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荻
两面人这种事，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
德国人表面上一丝不苟，实际上两面人特多。
比如辛德勒，就是一个著名的两面人。
电影《窃听风暴》里面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的史塔西上尉魏斯曼，也是一个两面人。
电影《再见列宁》中亚历山大的妈妈也是个两面人，她表面上是个狂热分子，实际上却和亚历山大的爸爸一起策划了爸爸出逃西德的行动。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乔乔和他妈妈都是两面人。妈妈带乔乔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却在家里藏了一个犹太女孩——艾尔莎。乔乔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发现艾尔莎后，并没有举报她，反而帮助她隐藏。希特勒青年团的领队“K上尉”也是个两面人。盖世太保来乔乔家搜查的时候，艾尔莎假装乔乔失踪的姐姐，却说错了出生日期，K上尉不动声色地给她打了掩护。影片最后，德国战败，俄国士兵俘虏了乔乔和K上尉的时候，K上尉拿走了乔乔的制服，还当着俄国士兵的面把乔乔叫做“肮脏的犹太人”，从而救了他一条命（很快就传来了枪毙俘虏的声音）。
有人说这些都是电影，这些事情真实发生过吗？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确实出过很多两面人，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有些人直接拒绝服从纳粹的命令：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经常抱怨说，每当他要求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的时候，司法部的负责人施里戈伯格总是以行动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他的要求。不过后来纳粹修改了法律，这样这种不服从行为就没有法律依据了。
1938年底，弗兰肯大区（纳粹设立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省）的纳粹党徒们心想：犹太人的财产早晚是要没收的，不如直接让他们把财产转移给我们。于是他们找来了该地区的犹太人，企图强迫他们签署文件，把财产无偿转让给大区、市里或者其他某些机构。然而，法院里有些官员怀疑这一程序的合法性，因此拒绝参与有关的业务，于是财产转让没有能够生效。
希特勒提议入侵丹麦和挪威的时候，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不顾元首的愤怒，断然拒绝参与先期准备工作。后来，斯堪的纳维亚行动完全是由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规划的。
纳粹占领丹麦之后，派遣了一些官员到丹麦去负责驱逐丹麦的犹太人。这些德国官员没有自己的部队，丹麦人也不肯帮助他们。他们去向德国占领军寻求帮助，但是占领军的最高统帅赫尔曼·冯·汉纳肯将军拒绝为此调动人力，也拒绝颁布法令命令犹太人向德国国防军办公室报到。于是他们不得不挨家挨户搜查。汉纳肯要求柏林干涉，企图以此来拖延时间，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只派出了区区五十名士兵，在把犹太人装上船的时候把港口地区封锁起来。他为自己辩护说，这只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
有些两面人会阻断指挥和信息链条，例如不把上级的命令向下传达，或者不把下级的信息向上传达。有关信息可能包括经济情况、舆论和供应情况等等。他们还会不把发现的秘密抵抗组织、抵抗计划和抵抗活动报告给上级。
在纳粹德国，两面人官员们阻断信息的方法非常极端：表面上忠心耿耿的官员们知道有人正在密谋策划推翻和刺杀希特勒，却对此默不作声，甚至还掩护他们。
例如，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部门首长们直言不讳地对纳粹政权表达不忠，甚至还策划阴谋企图让它垮台。而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即使本人没有参与，也肯定知道存在颠覆性的谈话和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颠覆活动与日俱增。但是他们从未向安全部门报告过。
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希特勒阴谋是由德国本土兵团的副司令奥布里希和参谋长施陶芬贝格策划和实施的。本土兵团总司令弗里茨·弗罗姆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阴谋，但他也没有告发自己的下级。1944年7月20日当天，战争部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们得知有人企图刺杀希特勒之后，也没有向上级报告。
