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兮云
在学校的几年间，我并无缘认识傅高义先生。主要是生性懒散，加上辈分相差太大，研究的主题在最初看来也并不相近。但傅的活跃是出了名的，新冠疫情之前只要在校园里走一走，就有不小的概率能碰到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在参加过与中国东亚有关的大大小小讲座里，傅高义常在其中，或担任主持，或是在前排充满兴趣地倾听。就如同很多人回忆他的那样，八十多岁的人，精力旺盛、语气谦卑。某次讲座后，一位慕名参加的朋友跟我说，一直笑着的傅高义 “ 就像是吉祥物一样”。
我想这大概是傅高义的路人粉很多的原因。
当然，更多的原因在于傅高义几十年来给予他人慷慨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能让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能会尊重和感激的人。在社会学系教授中国课程的老师回忆刚来时与傅高义的聊天，老先生分享了1970年教授中国社会课程时的大纲，绘声绘色跟后辈讲述模仿当时系里几大巨头的语调和风采。港中文的教授感谢傅高义在60年代帮忙建立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大量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Without him, we live in darker times.” 跟哈佛社会学系恩怨颇多的斯考切波也在哀悼的邮件中说，没有傅高义关于中国知识的指导，就没有那本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著作。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
当然，有粉就有黑。对傅高义的学术批评并不少：作为社会学家却专注区域研究，以至于在如今的社会学领域中很难说得上还有影响力；作为兴趣所致的历史学家，史料的收集运用又难免有所遗漏。但更多的时候，批评会多少超出学术批评的范畴。在我看来，这多少跟一件事有关。
傅高义是在为胜者书写。
日本腾飞的年代写日本，中国改开之后写中国，中间还编纂了一本《朴正熙时代》。尽管傅高义在写作之时考虑的都是向美国展示别的社会，其结果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学术写作随之变成畅销书，《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日中都是大卖。据三联当时的总编回忆，参与《邓》一书国内发行竞争的出版社有三十余家，可谓盛况空前。在和傅高义谈合作的时候，傅高义尤其认同三联提出的此书在国内发行的意义，并认为发行量不能少于50万册——有些争强好胜的他不能接受印刷量少于基辛格的《论中国》。这不是为了收益——傅将版税都捐给了本科的母校。至于必然到来的审查，他在接受纽时采访时倒是看得很开，表示删减并没有影响他想表达的意思。“当我抱怨我想说的话被省掉的时候，他们（三联）有时会想出办法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一部争议人物的传记只被少量删减，几乎就意味着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批评。传统自由派和左派在这一点上竟也有了共识，认为《邓》是与官方叙事太过如影随形了。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书中批判性的先天不足，对邓的刻画就像“党人事部门的档案”一样毫无生气。在此之外，安德森还另有一层专属于左派的批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以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巩固了对内的统治。在安德森看来，这个关于“成功”的故事是为了迎合中美两国改开的受益者，再次确认了那个让左派们如鲠在喉的事实——毛之后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与美国斗而不破的好伙伴，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救世主。而傅高义所写，是在为这个故事正名。
谁能想到，安德森的批评竟然成了大大的Flag。如果说之前的批评多数指向傅的写作，随着中美关系近些年跌入历史低点，傅本人所代表的立场和行动也越来越多暴露在更直接的质疑之下。
在美国国内，过气多年的现代化理论，被从故纸堆里拖出来当作人人喊打的靶子；克林顿当年在中国入世时的国会听证，被当作接触派合作派的政治幼稚病的罪证。冷战初期，同情中国和共产党的美国China Hands，在麦肯锡主义下受到政治迫害。70年之后，山雨欲再来。那个曾一度被人遗忘的问题又被拿了出来：Who lost China？中美之间的桥梁成了钢丝，让行走之上的人胆战心惊。
海的另一边呢？
如果留心近两年来关于边陲渔村的争议，一定不会错过一位毕业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青年意见领袖。而他恰恰是《邓》一书两位研究助理之一。当在采访中被问及如何获得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无法获得的信息时，傅高义对运用哈佛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获取政要的好感和帮助直言不讳。例子之一就是将改革初期广东省委书记的孙子招入麾下，由此得以拜访了任书记的好友和家人，获得亲历者的关键材料。这位青年领袖也不忘投桃报李，不时提醒读者自己与傅高义的关系。在老师刚过世时，他就用“刚下飞机”体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文中除了展示了傅高义给他写的卡片和寄语，还不忘强调在几个月前，傅引用了自己关于美国不公正对待中国的文章。哈佛的经历和老师的声望，自然是以全球视角分析问题的大V的信誉的压舱石。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理性分析”所鼓动的对港对美情绪，恰恰是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的社会心理源泉。
在国内的媒体上，傅高义的去世也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明面上是赞扬“中国先生”为“让西方了解中国”、“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矛头自然指向的是美国国内令中美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们。有趣的是，知乎上环球时报自问自答式的问题下，一面是官媒们排队发文怀念，另一面却是评控下发言寥寥的评论区。当然，对更激进的世代而言，好好先生般的亲华派即使值得信任和尊重，也至少是丧失了对当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集结号下，傅的去世再一次刺激了他们的野望。在他们看来，当铸造美国霸权的学者和外交家们逐渐离去的时候，改朝换代的时刻终于越来越近了。
4.
