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的消息严肃沉闷，配上轻松幽默的表情包，写上：“男生优先违法”、“性别歧视、不忍直视”
撰文/崔頔
编辑/措雪
在过去的2020年里，"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收到1263起带有性别歧视的招聘信息。其中平均每天3.4条。这个驻扎在新浪微博上的网络反性别歧视同盟，将每一条都向有关部门投诉，共收到208个回复。这些回复中，真正“进行整改的”只占据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招聘季里，性别的壁垒真实地横亘在许多人面前。有人对此习以为常。但另外一群人选择奋起反抗。2014年，一场“寄一封关于就业性别歧视的举报信”的行动成为“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的创立契机。
这是一个依靠相同价值观而聚集起来的网络联盟，它的背后是一群“为爱发电”的年轻人——他们不计报酬、无偿付出，为自己的热爱的事务源源不断地投入精力、贡献力量。因为厌倦“就业性别歧视”，他们自愿联结在一起，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个性别歧视无所不在的世界。
七年时间里，他们不断投诉带有性别歧视的招聘信息，也号召大家一起行动。
2020年末，在大队的年度总结里，一位成员写到：“希望未来女性平等就业权的保障除了一纸法律条文，还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推荐一两位男生”
一则关于招聘的吐槽没能在叶一源的朋友圈活过两个小时。
毕业季来临，学校的群里时不时冒出来一两条招聘信息。她扫了一眼班级群，一则招聘信息中，“推荐一两位男生”这几个字突兀地跳进她的眼睛。
她立刻截图、圈出“男生”两个字，发了条朋友圈，没有附任何文字。这本是一次无心的吐槽，叶一源在发朋友圈之前将招聘中的企业信息和联系方式都打了马赛克。
但很快，这则吐槽被迫“消失”。
两个小时内，学生会主席私信她，辅导员给她打电话，语气里透着急切，问她能不能把朋友圈删了，“推荐男生，不代表拒绝女生，你也可以试试”，最后，辅导员在电话里说。
叶一源不想让人感到为难，迅速删掉朋友圈。
即将毕业，这是叶一源第一次触碰到招聘里性别的壁垒。智联招聘发布《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制。2019年云南省妇联曾经展开一项女性就业的调查，有40.06%的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受到性别歧视，其中录用 “男性优先”的占71.33%，招聘广告写明“限男性”占60.84%。
数据的背后，是每一位女性在就业求职中所遭遇的偏见与歧视。在豆瓣话题“找工作遇到的性别歧视”下，女性大多有被追问婚姻生育、工作家庭平衡的话题。在招聘信息截图中，“男性”这个词被反复圈出，即使有帖子称，自己所在企业偏向招聘女员工，但背后的原因却是：同样岗位、相同能力，可以给女性开更低工资。
叶一源删除了朋友圈。但身为女性，她所面对的就业歧视问题并没有消失。
叶一源想过投诉，她曾在微博上刷到“就业性別歧视监察大队”的账号，正如名字一样直白，该账号接受招聘中性别歧视的投稿和举报。但她犹豫了一阵，毕业前夕，她不想和学校搞得太僵。在学校、就业、实习的忙碌里，她很快忘了这件事，心底那个声音说，“算了”。于是就算了。
而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反抗。2018年，还在念大三的大智看到辅导员发了一条财务类岗位招聘男生的信息，她觉得奇怪，那是一种本能的“凭什么”，她很快截下图，给“性别就业歧视检察大队”发了私信投诉。
事后，她发现班级有其他同学和她在做同样的事。
“看到了就要举报”
2014年1月，还在读大三的白星星加入一个关注女性主义的微信群。这是一群行动派，相比于观念的讨论，她们总想“做点什么”。
最早，群里有人提议：就业性别歧视严重，我们需要行动起来。大家商量，一周七天，召集七个人，每人轮流一天去寄一封举报信。白星星决定加入这场行动。
寻找含有就业歧视信息的过程“简单粗暴”，他们去招聘网站，在职位表里选择“男”，一刷下去能有好多页。有一位法学生给大家写了模板，成员按照模板将招聘信息截图和工商注册地址作为证据填进去，打印出来，给当地给人社局下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寄挂号信。
两个月后，“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微博建立。最早，微博的关注者寥寥无几，粉丝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三位数。没有规划，无人投稿，都是志愿者们自己搜集信息，寄送投诉信，发布在微博上。随着电子化政务普及，成员们由寄信逐渐改成网络投诉。
“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的发展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最早，他们只是埋头做事。小组只有内容组和行动组。工作很简单：寄举报信、发布投稿信息。白星星寄投诉信寄了两年，之后成为大队的负责人。坚持了一段时间，陆陆续续有人加入其中。如今，这个网络联盟从最初寄信的七个人发展到十几个核心成员、五十多位志愿者，他们大多以女性、青年群体为主，徘徊在求职就业的岔路口，对于性别议题有一定的关注。
