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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笼罩着整个县城，开往省城的中巴车5：30发车。
下过雪之后的早晨，窗外寒风刺骨，中巴车的玻璃上结了一层热气，除了几位送客的亲属，远处的早点摊上，已经冒起了炊烟。
我坐在客车的最后一排，用衣袖把后窗玻璃上的热气擦了擦，车缓缓启动，我看到他在向我挥手告别，我也向他挥手。能见度只有几十米，他追着车跑了几步，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泪水淌满了脸颊，旁边座位上的旅客看着我，我低下头，擦去泪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22年过去了，这一幕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1998年春节，流氓罪刚刚从《刑法》中删除，离同性恋不再被当成精神病，还差3年。
他是我的初恋，我们交往的时候，无论爱有多么美好，总有一个念头跳出来，“我们这是有病吧？”，那时候，同性恋不叫“同性恋”，叫“同性恋患者”。
羞耻和愧疚伴随着爱与温暖，交往每深入一步，内心的纠结和迷茫就多一分。每天晚上，我们总要问彼此，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因为从没有见过第三个同性恋，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如此不堪。
“我们这样是没有未来的”，每天，我都要提醒自己，想要通过这种自我的恐吓，来战胜内心深处的那份爱和欲念。
最后，我决心离开，我要离他远远的，最好永不相见，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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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广州。一是这座城市离我的家乡够远，二是广州在上个时代，是时髦的代名词。在潜意识里，我希望这个城市，能容下我的与众不同。
来广州第一年的阿强
在度过了前两个月的紧张期之后，我的工作很快稳定下来。并在1998年中，买了电脑，链上了互联网，人生有了更大的改变。
那时候SOHU还是门户老大，首页上布满分类链接。我鬼始神差般的点开“两性”，下面分男性和女性，我又点了“男性”，下面有异性恋和同性恋。
看到“同性恋”三个字的时候，我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我点了进去，已经有了300多个同性恋网站，其中大部分是英文的。
我看到李银河的书说，同性恋占人口的5%左右，中国有几千万同性恋，那个数字，让我突然有了解放的感觉，我藏着多年的秘密，不敢跟任何人说，突然知道身边有几千万人跟我一样，内心里一个声音激动地喊，“那我还怕啥啊！”
我又把初恋叫到广州来了，我们一起工作。那段时间，我特别相信，经济决定人的独立性。我们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但我不敢想象，我可以为同志社群，做什么实质的帮助。在网上聊天时，我总在说，要是有一个名人出柜就好了，要是有一个权力者出柜就好了。我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我自己，一个草根青年，不具有力量带来改变。
我等待了两年，也没有见到什么名人和权力者出柜。随着事业的发展，我有了更多业余时间，我先是给一家叫“中同新闻网”的同志网站写文章，然后，看到“广同”网上有招募热线的志愿者广告，我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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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面试选在人民公园。
热线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会在人民公园鲁迅头像下等我，到时他会手拿一本杂志，让我找不到，就打他电话，听上去像一次秘密接头。
作为一个外省青年，尽管我来广州已有三年，我根本不知道人民公园在哪里，我赶紧打车过去。
到了之后，我拨打那位热线负责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就在鲁迅头像附近，已经观察我很久了。听他这样说，我有点脊背发凉。
简单的交流之后，我被录取了，我的表达能力，让他相信我能做好热线的接听工作。热线电话，就设置在他的家里，我需要坐地铁一号线，穿过半个广州城，每周两次去做接线员。
每等到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就有开张了的兴奋感。那时候我的经历单簿，除了讲大道理，几乎帮不到来电者，但来电者好像并不在意，他们从全国的某个角落里打进来，打电话之前，要先做好保密工作，确认身边无人才敢打，他们其实根本不需要我给什么建议，他们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故事，有另一个人倾听就够了。就像当年的我一样，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跟自己一样的人，就很满足了。
热线有时候讲几句就突然挂了，因为来电者身边有人走过，或者家人提前回来了。那是同性恋需要偷偷摸摸的时代，同性倾向要是别人知道了，担心会身败名裂。
接热线的经历，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要走进异性婚姻吗？我要过来电者描述的，每晚都不想回家，害怕晚上被妻子拥抱，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日子吗？
与其说接热线是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的分享帮助了我。
4
