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妈妈张萌和她的儿子
一笔钱到账了，迟到了四年小小的标签上标注着三个字：生育金。
账户的主人张萌是一位上海的非婚妈妈，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也是“非婚妈妈争取生育保险第一案”的当事人。
2017年，张萌申领生育保险时，因无法出具“结婚证”被拒，四年里，她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申请再审，但案子不断败诉。
她还是选择继续在这条孤独的跑道上奔跑。
张萌背后，是一群非婚妈妈们，她们因这一身份，落入政策的夹缝和曲折的现实之间。张萌用四年，她以自己的案子为起点，一小步一小步地，撬动起现实坚硬的岩层，让这个群体“被看见”。
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宣布，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流程中，“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这意味着上海成为继广州之后，全国第二个单身妈妈可以顺利申领生育保险的城市。
上海这一政策破冰后，目前已经有包括张萌在内的五位非婚妈妈申领成功，但除了广州、上海，中国更广阔的其它地区还没有开启这条通道。张萌把自己的胜利看成一道光，但她希望照亮的不仅仅是自己。
张萌3月3日收到了她为之努力了四年的生育金
政策的口子一点点打开
张萌一直在等待着那笔钱。
她早早算过，通知会在3月3日到来。这是一个忐忑又充满期待的上午，上海多云，时而有小雨，张萌刚好休假，孩子去上幼儿园，她去菜场买菜。回来之后，她没忍住，转头先告诉了母亲。
等待让人难熬。闲下来，她在案件进展群里聊天，和大家同步目前的信息。她知道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这一时刻。
下午1点，一笔钱打到张萌的账户，小小的标签上标注着三个字：生育金。她把消息发到群里，微信群沸腾了。
张萌是一位非婚妈妈，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也是“单身妈妈争取生育保险第一案”的当事人。2017年，张萌因未能提供《计划生育情况证明》，申领生育保险 时被拒，四年时间里，她不断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申请再审，但案子一直败诉、败诉。
生育保险作为一项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包含在职工的“五险一金”中。女性在休产假期间，工资由生育保险提供。而无法领取生育金，意味着女性在产假期间会失去作为工资的经济来源。
此次生育金的成功领取，对于”非婚妈妈”群体来说，意味着她们的权益获得了更多一重的保障。在张萌之前，今年至少有四位上海非婚妈妈领到了生育金。
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陈亚亚从2016年关注“单身女性生育”这一议题。她表示，这说明国家政策在这方面将进一步有所突破，“其他地区也会慢慢跟上。”
政策的口子是一点点打开的，张萌和其他非婚妈妈一直追踪着政策的变化。
2020年4月30日，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鼓励探索“承诺制”和“容缺受理制”，取消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在印发的全国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生育保险待遇办理材料中未提及结婚证。
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宣布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
生育保险的领取之前一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审核表，一般情况下，社保部门拒绝受理。去年12月底，单身妈妈程楚发现生育金的受理流程从社保转到了医保，她当即给社区事务中心打电话，被告知“计生审核表已经取消”。
2021年1月，生育金线上申请开启。张萌在“随申办APP”试了三次。第一次申请退了回来，第二次材料上传不全，直到第三次，提交最终成功。系统的流程有条不紊，预审、受理、等待款项到账。张萌每通过一个流程，“感觉 就又前进了一步。”
这份迟到四年的生育金，对于非婚妈妈们来说，是靠无数投诉电话、无数封建议信、反复的诉讼和持续的抗争，换回来的来之不易的平等。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生育保险审核的通知
我不会结婚，但我想要这个孩子
2016年秋天，张萌发现自己怀孕。那时，她刚刚和前男友分手。
她去医院咨询、检查，跑了两个科室，生育科与计生科。两扇门背后，是截然相反的答案。那时张萌年近40岁，从医学角度上看，如果这次不生，大概率以后没有机会。
在此之前，张萌并不喜欢孩子，也未曾想过生育。怀孕之后，变化在一点点发生，她形容那是一种“施了魔法”的感觉，好像“像被唤醒的天性”。
前男友的反对没能阻止这份血肉相融的联结。意外到来，张萌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她做过最坏的打算：户口不能办就黑户、家人不支持就脱离关系。在她眼里，“生命高于一切。”
好在家人都给予支持，“有孩子比没有孩子好。”在心里，70多岁的母亲依然期待着她结婚。尽管张萌已经明确自己的态度：“我不会结婚，但我想要这个孩子。”
为了孩子出生，她做了细致的规划。算好预产期、研究无痛分娩、查找办户口的信息、生育保险的政策。怀孕期间，她开始查找各种资料：看法律条文、咨询医生、查部门官网、打计生办热线。面对规定的繁复、程序的琐碎，她会安慰自己，还有很多时间，要一步步走。
2017年5月，孩子出生，几乎每一项关于孩子事务的办理都遇到了麻烦。孩子出生第三天，她借了一张轮椅去办出生证；办户口时，她与派出所据理力争，拖了两个月才办好。
但办理生育保险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幸运。由于没有结婚证，张萌所在的街道服务中心拒绝开具计划生育证明，社保中心拒绝张萌申领生育保险。
屡次碰壁之后，张萌决定提起行政复议、诉讼。
最早，她并不想提起诉讼，“可是有些东西是需要全力争取的，没有声息，别人看不到你。”
