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蔡玉玲之前，熟悉她的同事给我心理准备：“阿包（行内对她的昵称）讲新闻会好多嘢（东西）讲，但个人嘢就无乜（没什么），佢可能唔系好惯讲自己。（她可能不是很习惯讲自己）”
谈过后就发现，她不是故意隐藏，而是将个人的热情、信念、生活中的大部份时间都贯注到新闻里面了，以至她谈及被港台停职后的日子时直言：“你记者的志业同你的人生价值观系分唔开，如果突然有一日唔可以再做记者、以后唔可以再做任何采访工作，我想像啦，可能你嘅人生价值即刻会跌到零。”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比新闻更值得讲的呢？
今天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声援阿包的活动文宣上，写著“fearless”、“selfless”，那刻觉得 selfless 这个字很美、很适合她。中文版的对译是“无畏无私”，但可能这四个字被用得太滥吧，非母语的陌生感才突然让人意识到：无私的具体表现就是 self-less，一种没有“自己”的状态。
因为 selfless，才能 fearless。2020 年国安法杀埋身，很多记者和传媒机构都揣摩著采访红线，猜测谁会是第一个被清算的记者。但受访时阿包努力回想：“真系无㖞，无谂哩啲……”带点茫然和歉意的笑，“都系不停谂点样做好啲、点样报道、点样平衡各方意见，都系入港台以来一路做紧的，从来都唔系审查或者顾虑啰。”
如常报道，如常问问题、找答案，如常查册，不意就走到警察上门的一天。被捕后她一直提醒自己冷静理智撑过去，不喜欢上镜但尽量接受访问、将应该要说的话说完，“因为这已经唔系你一个人的事。”直到宣判、退庭，她才一下子哭出来。
时代要将这样的一位记者定罪。她明白极权下做报道往往不能即时换来公义，甚至可能只带来更多打压；推著她往前的，一直是在采访路途上遇见的别人，“我觉得受访者比记者鼓起更大的勇气，佢哋面对的压力更大，都愿意去同你讲、提供协助，咁你点可以辜负佢哋呢？（这样你怎么可能辜负他们呢？）”
大树好遮荫
对于被捕前自己丝毫没有揣摩政治红线的危机意识，阿包自嘲，可能是过往被保护得太好。
她形容自己是个幸运的记者。中学时代就爱上《铿锵集》那种充满人味的纪实制作，2005 年中大新闻系毕业，07 年正式入行，进港台负责社会时事节目，包括《议事论事》、《穷富翁大作战》、2012 年起做《铿锵集》等，一直待了十年。“我上司、身边的同事都不停话我知，港台是不会自我审查的，亦都无人会审查你，我就在一个大树好遮荫的年代下成长，好无忧无虑咁去追求自己的新闻理念。”
尚记得初出茅庐时做一集《议事论事》，追问六四 20 周年不同政党名人的取态变化，被谭耀宗在立法会发言时点名其节目，认为他们针对民建联而流露不满，“当日在记者室就有其他记者话：‘喂入面闹紧你呀’。但系无㖞，完咗返到公司无人话我，好似无发生过哩件事咁，节目照出街。唔会有人话，有人投诉你、我要停你职点点点。”
后来她希望更专注学习做调查报道，2016 年转职传真社（FactWire），“又系另一个很美好的机构。”入职第一单跟进的新闻，关于港铁市区线新车及广深港高铁列车的中国生产商“南车四方”公司，报料人指“南车四方”早前替新加坡地铁制造的列车出现裂纹、要退回青岛维修，但不清楚新加坡一方退车的确切时间地点。传真社抱著姑且一试的心态让阿包和摄影师出发往新加坡的车厂核实消息，两人通宵守候多日终于拍到涉事列车被运走的画面。
“可能有啲机构会话，唔确定就不要去了，‘两个人去新加坡出 trip 知唔知几钱呀？’（两个人去新加坡出差知不知道要多少钱呀？）去到又无嘢咁点？（过去发现没什么料又怎么办呢？）但掉返转头，你唔去现场又点核实呢？我会觉得，原来媒体机构可以有这样的空间和包容，让你去尝试和失败，唔一定要担保生仔返嚟（不一定要担保一定要拿到料回来）。”
那段期间阿包比较有系统地整理自己做新闻的经验和知识。可惜到了 2018 年底，传真社经营困难，她接受自愿离职安排，以 freelance 合约方式回港台制作《铿锵集》。
那中港重叠的瞬间
对阿包来说，关注的一直是怎样将新闻这个专业做到最好。元朗白衣人凶狠的棍棒历历在目，很多看过《铿锵集》〈7.21 谁主真相〉的人都跟她说：“好危险呀你哋两个女仔入村。”但当时制作团队考虑的，主要是怎样将报道做得恰当的技术问题、以及新闻伦理的讨论。