两面人阻断指挥链条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把命令传达给自己的下级。例如，1939年，德国的将军们曾经密谋策划阻止德国进攻同盟国以及入侵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手段是不把进攻命令传达给自己的下级。
1942年9月7日，纳粹德国的东部占领区部指示乌克兰的德意志帝国总督埃里希·库奇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但是库奇无视了这项命令，1943年3月16日，他告诉东部占领区部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一法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不可能的。”
有些两面人还会对上级的命令拖着不做，暗中使绊儿。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打着服从某项具体命令或政策的幌子。
例如，戈培尔经常抱怨说，政府各部门对于推进纳粹的措施显得缺乏领导能力和主动精神。1942年3月19日，戈培尔写道：
我们提出了许多改革、改进和法律草案，但这些都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因为中央办公室里正在进行一种静悄悄的破坏。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着那里，因为天高皇帝远，这种顽固不化的官僚主义真是非常难对付。
希特勒两次企图对所谓的盟军恐怖飞行员使用私刑，但是官员们使用各种搪塞、拖延和推迟的手段阻止了希特勒的极端想法：
……人们常常发现，核心人物的唯一目的就是围绕着特定的问题纸上谈兵，这种纸上谈兵会一直持续到整件事情被放弃归档为止，因为希特勒要不就是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要不就是开始对新问题感兴趣了。
1944年夏天，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恐怖计划，用来对付被俘的盟军“恐怖飞行员”，在陆军元帅凯特尔（最高指挥官）、上将约德尔（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和帝国元帅戈林（空军总司令）的联合努力下，这一企图被有效地拖延了下来。他们的手段是假装要澄清“恐怖飞行员”在国际法中的概念，以及不断延长讨论的时间。1945年3月，希特勒再次企图制定这一政策，但是约德尔的副官、空军参谋少校赫伯特·布克斯，陆军元帅凯特尔，帝国元帅戈林和空军作战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再次挫败了这一企图。希特勒希望发布的命令一直没有发出来。
有观点认为，纳粹德国没有发展出核武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这一计划工作的核科学家们有意拖延和阻碍这一工作。德国的核研究者不但不推动原子弹的开发，还分散对于这一想法的注意力。他们不把预备性的理论研究交给上级，而且说其他人的建议虽然从原则上来说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把有关的研究备忘录束之高阁，还向军事部门隐瞒他们马上就能制造原子弹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还假装合作。因为他们认为，研究人员公开罢工会把这一领域留给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人。
纳粹的各种极端反犹措施，尤其是那些与种族灭绝有关的措施，都曾遇到过拖延和阻碍。德国的官僚机构，外交部，东部的德国占领官员们，以及与纳粹同盟的保加利亚、维希法国和意大利的官员们都这样做过。这些行动显然不足以阻止纳粹的整个行动，但确实拯救了许多犹太人的性命。
外交部中，与驱逐犹太人有关的事务是归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德国部处理的。纳粹的驱逐政策中不包含拥有某些国籍的犹太人，但是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要求路德就把驱逐扩大到所有国籍的犹太人的可能性准备一份报告。然后，里宾特洛甫手下的埃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把路德的报告发给了外交部法律部门的埃米尔·阿尔布雷希特，“希望把它埋在那里一段时间。”
虽然在大屠杀的问题上没有人是完全无辜的，但是东方总督辖区（东部被占领土上的一个行政区）的德意志帝国总督海因里希·罗斯为拖延和阻止里加大屠杀做出了贡献。1941年10月，罗斯向罗森堡的东部占领区部报告，要求阻止利耶帕亚的大屠杀。11月15日，他要求裁决他管辖下的犹太人是否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要杀掉；直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收到肯定的答复。12月1日，他敦促维尔那市的民事专员阻止对不可替代的犹太人的处决行动。
