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人说话了？”
“有人吗？”
等待了十几分钟，依然没有动静。阿峰知道，微信群里再没人能看到他的发言——这个群聊，又被封禁了。
阿峰将情况私信通知了群主。没过多久，新群的邀请链接发来，老朋友们陆续加入，你一句我一句讨论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自己仿佛变成幽灵，说的话没有人看见，同时也看不见其他人的发言，他习惯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炸群”——群聊中某些敏感内容，触发了微信审查，导致微信永久切断此群的交流权限，“现在有点炸群PTSD，几个小时没人说话就会担心，是不是又炸了。”
作为一个时事政治交流群的群主，陈亮对此也深有体会。第一次炸群时他手足无措，相同情况经历多了，他发现新建群聊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按照设定好的标签勾选旧群友名单，就能轻松将所有人重新组织起来。十几次“经验”之后，他越来越驾轻就熟——约莫十分钟，就能将新群聊变回二三百人的状态，“炸习惯了，全套操作信手拈来”。
这套“自我收容、自我遣送”的流程，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微信讨论群中不断上演。从身边琐事谈到世界格局，从规章制度聊到国家宪法，阿峰所在的这个微信群，短短两年间，已经“转世”20次，他也由最开始的害怕、愤怒变得从容，甚至学会幽默地苦中作乐：“炸群证明我们的不满被微信注意到了，我们的讨论还算有价值。”
阿峰从不愿花时间思考炸群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对言论的自我审查，“讨论无罪。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自我怀疑？”
而陈亮就尝试摸清神秘莫测的微信审查机制——在他为群聊所记录的日志中，可能的炸群原因伴随著一个个具体时间点，被详细记录在案：“之前一直讨论欧洲疫情，怀疑重复使用‘封城’一词”、“有人分享 Youtube 上的新闻链接”、“有可能是关于共产党的发言”……回想起来，每一位群友的发言似乎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
炸群的时间规律也同样难以捉摸，“通常在六四、国庆前后，”陈亮说，“但思考这些挺没意义，敏感事件太多，前年有反修例事件，去年是新冠肺炎，今年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哪一天哪一月不敏感吗？”他后来索性放弃记录，一个个被炸的旧群就像一片片坟地，但甚至没有人愿意揭晓墓志铭。
每个经历炸群的人，有自我审查的意识是无可避免，但陈亮觉得，正是这种无常的审查机制，才导致人心惶惶。“不告诉你红线在哪里，当局其实是希望每个人自我猜疑，其后变得安分守己。”
也不是没有人想过逃离。
目睹过审查给群聊带来的种种不便，小泽曾经尝试说服所在群成员，集体迁移到安全的聊天软件中，甚至自己搭建服务器，给群友提供免费的翻墙技术支援。计划实施得算是顺利，不少人通过他成功“逃生”，但没过多久，大家又渐渐回到微信，而他也暂时搁置了转移计划。“作为国民软件，微信的用户粘性实在太大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在微信中发生，它的垄断地位毋庸置疑。”小泽说。
群主陈亮也尝试过在Telegram中建立群聊，但收效甚微，每天成百上千条讨论，几乎还是全部在微信中发生。他并不灰心，认为大家宁愿回到微信继续“求生”的自觉，不无好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已然是一种提醒：“意识到自己时刻与这个体制共存，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微信，理解它如何作恶，进而去理解整个系统、以及资本与权力的重量。这也是微信存在的价值——我们要用工具本身去寻找裂隙，再试图去反抗。”
直播者的手机被没收了
身在香港，陈亮每次出发参与政治活动，都会在微信群里与群友直播，分享见闻。这天他走上铜锣湾街头参与反国安法游行，与群友分享现场视频、图片，还不忘加上描述——“估计现场有五六千人了”、“警察完全没有踪影，但人们还没有走到马路上”、“放催泪弹了”……
“现场穿蓝色衣服的警察在做什么？”“路边的政党宣传旗上写了什么？”他会耐心回答每一位群友的提问，也帮忙翻译现场的广东话。这个群聊中，群友来自天南海北、立场迥异，对他的直播行为也反应不一：群内三百多人，有人担心他的安全、有人嘲讽、更多的人只是默默注视著陈亮在“新闻现场”的一举一动。
陈亮游走于警方和示威者之间，像公民记者般记录著眼前发生的一切。两个小时间，他在群内分享了16个短视频，26张现场图片——“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现场的愤怒”，群友小阳说。小阳热衷于政治议题的讨论，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内地没有可靠的消息信源，群里的消息分享成为他了解运动的重要途径。虽然只是隔著屏幕，但和陈亮的互动、与其他群友的讨论，让他获得了真切的参与感。
陈亮在群内分享的最后一段影片，是警察驱赶著人群进入封锁线的场景。他一边拍摄，一边顺从警察所指方向，意欲离开。但没过多久，群内就有人传来港媒即时新闻的报道——“在新闻上看见群主了！”画面中的陈亮此刻正被截查，他与许多人并排站成一列，等待警方的搜身。
群成员数量立刻减少了两个。
在通往警署的巴士上，陈亮也不忘分享见闻，还拍摄车内环境分享到群内，但其后就销声匿迹。“陈亮怎么样了？”“他还好吗？”“会不会被警察栽赃陷害？”群友们你一句我一句，群内像炸开了锅。
“快要急死了”，小阳说，自己当晚心情激动，却又无能为力。这个群聊伴她“亲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台湾大选、理大冲突、百万人反修例游行，总有有心人不断传送即时消息或直播片段供大家讨论，这让也她长了不少见识——“比如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时，有群友直播自己去投票的过程。虽然只能远远望著，但还是很兴奋，毕竟自己没经历过嘛。”