“我哋系巨细无遗到，上门时要点样接触对方，点样问问题先会令对方觉得唔系 being offensive、或者觉得你单方面指控佢、唔符合 fairness、impartiality 的原则、或者觉得私隐受到侵犯；如果有人问点解我哋会有佢个人资料，要点样清楚话到俾佢知等。”还有各种镜头取景、画面处理等，每次开会长达几小时。
“我哋讨论好多哩类问题（我们讨论很多这类问题），而唔系处理……哇会唔会有人揾刀劈我呀（会不会有人找刀砍我呀）、会唔会被警方拉，完全无谂过（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会觉得，个世界、个社会对传媒的认知就系咁，就系一定有一班人锲而不舍咁问问题、揾答案。我无觉得用了什么特别进取、特别唔恰当的方法，而会招来一些后果或报复，问题反而是你做的事，经唔经得起守则或道德的挑战和考验。”
也许因为尽量平和、中立，摄制队入了很多条村都只遇过一次恶言相向的驱赶，“叫我们‘唔好留喺度、你走’（别在这里待着，你走），就系已经剪咗出街那个。大部份时间大家都好清楚我们上门的目的。”
乡黑没出来打她，但节目出街的四个月后，11 月 3 日，新界北区重案组探员上门拘捕，跟负责调查 7.21 案的是同一部门，“其实咁样会唔会有利益冲突呢？”
阿包仍记得那是个很普通的中午，一时许，她一身居家服在家工作，忽然五、六个警员按门钟，“无谂过系咩事，亦都无事先收到任何风声，咁当然系好讶异啦。”她要求先换衣服再开门，但不到一分钟、套上衣服都很勉强的时间警员就不断再按钟，“可能觉得我唔知会毁尸灭迹定做啲乜卦。”
警察进门后就警诫和拘捕她，警诫内容有清楚说明是关于〈7.21 谁主真相〉的报道里、涉及哪辆车的车牌查册上作出虚假陈述、违反《道路及交通条例》等，“我明白佢讲紧乜，但系，当刻我好难接受到佢系一个事实。”
“其实你会……当下系好木然的，可能我系不停叫自己要冷静，即系唔好输啰，如果觉得自己无做错事，我就唔会想在人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跟住我就一路都用一种漠然的态度去应对。好快就进入了务实讨论，话要打电话俾律师，确保可以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先至搜屋，用好理性的 approach 去谂点样对自己同敏感的材料最有利，将 damage 减到最少，所以就无乜感受的。”
警员搜屋后将她带到长沙湾警署落簿，再转往大埔警署录口供。警车押送途中是阿包唯一生起一丝感慨的时刻，“突然谂起以前在内地采访时，有次接触完六四‘天安门母亲’之后被公安车押送我到派出所，当刻在车入面就重叠了那个画面。我一生人被拘捕的经验寥寥可数，而那个情景系好似，你坐在车入面，左右两边有警员夹住你。”
“于是我就感叹咗一下：呀，香港都去到呢一日喇。”
相信一切未完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2019 年的 7.21 开始，我们已经一再地感叹过，香港去到呢一日了？
7.21 是阿包极度耿耿于怀的事件，即使已在事发后一星期及一周年先后做过两次《铿锵集》探讨，仍有太多问号。尤其让她放不下的，是建制一方在 7.21 事件上很著意地宣扬另一套说法——由白衣人无差别攻击乘客，改写成黑衣人与白衣人混战，再改成黑衣人合谋到元朗搞事挑起冲突，而这种说法在某个社群里备受信服。
阿包记得，2019 年事发后监制已判断到这件事将对反修例运动及整个香港产生深远影响，于是翌日清晨，《铿锵集》摄制队就扑入元朗问商户取当晚闭路电视片段，希望赶在警方之先。结果有六、七家商户愿意提供，团队金睛火眼睇片整理，一星期内赶出〈元朗黑夜〉，主要重组事发经过、追问当日警方部署、为何没有警员到现场。
之后数月，反修例大事件浪接浪，同事们应接不暇，7.21 的未了问题唯有暂时搁下。“当时亦都觉得，好似已经睇晒闭路电视可以睇嘅嘢，或者睇唔到嘅就系睇唔到架喇。”
2020 年初，一方面留意到另一套论述在改写事件，而且他们与〈元朗黑夜〉里的受访者仍有联络，当日被打伤的市民跟阿包说，到现在还未有警方安排认人，“佢好想知道究竟打佢嘅系咩人、点解要咁做？”他们决定一定要做一周年的报道。