大队对志愿者“来者不拒”，随着更多人的加入，设计组、策划组、法律组也应运而生，每个核心成员负责带领一个小组，在微信群与大家讨论点子、交流工作、分配任务。每个人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抽出一点，投入到对这个议题的探索和行动之中。
本质上，这群“为爱发电”的年轻人，是为了同一个理念和目标，自愿联结到了一起。团队之中，大家分散在各行各业，有人在国企，工作清闲，多花一些时间出来管理。有人会设计，找上门来帮忙，硬生生给大队开了一个设计组。投诉的消息严肃沉闷，她给配上轻松幽默的表情包，写上：“男生优先违法”、“性别歧视、不忍直视”。有程序员每天九点半上下班，但这不妨碍他每天把自己在的时间挤出来，给大队做爬虫。
大多数时候，志愿者投出去的举报信和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也并非自己心仪的岗位。但在大队的成员那里，性别平等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投诉之后，白星星曾零零散散接到一些回复电话。常见的是一连串询问：你是不是应聘这个岗位？白星星老老实实回答：不应聘。
对方奇怪：“不应聘的话，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白星星理直气壮：“在网上看到了就要举报。”
那些微小的反抗
“我家庭里还是挺性别平等的。”
这往往是谈及成长经历时的第一句。但沉思片刻，很多个“性别不平等”的时刻从记忆的罅隙里涌现出来。
”男孩偏好”在白星星所成长的三四线城市依然普遍。在一孩政策下，父母生下弟弟，向她解释，“希望她以后有一个伴”，她难以相信这样的理由。高中时，国家开放二胎，似乎在一瞬间，她周围许多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纷纷老年得子。
工作之后，白星星所在的部门女生偏多，有一次领导开会，男性领导扫了一眼，简短说了一句：下次一定要再招一个男的。不舒服的感觉刺一样冒出来。
运营六年，朋友家人都知道她在做这件事。她偶尔与母亲谈起“就业性别歧视”话题，母亲反倒过来试图来说服她。在母亲的传统观念中，男性力气大、不生孩子、没有女性生理方面的负担，更合适某些岗位和行业。几句下来“话不投机”。
但"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的微博真切地影响着一些人。
大三那年，大智第一次给大队写信，她紧张不安，害怕受到学校舆论的监控。但投完稿之后，她在这里找到了“共鸣”。
性别意识也在大智成长之中慢慢苏醒。在大智的家庭里，父辈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位置。问题出现，事情的对错推到后面，爷爷的话往往成为最后决定的标准。母亲有时候提出异议，父亲会坚定地站在父辈这边。“家族”的概念根深蒂固，重要的场合下，同一个家族姓氏的人必须到场。
上大学之后，她接触到更多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议题，开始有了更清晰的意识。在台湾交换时，她经常去看女性主义的展览、相关纪录片。开放、自由的性别环境让她触及到性别友好的时刻。
念书过程中，她觉得理论不够，想要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解，需要进一步有所行动才行。看到大队的招募信息，她很快加入其中，成为核心的成员。
追溯起来，第一次给大队的投稿，成为大智日后参加一系列性别议题行动的起点。她加入梁钰团队的姐妹战役经验手册编写、和身边的伙伴在高校里发起月经巾盒互助、两会前期，组织策划给人大代表们写建议信。
这些都成为微小而具体的反抗。
几年前，白星星曾经看过《因为性别》，这是一本通过诉讼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书，书里几乎展现了每一位女性在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境：就业歧视、工资待遇不平等、晋升路径狭隘……每一个诉讼案件都在打破社会所认为的“理所当然”，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
但白星星认为，在当下的语境里，依靠诉讼来改变推行性别平等依然缓慢。“千千万万个女性要就业。不可能一毕业就去当原告，去告三四年。”她相信具体而微的努力，试图在日常生活里寻找反抗的路径。
运营大队久了，白星星对就业性别歧视广告异常敏感，走在街上一扫，“男”这个字会尖锐地冒出来。有一年，白星星去江苏玩，乘公交车时，看到一则“招聘司机”的启示，对男性要求45岁以下，女性要求40岁以下。她和朋友说起这个话题，顺手拍照，投诉举报。
她抓住一切能安利的时机，告诉身边人“这是歧视”。
“这个现象太常见了”
在朋友圈删除招聘吐槽之后，有一位男生曾来找叶一源讨论。
他认为，叶一源在的行业女性较多，这样的招聘是为了“性别多样化”。在他的理论里，如果没有人工干预，女性比例会不断上升，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叶一源发了很长的文字去反驳，没能改变男生的想法。
她岔开话题，聊到找工作的焦虑。那位男生和叶一源抱怨，在美国找实习时，公司注重多样化，他不敢写自己是“男性”，每当在涉及性别的选项，他都写Decline to indentify，反而女生可以大胆写，“会因此更加有竞争力。”
