面积塑造思维模式的效果。
被武器化的信息无疑包括错误信息和伪传信息等虚假信息，但是这里不仅仅只有虚构的故事。例如，它还包括偏颇的新闻报导、针对性的政治广告和社交媒体评论、以媒介形式出现的在线和广播服务，以及情报部门搜集发布的公开内容等；分发手段众多，而且皆为常规信息和虚假信息的结合。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读者和观众可能会发现宣讲官方脚本的主持人、专家评论员和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会发现以伪装身份运营的“水军”、模仿人类进行评论的机器人、充满煽动性的视频博客等。所有这一切都意在形成规范力量，即定义可接受的行为标准——孰对孰错——的能力。
当以上情况从零星的、偶然的活动转变为有组织的系统活动时，它们便成为信息武器化的行动。为了追求地缘政治目的，愈来愈多的国家正在利用数字工具和社交网络传播叙事，歪曲和伪造信息，以塑造公众的看法并破坏对真相的信任。当然，参与的不仅仅是政府，企业、倡导团体和其他组织也在发起各种虚假信息攻势。在许多地方，政客、利益集团和国家行为者利用虚假信息为自身的应对不当制造替罪羊，以逃避责任和转移国内外的批评； 一些政治派别或人物将疫情大流行视为通过恐惧和欺骗获取政治和商业利益， 以及征召追随者的重要机会。
根据路透新闻学研究所（Reuteu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于 2020 年4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大多数错误信息都涉及“各种形式的重新配置，即将现有的、经常是真实的信息予以颠倒、扭曲、重新关联或再制作”；相对较少的“出于百分之百的伪造”。该研究还发现，来自少数政客、名人和其他公众人物的错误信息吸引了大部分的社交媒体参与。根据他们的分类，错误信息的最大类别（39%）是“对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如WHO或联合国）在内的公共当局的行为或政策的误导或虚假陈述”。
其实早在新冠病毒肆虐之前，信息就已经被武器化，用于以多种阴险的方式挑衅、误导和影响公众。互联网公司曾经许诺，普通人将会由于信息的民主化而获得赋权，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虚假信息通过大型的不受监管的开放式环境，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互联网公司承诺的力量化作了信息操纵者手中无价的工具，他们相信，一个充满困惑、快速全球化的世界更容易受到可塑信息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无论采取多少事实核查的举措，虚假信息都没有减弱的迹象，只是不断地变异。
制作和散布虚假信息是信息武器化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加大力度控制信息流，从而塑造舆论，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可以利用虚假信息泛滥作为这样做的借口。这种控制始终保持严厉高压的一面，但也可能以更多面目出现：例如，将监管责任下放给私人行为者，包括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移动应用供应商以及用户；采取混合策略，将促进有利于自身的观点与压制不利观点的措施同时并举；正式授权与非正式压力相结合；将审查框定为针对其他争议较少的目标的必要努力等。
信息武器化的第三阶段更加无孔不入。随着侵入性的和隐形的数据挖掘实践变得愈来愈普遍，社会可能以不被觉察的方式被大规模巧妙操纵。英国伯明翰法学院有学者使用“超级助推”（hypernudge）一词来描述适应性强、不断更新和到处渗透的算法驱动系统，这些系统为我们提供高度个性化的环境，通过创建量身定制的世界观来定义我们的选择范围co。使用基于我们个 人喜好和弱点的模型进行的有意助推预计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具影响力。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2018 年3 月被曝光的脸书（Facebook）数据滥用丑闻，已然显示了与政治实体和行为者签订合同的私人公司对信息环境可以造成何等程度的污染。毫无疑问，经过精心策划而长期实施的助推可能增加冷漠、煽动不信任、重组政党、影响选举—— 操纵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尽管如此，将信息标签为“武器化”仍可能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根源并不在于信息本身。实质是行为者利用监管和法律真空来改变信息动力， 从而操纵信息。技术公司获得了足够的主导市场地位以游说自己脱离或规避政府监管，而政府也有强烈的动机使用不受监督的技术。传统媒体似乎无法抵制意在分裂的行为者通过虚假信息扩大其议程的劫持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感到无能为力或无所适从，以致丧失了主动性，难以抵挡此种对信息空间和数字权利的攻击。抵御认知层面威胁的最佳方法取决于用户自己的行为和知识。如果人们没有技能（或更糟糕的是不使用它们）来认真地思考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并在接受事实为真之前对其进行核查，那么认知防线就会失守。
武器化的社交媒体淹没了传统媒体、新闻和教育系统，使人们难以发现真相和事实，将批判性思维应用于不同观点，并克服信息偏见。原本建立和维护社会纽带对于社会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但假如社会纽带在即使最亲密的地方也开始断裂，那么势必造成一个“危机社会”，其不确定性大大高于“风险社会”。
（四）专业人员的死亡
网络带来了平等准入的理想，但也造成了旧式知识权威的瓦解。信息流行病在给予每个人发言权和保持对专业知识的尊重的张力间发现了缝隙，从而乘虚而入。现代社会的整个建筑，从机器操作到医疗，由于分工而存在； 尊重他人的专业知识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换言之，只有我们相信他人的知识、技能和意图，一个社会体系才能正常运转。然而，伴随着“人人都有麦克风”，对专家和专长的怀疑开始污染社会中更大的知识和实践生态。
在后真相话语的新常态中，信息源空前增多，专家被弃置一旁，一个公众人物几乎可以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而有了社交媒体，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公众人物。在每位用户都身兼读者、作者和发行者的平台上，新奇的刺激过于强大，博取更多点击的诱惑也很难超越。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一书中如此描述专业人士在互联网时代的遭际：“人人都能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大扩声器，发出和受过良好教育及训练的人一样高扬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再愚不可及。⋯⋯ 网络钟爱狂热的、偶像导向的业余者，让专业人士丢掉了饭碗。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在许多公开讨论中，身份认同胜过论证理据，大量的人要么对证据缺乏兴趣，要么对说话需要负责的基本规范的期望正在减弱。更加糟糕的是，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根本不想进行对话和讨论。相反，他们想登场发言，让自己的观点受到喝彩。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期待的敬意并非依赖论证的力度或所呈证据的充分性，而是出自最好与他们的感受和情绪保持一致，或是选取帮助确认其先前信念或假设的信息。
