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慧筠、Stanley Leung
因查册成为被告的《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摄：陈焯煇/端传媒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今天再一次走上被告席。4月22日下午，香港法院裁定她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指出蔡玉玲申请车辆资料用作采访及报道，并非与“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用途，属虚假陈述。
主任裁判官指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动机索取资料并非重要……即使运输署提供的三个选项均不适用，申请人也不能够作出虚假陈述。”裁判官指出，被告查资料是为了采访报导公众关注之事，同时没有证据显示车主受到实际影响，但强调此后被告应该“以正确方式获取资料”，最终处以罚款6000港元。
在香港，查册是记者和不同专业人士常使用的、查阅公开资料的方式。至今，蔡玉玲是第一名因查车牌资料而被政府控告并罪成的记者。今日裁决一出，社会一片哗然， 蔡玉玲罪成，这意味着香港记者此后查册很大可能违法，调查报导难以进行，传媒的调查权和公众知情权将受到伤害。
判决一出，蔡玉玲以纸巾拭泪，公众席上的退休新闻工作者和市民不断传出“吓？”的诧异声音。庭审完结之际，蔡玉玲与律师团队拥抱后步出法庭，众记者及旁听人士在庭外拍手向她致意，人们高喊“采访无罪”、“查册无罪”，她沿路泪流不止。
庭后，蔡玉玲对记者说：“今天法院可以判决我刑责，但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亦觉得做调查新闻无罪、查册无罪、捍卫新闻自由无罪。我认为我继续做新闻，会是我对今次判决最好的答案。”她补充：“这两年，我能够用铿锵集编导身分做7.21两个报导，是我的骄傲，我引以为傲。”
37岁的蔡玉玲是香港资深记者、编导。她自2007年加入香港电台（港台），制作视频报导为主，曾制作《香港故事》、《穷富翁大作战》等特写节目，2012年起担任《铿锵集》编导，也曾任港台工会主席。2012至2013年间，港台恢复招聘公务员时，蔡玉玲成功考上，后来转职至主力调查报导的新闻通讯社“传真社”。被捕时，蔡玉玲是自由身记者，也是港台的合约记者，以外判形式，为港台《铿锵集》制作报导。
入行14年后，记者从时局漩涡的旁观者，成为湍急水流中的主角。去年11月3日，她因制作《铿锵集：7.21谁主真相》专题，使用查册方式调查车牌车主，警方指她涉违《道路及交通条例》将其拘捕。她被控以两项虚假陈述罪，最高可处罚款5000港元和监禁6个月。3月24日，她就两项控罪，在庭上表示“不认罪”。
被捕后，蔡玉玲的港台职务被暂停，香港纷乱加剧，她所供职10年以上的港台，近来也迎来极大震荡。过去5个月，端传媒持续跟访，纪录一名记者被告后的经历和思考。
这半年间，别人都说蔡玉玲瘦下来了。她早睡早起，勤做运动，健康饮食。她在家中电脑前埋首调查线索，餐桌上放着一本汉娜．鄂兰旁听纳粹战犯审判后、写下的《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目前身边再没有拍摄伙伴，她一个人去跑法庭新闻。“如常生活，”被控告后，她总是对自己说。
“我只是想做新闻，想做到最好”
蔡玉玲脸书上的背景图，是美国新闻博物馆的石碑相片，石碑上刻道：THE FREE PRESS IS A CORNERSTONE OF DEMOCRACY（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在好友眼中，她包包脸，亲和力十足，被暱称为“阿包”。做起新闻，她非常执着，在行家眼中是充满“记者魂”的人物。
等待自己案件开庭的数月中，蔡玉玲常常身穿黑色简便衫裤、一双白波鞋，背上印有Hongkonger的湖水绿背囊，旁听反修例运动的庭审。在庭外，每当有所动静，她便趋前探头，亮出手机拍摄。在庭内，47人案中的黄碧云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她马上在Facebook发布即时消息。此后，她又转战旁听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的庭审。