叶一源一时无语，觉得有一层玻璃板横亘其间，明明大家可以彼此看见，却很少能相互理解。
就像初始的默认值，就业性别歧视因为“太常见”而被“视而不见”，在采访时，白星星告诉我，“除了这样面对面访谈，一般人在就业性别歧视这个话题上谈论不会超过三分钟。”
在大队所撰写的《2019年国家公务员招录性别歧视调查报告》中，有3383个岗位存在性别限制，占到35.03%，偏好男性的岗位有2595个，占到76.71%。
而在大队所收到的投稿中，政法、公务员、医生、律师是性别歧视的重灾区。
辅导员在群里发的招聘信息几乎无人回应，但在现实生活里“吐槽太多了”。
回到寝室，白星星和舍友一起抱怨。但细微的分歧显现出来。一位舍友考了公务员，她觉得要适应这样的趋势，唯一的方式是让自己在女性竞争者中变得更好。另外一位舍友在硕士阶段生完孩子，没有生育顾虑，她的视角里是更加纯粹的经济学，“用人单位招男性可能更合算一些。”
白星星告诉全现在，在偏文科的专业中，男性更受到青睐。而在理科专业中，由于男性较多，用人单位不会刻意强调男性，但有时会以一种女性歧视的方法来筛掉女性。曾经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一位女生去找工作，HR收到她简历之后，把简历放下，问：你有男朋友吗？女生说，有。HR说：“那回去问问你男朋友，愿不愿意来我们单位，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把你也一起招了。”面对这些，白星星笑不出来。
黄依依曾经在互联网大厂的HR岗位上实习，负责招募程序员。她发现，候选人的性别结构一开始就是失衡的，一百份简历里可能只能见到1-2个女性。从筛选角度来看，她很难分辨哪里出了问题。
性别歧视有时可能是隐性的。简历通过HR筛选之后，由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再次筛选，每一位负责人有自己的标准和判断，最终，这些标准不会告诉HR端。
实践之中，大队发现，即使是投诉举报，对方有时也很那难意识到其中的性别歧视。一些企业对招聘信息作出“锱铢必较”的解释：尽管写明“男性优先”但并不代表排斥女性。对方列出数据，“这个岗位已有二十个多女生来投递，我们没有不收她的简历”；还有企业从“为女性着想”的角度出发否定性别歧视：这个岗位特殊，劳动强度大，要上夜班、加班、不适合女性。
要求被删微博也是常有的事。志愿者看到有相关整改，会将相关微博设置成自己可见。因为各种原因，微博被删得太快，大队不得不更新了一条删稿原则，在微博置顶。
被改变的十分之一
2018年，大智成为“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的成员，当时大队的粉丝只有七八万。
转折点发生在疫情期间。许多女性议题冒出来，“看见女性劳动者”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计划让更多人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女性力量；有着强烈女性视角的脱口秀、访谈、在公共舆论场中掀起一场又一场聚焦女性境遇的讨论；女性的声音也在公共空间里不断聚集，产生回音。2020年末，“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的一下子粉丝量涨到近50万。
他们也见证了一些具体而微的改变。
刚开始寄信，一年投出去365封，收到的概率为10%。到了2020年，大队曝光1263起招聘性别歧视信息。在志愿者的举报中，收到了208个回复。
因为被大队反复投诉，几家招聘类网站的搜索模式进行调整，搜索男性，不再显示岗位。2月，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2020年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中，法医专业仅限男生的规定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有人写信投诉，收到了教育局“责令学校整改”回复。
另外一次，经过大队投诉，当地妇联召集当地企业进行联合谈话。
曾经在HR岗位上实习过的黄依依告诉全现在，在给面试官做培训时，他们会提示各个部门的面试官避免询问女性生育情况，婚恋情况，以免最后没有录用，给候选人留下性别歧视的印象。
就业性别歧视的投稿源源不断，很难说这是好是坏。人们的性别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倦怠感偶尔涌来。对于大智来说，一切还没有能看到尽头，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女性的就业情况可以在整体上有所提升。
刚开始寄信时，很长一段时间，白星星没够收到任何回复。无论是好是坏。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封由一家人社局发来的纸质版回复。她回忆起来，她曾举报过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中性别歧视。在信中，当地的人社局说明，他们前往公司核实情况，并发放了整改指令书。之后，这家公司在招聘网站上对招聘内容进行了修改，寄来的信件里还附上了修改后的招聘信息。
她开心了好一阵，对这件事有了信心。“如果你寄十封，我敢保证有一封有一个确切的回复。”
这十分之一的概率正是抵抗沮丧、促进改变的动力之源。
（应受访者要求，叶一源、黄依依、白星星、大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