2004年，博客开始兴起。 我把自己的生活和做志愿者时遇到的故事，写到了博客上，我的博客叫《夫夫生活》。因为认真写作，经常有一些文章会被推荐到新浪首页，很快有了千万级的点击量。
很多人留言说，我在博客上分享的生命故事，给了TA力量。
现在回头看，写博客对我是重要的自我成长，我从讲述自己的故事，到写别人的故事，再到写评论，给媒体写专栏 。不仅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也让我对同志社群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在智行基金会做了5年的志愿者，帮助机构做媒体传播。也让我有机会从线上走到线下，对社群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我原以为，一边做好自己的事业，一边花点时间做志愿者，我能为社群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但人生中的很多经历，会把我们带向不同的地方。
2006年的时候，我妈妈突然被检查出了胃癌晚期。我从广州赶回老家。
手术进行到15分钟的时候，医生推开手术室的小窗户，向我招了招手，“对不起，兄弟，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我们只能缝合上。”看着医生关上手术室的那扇窗户，我知道，他关闭的，还有我母亲的生命。
手术后第三天，母亲的病房里挤满了家人。在我们几个兄妹工作后，这是难得的一次都凑在一起。我试图讲几件开心事，让压抑的气氛能轻松一点。尽管满身病痛，母亲很快受到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她带着撒娇的语调说，“你们都回来了，我很高兴，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你可别担心那么多，有啥好担心的？”我想安慰她。
“我就担心你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他们几个都结婚了，我不用再操心了，要是我过不了这一关，死了……”母亲话未说完，泪水掉了下来。
5
在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都在要不要告诉她我的真实生活，还是继续隐瞒之间犹犹豫豫。
我最终没有告诉她。
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母亲的愧疚，因为勇气不足，我没有跟她分享我最真实的人生。这个我最珍视和最珍爱的人，却活在我的生活之外。
这份人生遗憾，同志社群很多人都曾经历。无论我们在外人面前如何坦诚，但在父母面前却假扮另外一个人。
如何能改变这个状况呢？让那些我们最不愿伤害的人，我们最害怕面对的人，能站在我们身后，让我们有力量，有勇气，能自信地去做自己？如何才能更系统性的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呢？
带着这份缘分，2008年，我和吴幼坚阿姨一起创办了亲友会。
从给别的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到创办一个新的组织，要操更多的心，角色的转换，责任的增加，让我开始学习公益组织的运营。
2008年，也注定是我生命中最不平凡的一年，6月，我参与创办亲友会，8月，我跟初恋为13年的感情划上句号。
有三个月时间，我在家里拉上窗帘，蒙着毯子，躺在沙发上，自我哀怜。我甚至怀疑公益的意义，我为之努力了很多年，甚至难以改变自己身边的人。
6
我进入了一段自我怀疑的时间。
之后的一年多，我一边忙着自己的生意，一边做交友网站“夫夫网”，一边做亲友会。
人生进入到30岁的阶段了，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反复的思考之后，我决定做减法。我关闭了夫夫网，花更多时间自学英语，希望有机会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2011年春天，我获得了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的机会，第一次更清晰的知道，如何发展和运营公益组织。回国之后，我下决心，把原来生意也转了出去，全身心的投入同志公益。
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不过，并非一帆风顺。
做社群工作既婆婆妈妈，又纷纷扰扰，中间好几次想要放弃。
2015年，我差点就离开了。当时谈好了天使投资，准备去做另一件事情。到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又觉得，亲友会还没有做好，内心里很痛苦。
2015年，阿强前往驻马店解救一位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的男同性恋者
四月份在北京，我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一位来自东北的银杏伙伴万小白，分享她和父亲这些年来治沙的经历，她就用了几张图片。第一年，四周都是沙，到了第五年，慢慢有了一块绿色，到了第十年，绿洲慢慢的扩大了，讲到第十五年的时候，我看到图片上，绿草悠悠，还有一些小鸡在散步，我的眼泪不能自已。
我被小白和父亲那份坚持的力量所打动。 之后，我去了西北旅行，火车在戈壁滩穿过，已是五月，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草，在戈壁上长出来。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师，说我看到的景像，还有那位朋友在沙漠上种草的故事，以及我内心的纠结。
他说，“阿强，你的工作也是在种草，而且你已经种出了一小片一小片的草，我已经看到了那些变化，再坚持一些时间，这些草就能连成片。”
他的话击中了我，看着窗外变幻的风景，任泪水流淌。西北回来，我决定留在亲友会，继续工作。