她自小在元朗生活长大，当证人提到元朗的横街窄巷，她脑海马上就能浮现具体位置。出身基层家庭，父亲是建筑业三行工人、母亲是全职主妇。小时候，母亲会煮好大盘蜜瓜西米露入碗、待凉，蔡玉玲跟兄弟姊妹就要帮忙到超级市场买冰块倒进碗里，推车到粉岭地盘卖，8至10港元一碗，“很多地盘工人会糖水加蛋，可能很饿吧。”
蔡玉玲说，小时候对社会认识不多，也说不清自己为何想做记者。家里清贫，零用不多，她常到图书馆看武侠小说、推理小说。年纪稍长，便追看无线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港台的《铿锵集》。《铿锵集》是港台老牌的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它启播于1978年，每星期以约30分钟，报导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福利、中国人权等各类重要议题，多年来获奖无数。
有一次看非牟利组织融乐会创办人王惠芬帮助少数族裔的故事，她在家中边看影片边哭。
“你会知道有群人在社会上是有需要的人，或是没有特权的人。做记者好像可以帮到他们，不知道为何有这样的感觉。”她说，约中五开始，自己萌生做记者的念头。后来她入读新闻系。
2005年，刚大学毕业的蔡玉玲入职无线电视做节目助理，做综艺节目，薪金很低，仅有7500港元。两年后，她加入港台，做特写节目为主，2012年左右开始做《铿锵集》。《铿锵集》不算主力做调查报导，蔡玉玲试过参与一两次调查，开始对调查新闻产生兴趣。
2016年，香港的调查性新闻通讯社“传真社”开始运作。当时的蔡玉玲正身兼工会事务，对香港新闻前景走下坡有很深感受，她一直在想，未来要走怎样的职业方向。“30多岁，难道我要继续做十几年公务员？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未识，不如跳出舒适圈学习吧。”那年，她辞别港台公务员的铁饭碗，跳入传真社学习做调查报导。
至今，蔡玉玲制作的专题涵盖不同题材，包括政治选举、社会运动及六四周年，也有越南难民等故事。她历年获奖无数，奖项堆在家中高处。
坐在家中，蔡玉玲向记者回想自己被捕当天，“4、5个警察就站在你们坐的位置附近。”11月3日，她被捕后独自在监狱内的女仓等候时，观察着羁押仓的细节：隔壁仓的男人因何事被捕、谁人是非法入境者、毛毯是怎么样的。
“以前我做新闻工作只是聆听受访者说被捕经历，但始终不会说得很仔细，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她说，“那一次，我突然变成亲历其境的人。”
获释后，蔡玉玲马上想着要怎样对外向媒体、向公众交代情况。她不希望外界觉得被捕的记者表现虚怯。朋友爱叫她作“理性包”、“逻辑包”，她形容自己被捕当下是“出奇地冷静”。
事发后一星期，她的母亲几乎每晚都打给她。妈妈是泰籍人，早些日子，曾提及不如这件事完了，搬到泰国居住。“妈妈的关心不易察觉（subtle），不懂得说很动人的话，”蔡玉玲说，“如果整件事中我对一个人有亏欠，那一定是她。”至于目前在安老院居住的爸爸，她不时带大蕉和砂糖桔去探望，但从没告诉他自己被捕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一种幸福。”
获释当晚，许多非值班的记者特意去等蔡玉玲。有些人不顾镜头与她拥抱，有人没有上前，只是静静站一旁。蔡玉玲想，“身处其中的人不一定是最痛苦，反而在旁边爱莫能助的人，他们反而有些情绪是无处释放的。”
“ 我想他们也愧疚。对他们来说，是大家一起做的报导，但有事时为何由我一人承担？”在这动辄得咎的高压时势，她说，“与我前行不是想像中容易，不如其他人所想般廉价。”
那晚，认识多年的港台前署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你是优秀的记者。”蔡玉玲的泪水当场炸开，“用优秀形容我是过誉的；我也有不优秀的时候。或许她的话是一种认同及肯定，令你知道这件事上我只是想做新闻，想做到最好，我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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