“其实都好苦恼唔知点入手，就觉得不如返转头睇片啦。”第一年因为时间压力，他们是以 2 至 4 倍速去看片段，这次逐格实时观看，而且著意辨认服饰和容貌上较突出的人物，有系统地给他们命名、记下出现的时间、截图纪录等。四位编导在日常工作外，花了以月计时间将所有片段从头到尾看一次；慢慢认出了白衣人集合的地点、衣服上的乡委会标志，又开始发现一些接载车辆可以辨认出车牌号码，继而梳理一系列相关人物和地址，逐个拍门拜访。
她很感谢片中唯一愿意上镜、具名受访的厦村乡锡降围的村长，而其他的白衣人，基本上都以各种理由拒绝访问、或无法接触到。亦有一、两个是不想受访，但愿意在镜头后花大半小时跟记者们倾谈，“好友善的，惊我们站在外面晒，仲特登拎把遮出来，表现得好 gentle 好有礼貌，你好难想像眼前这个人当日系出现过在现场。我唔知佢有无参与袭击或者同人有肢体冲突啦，但我假设，唔系 100% 的坏人。我接触到的人系好实在，当佢哋来得好实在的时候，你唔会好武断咁去呈现或者去论断件事啰。”
她很强调，〈谁主真相〉的出发点，就是没有前设地去听白衣人一方的声音，了解他们当日为何在场、是否有组织或各别的目的，她相信真相只有他们愿意讲、才会拼凑得起来。“既然大家成日话我哋净系报道被袭击者、或者所谓黑衣人的故事，咁我哋好努力尝试去揾一些辨认到的白衣人，希望佢哋愿意讲，这应该正正系批评者好想我哋做的事呀？”
阿包说到这里时语气平静，好像这并不是一句反讽，就只是一个清澈如水的问句。
由 0% 至 5%
但被捕就是告诉她，政权并不想、也不容许人问这些问题。
访问在裁决前进行，阿包坦承自己仍身处事件当中、没法整理感受；有时她努力搜索字句，然后又感慨，语言太贫瘠，事情也太荒谬。案件的审讯很短，双方争议主要在于《道路交通条例》的立法原意、“交通及运输事宜”的适用范围等法律观点；辩方没就有否查册、是谁查册等进行事实争辩。
对阿包及所有新闻工作者来说，查册是最平常不过的工序。是的，我查册；然后，我有罪？阿包没有自辩，上庭就只是响亮地说了两次：“我不认罪。”她很感激资深新闻工作者区家麟的文章替她代言，“当下其实无好深思熟虑，就真系一个所谓广播人的直觉，觉得讲‘唔认罪’太难发声了，我希望好清楚表达我的立场，而佢篇文用一个第三者的 clear mind 去讲到，哩单案在新闻自由上的性质同重要性。”
去年底她被捕保释后港台将她停职，也没提供法律支援，结果几位朋友夹钱帮她聘律师。停职让她多点时间照顾好自己，做运动、陪伴家人，“可能都系一个 blessing 嚟嘅。因为件事我无乜选择权，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尽力希望不被佢影响，然后活出好的一面，这个好似系我一个无形的目标，我好努力朝著这个方向去做。”
她也感恩很快有行家朋友邀请她参与撰写“旁听反送中故事”的 facebook 专页、又有人介绍网台〈喱骚〉的工作，尝试在新媒体制作一些具社会性的节目。“我事后谂都好似好惨嘅，做记者好似……无乜其他人生的价值？我唔知呀，可能以前好快会用职业去定位同介绍自己，好容易去同人讲‘我系一个记者’咁。所以我好庆幸无咗《铿锵集》的岗位之后，好快遇到另一个相对压力无咁大的岗位去做，亦都令我唔至于好迷失，一下子自我价值去到好低咁。”
判决后，阿包说她为《铿锵集》的 7.21 报道而骄傲。这报道为她和团队赢来新闻奖项，也让她惹上官司、留下案底；然而，她就 7.21 而想追问的所有答案仍悬而未决，所有受害人的公道亦远未得到昭彰。
“系呀，我成日觉得，做新闻或者做调查报道，只系一个尝试去接近真相的过程。真相系一件好复杂的事，佢可能由 100 个事实组成，我今次的努力只能够核实 5 个事实，如果你知道背后有 100 个事实你就会觉得，哇这 5 个事实只系微乎其微的、完全不足以影响成件事的真貌，但我谂就系一个咁样的过程啰，你一路无人去做、佢就永远系一个真空。”
就 7.21 而言，她见到有人出书、有人找目击者、甚至法庭种种琐碎细节的审讯，都是重组真相的过程；而阿包还是期待，当一段时间过去、政治压力减退后，会有更多当日在场的人愿意将所见所知的说出来。“大家唔好轻视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一点一滴。因为时间够长、大家的努力唔消停的话，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事实可以建构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图像。你一放弃，其实就系佢停的一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