亲友会家长志愿者们的日常工作记录（200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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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大环境又有一些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线的行动者，几年前就感知到了。我总是告诫自己和团队，唯有拥抱变化，亲友会才能活下来，更好地为这个社群服务。 2015年起，亲友会开始转向社群筹款，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大量的社群活动。参与我们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机构的培训并没有准备好。很长一段时间按住葫芦起了瓢，总是在堵各种漏洞，夜晚常常在焦虑中醒来。而社群里有些人，也会把外界压力和歧视造成的愤怒，转而攻击自己人。
那是带着伤前行的两年，感觉每天都很疲惫，内心里满是焦躁。我意识到，必须要学习充电，才能突破这个瓶颈。 2017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一线抽离，被时间和空间强行分开，内心平静下来，才有机会学习和思考。
通过学习，让我更坚定了以家庭为切入口，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痛点，对于同志来说，家人是最关心的，要经历真实而艰难的接纳过程。一旦家人接受，慢慢向外影响更大的圈层。
因为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解决同志议题也需要回到本土文化视角下寻找解决方案。亲友会坚持更具本土化的运营思路。
我意识到，做人的工作，没有弯道抄车，也没有捷径可寻，就是去改变一个一个的人。人心改变了，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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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零零后参与到亲友会的工作中了，他们直接跨过了流氓罪和精神病时代 ，不像我那一代人，要经历漫长的恐惧。
相比20年前，我从自我放逐的乡间少年，成为了同志公益的参与者，我从等待、围观、期待别人行动，到躬身入局的行动者，我从不自信，到自我成长与赋权，到坚信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能为同志社群带来改变。
回望过去20年，我们的同志社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当年找不到一个出柜的同志，到现在，身边有无数的同志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从找不到一位家长公开身份，支持自己的同志子女，到现在，很多家长可以接受电视采访，从“谈同色变”，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纳。可以说，只要你度过了自我认同关，中国同志，已经可以非常平静地生活。
2020年，阿强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入学照
上个月，我读高一的侄子来广州度暑假，跟我和伴侣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周末的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叔叔》，我说这是一部讲述老年同志故事的电影，你要看吗？ 他说，“要了解一下”。年青一代对同志议题越来越理解了。
我们不再因为隐藏生命中的某个部分，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我努力走近真实，真实的表达自己感受，真实的面对爱与被爱。真实让我的生命充满力量。
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
这20年来，一起参与公益的伙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部分离开了。虽然，我们已经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很多权力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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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恋能结婚，同志不能，别人俩口子叫家庭，同志夫夫或妇妇，在法律上不叫家庭，在职场上，异性恋配偶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同志伴侣也总是被排除在外。
如果异性恋的权利是一斤，同志的就不能是八两，我们的权力和权利都不能打折。
今年是亲友会成立的第12个年头，是我自己参与同志公益的第20年。就像那位老师所说，我们已经种出了一片一片的小草，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连成片。
这片草需要更多人来施肥，来浇水，才会茂盛起来，歧视的沙漠就会被覆盖，恐同的风沙就不会吹眯我们的眼睛。
亲友会的工作，就像这治沙种草一样，需要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更多人躬身入局，用行动和坚持，让这片草地绿起来。
我们希望能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享受阳光，但我们需要先种下那片草。
这20年同志社群的进步，我身在其中，亲眼所见一个个隐藏着的同志，从柜子里走出来，成为有力量的人。
也期待未来的20年，你和我一起，为亲友会这样的公益组织，为我们的同志社群争取平等的权益，享受阳光照耀的生活，一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