保加利亚、维希法国和意大利也使用了各种行政和外交手段来阻挠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例如，驻扎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军故意阻挠德国人所发出的驱逐犹太人的命令的执行。意大利军官们重新解释了德国人1942年12月的命令，把从法国边境和沿海地区驱逐所有的犹太人解释为只驱逐法国的犹太人。意大利第四军阻止了里昂的行政长官逮捕格勒诺布尔地区的两千到三千名波兰犹太人，使他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处决。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就此向墨索里尼本人提出异议的时候，墨索里尼回答说，他同情里宾特洛甫的要求，但是他拒绝干涉他的将军们的行动。而他的将军们仍在继续释放被捕的犹太人。意大利警方把犹太人从沿海地区赶出去之后，把他们安置在了市中心的旅馆里。希腊的意大利占领区和克罗地亚的意大利第二军区也有类似的意大利式的阻碍行动。
维希政府虽然要对大量生活在法国的犹太人的命运承担责任，但是行政和外交性的拖延和阻碍行动无疑也拯救了许多犹太人的性命；贝当和赖伐尔及其下属官员和警察为这些行动做出了贡献。维希政府任命的第一位犹太事务专员泽维尔·瓦尔拉特最初反对任何驱逐法国犹太人（有别于外国犹太人）和强迫佩戴犹太人徽章的做法——即使是在德国完全占领法国之后，佩戴犹太徽章的做法在维希领土上也无法执行。波尔多的法国警察只逮捕无国籍的犹太人供驱逐（当时只有150人），为此，驱逐行动的负责人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中校怀疑他是不是得完全放弃把法国作为驱逐的来源。赖伐尔拖延了德国人提出的制定法令剥夺1933年之后归化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的要求（这会使得他们有资格被驱逐）。最后，赖伐尔告诉德国人，贝当——制定该法令必须要得到他的批准——厌恶剥夺妇女儿童通过归化获得的法国公民身份的法令。赖伐尔还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丢失了法令草案的复本。这就意味着，新草案能够提交内阁之前，还需要有三个月的等待期，供犹太人提出反对意见。此外，这一法案还需要得到意大利人的批准。他说，在此期间，法国警察不会帮助搜捕犹太人。没有法国警察的合作，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就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1943年9月8日意大利人对法国犹太人的保护失败之后，也只有三批犹太人离开德拉西的始发站被运往奥斯维辛。
最后，两面人还会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故意不尽全力。
例如，挪威被纳粹占领期间，挪威警察和德国士兵有时都会故意无能。他们或者是帮助犹太人逃跑，或者是在执行逮捕时做得比上级期望他们做的要少。有一个案例是，一位挪威警察被派去逮捕一名犹太人，这名犹太人碰巧外出了，这位挪威警察留下一张字条，说他中午十二点回来——这就给被追捕的人留出了收拾东西逃跑的时间。最初的搜捕行动中，大多数犹太人都事先得到了逮捕警告。1942年11月26日，纳粹逮捕其余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之前，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挪威警察会去通知抵抗者即将进行逮捕，有些人还会在前一天晚上亲自去警告犹太人。1943年11月30日，奥斯陆大学有许多学生遭到逮捕。被派往私人住宅去执行逮捕任务的德国士兵经常鼓励被通缉的人逃跑：应门的人说被通缉的学生走了不在家，他们就假装相信了，也不进屋搜查。
托马斯·曼的女儿艾瑞卡·曼在她描写纳粹德国的小说《黑暗降临》一书中写道，某个城市的盖世太保总监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之后，给当地所有的犹太人签发了出国的护照，并且挨个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拿上护照立即出国。
艾瑞卡·曼还写到了一个在大学里讲课的法学教授，这位法学教授不仅是个两面人，而且还是个“高级黑”。他在课堂上的演讲得到了学生们的跺脚（表示叫好）和鼓掌：
“再清楚不过的是，元首和党的权威是永恒的，而构成我们法律的种种概念和思想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因为‘正义就是为德国人民所用’，而且今天有用的明天可能没有用，所以今天的正义可能就成了明天的非正义。更进一步说，因为一项正义的诉求必须有意愿和力量来保证它的实施，所以当这个力量停止存在或被另外的人所攫取，这项正义的诉求也就无效了。我说清楚了吗，先生们？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作者说，此书中所有的故事、悲剧、人物、事件、进展、法律、统计数字、表达方式等等，都基于事实。一切都是事实——没有一件事是杜撰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都是来自亲历者和最可信的目击者的叙述。
我们都要感谢这些“两面人”。
老鼠欢迎投喂奶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