事后回望，张萌依然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条孤独的跑道上，张萌开始奔跑。四年时光里，张萌以自己的案子为起点，一小步一小步地，撬动起现实坚硬的岩层，为自己也为“非婚妈妈”这个群体，辟开一条路。
“让人看到希望”的那些变化
长跑一旦开始，接下来就是巨大的消耗。
早期，张萌通过网上信访与社保部门沟通，投诉“这条规定不合理”，“这个条文解释不对。”选择行政复议后，她不再信访，专心等待结果。复议经过延期、终止、恢复，结果出来了：维持原来的行政决定。接着，张萌又通过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生育保险十万元左右，律师费却很高，还没有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张萌心里清楚：“赢的概率能有1%就不错。”
但在这条孤单的跑道上，更多的人逐渐聚集起来。
从2018年开始，非婚妈妈程楚也在一路抗争。为了生育金，她打过无数次投诉电话，给12345、卫健委计生部门、医保中心、社区事务中心……频率两天一次，以至于后来对方接到电话，就知道程楚是谁。
这笔生育金对程楚显得尤其重要。她被曾经的交往对象骗走了60万，她需要独自承担起孩子的一切，将近十万的生育金是她几个月的工资，“那段时间是最花钱的时间，没有钱孩子怎么办？”
33岁的展滢滢也是加入进来的一员，她是一名助理律师，也是一位女性权益的关注者，2016年开始，展滢滢关注到这一群体，并开始做相关调查报告，她和志愿者一起自发建立了一个小团队，帮助非婚生育的女性。
2017年，张萌诉街道办，一审败诉。2018年，张萌诉社保事业管理中心，一审、二审败诉。2019年，张萌向上海市高院申请再审 ，被驳回。
案子耗时四年，“失败”早有预期。张萌重新找到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张萌，只要补了结婚证就可以。张萌坚决不同意，“这不是一定要求我结婚吗？”
对于制度上的不合理，张萌不愿妥协。后来成为张萌代理律师的李珺表示，生育保险金的领取，应与户籍、医疗等一样，与计划生育脱钩。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劳动法》对生育保险金待遇领取也未设定以“计划内生育”为前提条件。因此，没有理由剥夺未婚生育妈妈领取生育保险金的权利。
诉讼之外，张萌也在尝试其他办法，“只要能改变事情的结果，我都会去做。”
2020年2月，地方两会陆续开始。张萌与志愿者开始给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建议信。一百多封信寄出去，回复率有10%，有时是电话，有时是邮件。
做过相关调研的上海高校研究生高晓君，被这位母亲的坚持与温柔打动，“她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希望争取的不止是她一个人的权益。”
三年间，变化也在真实发生。最明显的，2015年时展滢滢几乎找不到访谈对象，这几年间，多位非婚妈妈愿意接受展滢滢志愿团队的访谈，诉说自己的经历和状况。2019年，一场 广州的线下分享会上，一位非婚妈妈讲述了自己成功领取生育保险的经历，台下十几位赶来的听众，每一位都在鼓掌。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宣布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
高晓君说，这些变化“让人看到希望”。
2021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将关注的问题聚焦在单身生育女性和非婚生子女群体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交建议，保障单身生育女性平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建议，适当放开非婚生子女的入户条件，制定非婚生子女落户的全国统一标准。
张萌的儿子
困境，还在生育金之外
成功领到生育金后，非婚妈妈们的内心仍是复杂的。
展滢滢告诉北青深一度，出于多种原因，非婚妈妈们在维护自身权利时，更多的人目前还是难以直接站出来，强烈的不安全感伴随着她们，她们担心隐私、担心工作、担心孩子，她们变得小心翼翼。志愿团队将张萌领取生育金成功的消息通过微博发布，一位非婚妈妈悄悄私信问：这是真的吗？
成为“非婚妈妈”的原因复杂，有人是主动选择单身生育，她们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工作能力，对于生育有自主性。还有一些，则是被动地成为了“非婚妈妈”。程楚反感这个叫法，她更 愿意称自己为“单身母亲”。“如果有人愿意结婚，两个人一起有个美好的家庭，哪个女人愿意一个人单身带娃？”对于这个群体，她们的自我抵御和保护能力通常更弱，很容易面临经济上的困难。
在高晓君对23位单身妈妈做的田野调查中，有一位非婚妈妈的孩子得了重病，工作和生活备受影响。“一些重大疾病对正常的三口之家都难以抵抗，更何况是只有一个妈妈。”
困境还存在在生育金之外。
展滢滢告诉北青深一度，非婚妈妈可以领到生育金，目前依然局限在广州、上海这两座城市，中国更广阔的其它地区仍未开启这条通道。在生育保险之外，“非婚妈妈”也还面临着其它的 一些特殊限制，比如在上海，购房政策乃至之后的教育都与《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挂钩。上海社会科学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陈亚亚表示，由于不认可单亲家庭是一个家庭，外地单身女性无法在上海买房。
张萌像其他“非婚妈妈”一样，同样需要面对自己的“养育困境”。尽管如此，孩子带来的幸福感也是“无可比拟”。语言爆发期，孩子一下子会说很多话，有时会突然说“妈妈我爱你”，有时会跑过去抱着张萌一阵亲昵。张萌在手机备忘录中写宝宝日记，取名“驯兽记”。意思是，每天和精力旺盛的小幼兽在一起。
如今，孩子开始上幼儿园，结交新的朋友，了解新的事物。在他通向的更大的世界中，有一小片妈妈努力拓展的领地，让许多身处“围城”中的非婚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沐浴在阳光里。
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萌、展滢滢、程楚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