对专家的话持某种自然的怀疑态度是一回事；而相信专门知识都在死亡是另一回事。如果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老师与学生、有知者和好奇的人之间的任何分野都被抹杀，即对在某个领域有成就的人和乏善可陈的人作无差别对待，那么，网络看似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捷径，其实仅仅是加速了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交流崩溃而已。新冠疫情危机已经迫使人们重新接受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在充斥着不可靠信息的世界中，互联网平台决定向专业知识倾斜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至少在健康方面，医生和科学家的作用对于甚嚣尘上的“专业知识已死”的说法是一种有力的驳斥。
然而在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专家的作用并非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除了要应对对于专业知识的民粹主义态度，专业人员还面临官僚机构的蔑视。周雪光正确地指出：“专业化的独立判断和专业化精神是一个复杂社会有效组织起来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如果专业人员不能有独立判断，或者专业化逻辑与政治逻辑、官僚逻辑发生矛盾时，没有权威性，不能坚持己见， 不能得到尊重，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五）信息超载导致对简化叙述的渴望
当今时代，信息超载以超过任何一种最可怕的预测的力度向我们袭来。由于信息的增长是呈指数级的，而人的大脑最难掌握的东西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人们渐渐将信息超载当做一种生存环境加以接受，不再去思考其可能的后果。没有人有足够的时间将事实与谎言分开，甚至就连那些专门从事事实核查的机构也做不到。在事实过滤器还没有来得及安放好之前，虚假信息已呈病毒式传播之势。
真相往往比神话复杂，这使它处于不利的地位。如同英国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说：“谎言高飞，而真相跛行追赶。”或者，美国前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说得更形象：“真相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谎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的速度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这种情况导致一种正反馈循环。如果某一团队传递未经过滤的信息，那么其对手就会感到需要实时回应，因此他们也不去核查自己的事实，而读者倾向于快速浏览的习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反馈。人们在共享信息之前甚至都没有耐心看完它们，更不必说去评估其精确与否了。
愈来愈少的人会投入更多时间来深入地了解深度新闻或者复杂的问题。问题愈复杂，与那些只看标题的读者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就愈小。与需要更多思考和精力的方法相比，人们更喜欢使用简单、轻松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当一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之后，在这个充满复杂性和党派立场的时刻，许多人渴望一条能够将叙述予以简化的捷径。一旦人们认为世界变得太复杂而无法理解，他们倾向于实施减少信息需求的策略，将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传递的信息进行压缩式处理。这些策略通常包括向原教旨主义寻求庇护， 以及对情感支撑的简单化叙述的依赖。这也是卡尼曼所开创的行为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发现：使用显性理性进行决策的认知过程（所谓的“系统2”，即慢思考）在能量和心理上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基于现有信念和叙述的自动决策（所谓的“系统1”，即快思考）则远为容易和快捷。
简而言之，环境愈复杂，更多的个人及机构愈会退缩到仅需较少思维处理的故事情节中。正当时代需要更多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之时，个人及其机构却朝着另一个方向溃败。这在公共政策方面造成的后果几乎是致命的：由于常识不足以理解或判断可行的替代性政策选择，因此，知识渊博的专家与无知的外行之间的鸿沟，常常被粗劣的简化手法或阴谋论所填补。半个多世纪以前，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不断削弱了普通公民可以明智地、具备理解力地履行的职能。”cs 他认为，这种压倒性的复杂性在一个知道自己愈来愈受到老练的精英摆布的公民当中产生了无助和愤怒的感觉。尽管世界在教育、技术和生活机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如今的公民并没有具备比霍夫施塔特时代更好的理解公共议题和指导公共政策的能力，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的能力甚至变得更差了。
与此同时，当下的社会出现了影响力倒置。历史上人们受到影响的方式基本是自上而下的，但现在，我们对同伴的信任造成了影响力的反转。精英和权威在步入黄昏。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说，他们不再信任专家，对于同乘公交车上班一族的信任超过了经济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正在从围绕垂直信任轴的系统转变为基于水平信任轴的系统：在垂直信任轴上，我们信任那些似乎比我们更有力量的人；而在水平信任轴上，我们从同辈团体中获取建议。现在，信任和影响力更多地取决于家人、朋友、同学、同事甚至互联网上的陌生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权威和机构。依靠水平信任轴意味着给予普通公民更多的民主和权力。但是，这个新世界带来了新问题：人们可能沦为社会风尚、部落主义或群体思维的牺牲品，为人们带来安慰的叙述和令人感到熟悉的信息击败了事实和论证。
四、结语
不论是SARS、埃博拉还是新冠病毒，都令我们认识到沟通是关键。流行病是医学现象，但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信息流行病”。信息流行病不是意在说服人们相信一件错误的事情，而是要发布许多不实信息，给人们造成无法了解真相的感觉，从而开辟出一种权力真空，这样会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为可疑的利益而生的信息流行病不会像病毒那样致命，却会通过用虚假或有害的思想感染公共话语，令公民更加难以确定真相并追究责任。正是因此，每一位合格的数字公民都有责任使自己免受信息流行病的侵袭，提高公共话语的质量，并改变造成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传播的环境。这在今天是如此重要，因为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