一面是Who lost China的质疑与日俱增，另一面是对其名望的消费或博物馆式的陈列。为胜者书写之路，虽不至于成为柏拉图之叙拉古，至少也不全是安德森眼中的那般坦途。
但是，傅高义或许并不只是在为胜者书写。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者的他，擅长看到人们身上最好的部分，鼓励他们，提供条件帮助他们达成目标。结交朋友、寻求共识、避免冲突，不仅是他为人的信念，也是对大国关系的信念。犹记得在今年年中，在国内入关论和美国脱钩论相伴相生达到高峰的时候，傅高义依然试图向双方提供一剂降火药。他反对美国政府激化矛盾的行为、重申接触和交流的必要性，也对中国的某些做法提出了含蓄的意见。在最后一次出席的公开活动中，傅高义对中国的听众说 “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他坚持地认为，中美依然存在可以广泛合作的议题和空间，而以不懈的教育、写作和鼓吹来减少误解，正是合作的必要途径。
或许傅高义相信，在一个连通的世界中，虽然接触、交流、合作往往起始于胜者之间，但至少为更广泛的群体从中受益创造了条件。就像他在《邓小平时代》中反复强调的，无论邓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他的某些决定有多大的争议，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让困扰数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得到实现。这其中大约有比自我辩护更多的意义。在批评傅高义的写作会如何容易地被胜者们化为己用、让弱者付出的代价无足轻重的同时，我们同样也不能轻易遗忘它所根植的背景，以及它曾经给人并还在带给人们的让变化发生的力量。
回到标题，所以我们究竟应该为何人、用何种方式书写？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上天再给予傅先生几年时间，他最终没有完成的遗稿会不会提供一种回答。
毕竟，那不是一本为传统意义上的“胜者”书写的传记。
参考资料
李昕：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037.html
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他五年前谈到的写作计划终未完成，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U1Mzg3Mw==&mid=2651297454&idx=1&sn=d5c9acb106ef2df6ade1eca5abe00e9c&chksm=bdb034d08ac7bdc6081821e00f3b98b1a7ec2531de2dcfcb6446fba0b1bc9bbf6afa631aff61&scene=132#wechat_redirect
Ezra F. Vogel, Eminent Scholar of China and Japan, Dies at 9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22/world/asia/ezra-f-vogel-dead.html?smid=fb-share&fbclid=IwAR2BKF1WVHUOdbd4SY9DcjNHZQ4O26YtfuWzfAuh8FT54F7op8pOfQ4nCq4
The Man Who Took Modernity to China, https://www.nytimes.com/2011/10/22/books/the-impact-of-deng-xiaoping-beyond-tiananmen-square.html
《邓小平时代》大陆版少了什么？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30321/cc21dengcompare/
The Real Deng,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1/11/10/real-deng/
Sino-Americana,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4/n03/perry-anderson/sino-americana
傅高义：我如何积累中共高层人脉,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5-05/3001731.html
傅高义：现在中国走的还是邓小平的路，http://www.time-weekly.com/wap-article/2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