陈亮在香港为群友直播的当天，共有193人被拘捕，陈亮则被落案控告非法集结罪。有身在香港的群友开始帮助陈亮联络律师，群内也转而讨论起香港的法律常识。这时，分享到群内的视频，救了他一命，律师表示，这个四十余秒的片段可以证明，陈亮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举动。
逃过一劫，陈亮事后翻阅自己的社交账号，来自群友的担忧与问候挤满了屏幕。能够让群友们更接近真实，陈亮说：“经常直播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挺值得骄傲的。”
他的手机被警察没收，虽然已经将所有记录删除、通讯应用登出，由于担心群聊内容被监视，他们需要“搬一次家”——“大家担心被追查的就退群，第二天群主会拉大家进新群”。
这对群成员来说再熟悉不过，大家说声再见后，又即将在新的群聊中，再次遇见。
……（此处略去一节）
民主试验田
“现在进行陪审团仲裁，请大家报名。”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陪审团”一词首次出现在了这个微信群里。群主陈亮因成员的申诉而开启“仲裁机制”，召集“陪审团”介入矛盾。他的初衷是，希望让渡部分管理权，防止自己作出的决定带有偏见，同时希望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群聊能够向自治组织发展。
这次的矛盾，经过“陪审团”五人同意、一人弃权的投票结果，达成共识——判定群内的一句挑衅为“不符合群宗旨”的发言、决定将发言者移出群聊24小时，并根据这次裁定，将“恶意提及对方家人”加入群规“恶意挑衅”之中。“陪审团”将结果公示在群聊中，群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机制。如何改变规则，怎样建立其他规则，群友也对裁定提出了很多意见。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跟其他人产生的交流，甚至荣誉感，还有由此建立的责任心，这些东西都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元素，至少是最初开始时，最需要的东西。”陈亮认为，小范围的民主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不仅可以解决眼前问题，也能促进良好社会气氛的产生。他信奉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话，“城邦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美德，而这与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两个月内，“陪审团”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六次会议，为群内的大小事情作出了不少决定，但效率并不如群主预期：“有时说好晚上七点一起举手投票，等到九点有人还没出现，一问，原来去吃饭了。”在松散随意的聊天室内，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陪审团”这样的制度——小到对陪审团成员个人的不满，大到裁决程序是否正义，一个案例又牵扯出千千万万个问题和争吵。
陈亮终于感觉有些累了，“很多时候制度反而加强了对抗性，在现阶段，这个群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多人的兴趣和参与感，后来我觉得还是算了。”好景不长，他废除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仲裁、警告和立法会架构，正式宣布群聊进入紧急状态，独裁时期正式开始。
而在另一边，在一次争议中受到启发，陈亮也开始在所在群聊里招募仲裁团，在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时及时介入，维护社群秩序及公义。他自称这参照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编制，是一个不错的司法雏形——15候选人构成仲裁员池，从中随机挑选7人组成仲裁团，控辩双方要无条件接受仲裁结果。经过一番规则探讨，候选人报名启动，两天勉强招募到15个参与者，其后就再没有下文。
“关于仲裁团的意见还没表述完，就已经被后边各种各样的信息给淹没了。”陈亮有些无奈地表示，许多人肯定仲裁团存在的合理性，但真正愿意付出时间参与的人寥寥。他想，这或许与群成员的成长环境有些关联，“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起来，公民参与感比较少。大多数人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不愿意去承担所谓公民责任。”陈亮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技术，需要相当多的投入、耐心去处理琐碎的事情，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共识前，一切想像都为时尚早。
他所在的群内，此前还进行过不少民主实践：协商群主产生方式、共议投票规则、推举“人大代表”起草群规并公示审核、成立调解委员会……许多人藉著群聊，才得以一窥公民社会的模样，和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理性、宽容、关心他人福祉、平等相处。
“像模拟联合国一样，”当回顾这些尝试，有群成员表示，这些浪漫的想象略显多余——也许一个松散的原子社会，并不需要如此繁冗的机制，“但大家一起努力实践过，就已经有很大的收获。”
因端传媒为付费网站，故不提供全文转载，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前往端传媒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