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本文在2020年10月26日发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0年以来，一张张印有积分管理清单的表格，派发到浙江桐乡老百姓手中。
表格列举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事项，有“加分”和“扣分”两部分，加分项既包括举报违法犯罪等“突出表现”，也包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等日常琐事。
扣分项实际上就是告诉老百姓“哪些情况不能出现”，如邻里关系不和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无理上访、越级上访等。
每季度结束，村里会公示一次排名，得分超过100分的村民可以兑换卡券、服务，或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在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看来，积分管理是在“三治”融合基础上的又一次尝试。2013年，桐乡开始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基层治理模式，2017年，“三治融合”被正式写进十九大报告。
目前，桐乡推行积分管理时，赋分内容也涵盖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方面。
1、积分能换面吃
一张写有“三治融合”助推垃圾分类的彩券面值10元，凭它可以在当地吃上一碗黑鱼面或大排面。
这是桐乡河山镇堰头村提供的免费面券。村民想要得到它，必须提高垃圾分类准确率，积攒到一定的积分后才能获得“奖励”。
堰头村村支书唐荣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村是桐乡最早试点积分管理的行政村，“灵感”则来自老人们的“舍不得”。
2019年初，上级下达了开展垃圾分类的任务。“但是老百姓不愿分、不会分。”唐荣方说，村干部去管，有时还会招致村民的斥责。
有一次，唐荣方在村里转悠，发现即便到了饭点，没回家的老人也舍不得在外吃碗面，即便价格不过10元。
“是不是可以由村里出钱，让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获得免费面券？”唐荣方心生一计。他把想法拿到村支部会上讨论，同时征求村乡贤参事会、百姓议事会的意见。
“发免费面券的做法能够推行，得到了乡贤参事会的支持。”唐荣方回忆，为了解决资金来源，他给乡贤挨个打电话征求意见，有人愿意回馈村里，听到这个主意后，当即就拿出了几万元钱。
村里设立了“乡贤奖励基金”，对那些积分多的家庭予以奖励。截至2019年底，共发放面券2827张。唐荣方说，堰头村也成功创建了浙江省高标准垃圾分类示范村。
实际上，堰头村的做法是与镇里推出的“三治融合”积分管理配套的。
2019年3月11日，河山镇出台“三治融合”提升行动积分管理方案的通知，拓宽了积分管理的范围，不仅有垃圾分类，还加入了许多新的选项。
通知规定，每户有100分基础分，在基础分之上进行奖惩。积分规则按照每日申报、每周反馈、每季度排名、每年评比的方式进行，申报的积分由积分管理组人员最终确认。
分数超过100分可以兑换卡券、服务，但不包含现金，不到100分的目前无惩罚措施。
加分、扣分内容涵盖自治、法治、德治三个方面。法治栏的扣分项有出现“黄赌毒”、存在违章建筑等，德治方面，家庭关系不和睦、出现矛盾纠纷的要扣分。对应的，也有多个加分项目，如获得表彰、参加公益活动等。
“最终成为加分和扣分项目的主要是一些村干部平时很难管理的‘地带’。”河山镇一村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坦承，比如房屋周边环境差又拒不整改的，我们就把它纳入扣分项目，主要是想引导村民。
堰头村制定的办法中，家庭成员参与无理上访、越级上访的，每次扣10分；而在乌镇陈庄村，非法上访会被“一票否决”。
2、 从乡村到城市
在乡村推行“三治融合”积分一年多后，2020年5月，桐乡市出台了《桐乡市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实施办法》，将积分与全域秀美、金融惠民、个人诚信、先进评比挂钩，形成了一张更大的“积分网”。
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至此，“三治融合”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桐乡的“三治融合”积分也不例外。
和乡村的做法相似，街道办事处也设立了公约，把公约内容转为更具操作性的量化赋分，比如主动上报出租房消息可以加分。这样，城镇的社区居民也可以凭借积分兑换服务。
“新居民多是桐乡市的典型特点。”桐乡市政法委书记潘川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桐乡市户籍人口超过70万，城镇人口40余万。2019年的全年暂住人口57万。
如何在新居民群体中，开展好平安建设，一直是治理难点。“我们把三治积分和子女入学挂钩。新居民为了让子女能够在本地的公办学校上学，很乐意参加。”潘川弟介绍，像这样的积分兑换渠道，可以催化出更浓厚的遵纪守法氛围。
梧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没有乡贤参事会这样的资金资助渠道，各社区主要和企业建立联系，企业为了提升知名度，也愿意把一些免费体验券和积分兑换联系起来。此外，梧桐街道对每个社区补助2万元，作为积分管理兑现的启动资金。
在盛勇军看来，桐乡近年创新推出的“三治积分”管理，是将评判机制量化的重要举措。“ 给予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形成‘让有德者有所得’的激励机制，对‘三治融合’的持续深化非常有必要。”在2020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推进“三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峰会上，盛勇军这样表示。
3、 是不是管得太宽？
试验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实施时，有村民认为积分规定得太细，感觉生活被束缚。蔡光秋是堰头村的一名积分管理员，他刚开始巡查时，有村民认为他们管得宽，拒绝参与积分管理。
磕磕绊绊中，蔡光秋的工作环境逐步改善。在熟人社会，政策并不是唯一的准则，还有舆论和面子。蔡光秋回忆，有些农户先是不愿参加，但后来看到左邻右舍凭借积分兑换服务了，“面子”上挂不住，也就加入了积分管理中。
除了认为“规定太细”，也有人担忧积分清单的内容。部分村庄制定的 “德治”扣分栏中，家庭关系不和睦、出现矛盾纠纷的要被扣分。就有村民提出这其中的界限问题，“像离婚的，家庭关系肯定会出现矛盾纠纷，不和睦，是不是也要扣分？”
桐乡市政法委副书记徐晓叶对这一担心的回应是：积分管理项目清单必须经村（居）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村（社）还有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道德评判团等组织把关，“成立的积分管理队伍也是依托自治组织建立，吸收了最广泛的居民代表。”
巡查员蔡光秋说他们每次作出的积分巡查台账，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看，“至今，我还没有接到过一起投诉。”
“我们再三强调不能用行政命令让村民强制参加，绝对不搞摊派。”徐晓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既然要搞自治，就是要让村民自愿参加、自主管理，改变过去用行政手段的惯性。
即便如此，公众的疑问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对老百姓道德的过分关注，可能引发对侵犯私权的批评。对妨碍公务、上访的一票否决，也可能被解读为过度维稳。
作为“三治融合”治理的见证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秩序与活力的矛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是社会治理学的基本问题，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整个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如果只以稳定有序作为目标，而忽视充满活力的目标，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无从实现。
郁建兴还认为，桐乡启动“三治融合”时，没有面临紧迫或严重的社会问题，试验不是以政绩或短期主义为导向，而是出于自身需要的自主创新。在他看来，实现可持续创新的根本途径，是 要嵌构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把有效性作为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