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山大学发布通报，称本校学生赵某晨，在朋友圈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并给当事人造成了名誉损害；被珠海警方处于行政拘留三日处罚。中大决定对赵某晨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图源：微博@中山大学
虽然高校的“开除”是个合适的做法，但是相对于他的罪行来说，仅拘留三天，太不合理了。
真正等待他的，应该是牢房，和天价民事赔价，才能罪罚相当。
而且，除了赵铭晨，另外三位参与的造谣者呢？那些积极参与传谣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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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的文章，引起了很多关注。有同学把自己的血泪经历详细写了下来。在今年6月7日晚，一个朋友发给A同学一个朋友圈截图，图片显示，A在朋友圈里招募“小母狗”参加“淫乱派对”，用的就是自己A的微信头像。A有点慌，发了条朋友圈澄清，结果发现，与A有同样遭遇的女生居然一共有17人。
图源来源：公众号杂思回收站《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
愤怒的女生们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家共同认识的只有一个叫赵铭晨的学生。报警之后，经过调查，最后真相就是：赵铭晨，中山大学国关系学生会主席，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伪造了大量他人约炮的聊天记录和虚假裸照，用的是这些同学的照片和头像，并将这些肮脏的东西发给了他的女朋友、好朋友、同学、舍友。这些人在微信群、qq群、聚会上传阅和分享，声称这些女生横跨多院系卖淫、约炮。
在这些文字内容里，多个同学被指名道姓称为“母狗”，甚至被合成裸照；多个院系被称是“鸡院”和“淫窝”。
图源来源：公众号杂思回收站《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
其实，半年前，这些污言秽语已经在网络世界上传得沸沸扬扬了，现在终于传回这些被指名道姓、身份真实的女生身边。受害者们短短三天的搜证，就存下了上百张、上千条污言秽语的聊天记录。
而这些受害女生大多数并不认识，横跨5个院系、三个年级。其中部分女孩子（尤其是被恶意ps照片的受害者），都有被他追求或骚扰的经历，拒绝了他，遭到报复。
图源来源：公众号杂思回收站《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
另外，还有一位受害男性，是赵铭晨在校车时碰到的，素不相识，就被说成是“海王”，与多位女生有性关系，他还因为这个事反复被公安机关传唤当证人，精神状况受到极大刺激。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
6月10日，15名受害女生向警方报案，警方带走5名学生调查。当天中午两名传谣者被释放。15日，赵某晨行拘三日期满，学院和警方安排了一次他向受害者的非公开道歉会。然而，这个道歉仅一分半钟，而且态度极不诚恳，赵铭晨躲到厕所，被学生包围。道歉会改为案情通报会。
图源来源：公众号杂思回收站《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
直到事件进一步发酵，中山大学才发布了开除赵铭晨学籍的决定。
但关键问题在于，行政拘留3天，是绝对不够的。
就在前几天的北京公交车上，一位大妈骂另一位乘客：“臭外地的，来北京要饭了！我是正黄旗！二环内户口！”被行政拘留。
而这次，长达半年，伪造了大量他人约炮的聊天记录和虚假裸照，传播淫秽物品，伤害十几人，多人重度抑郁症，败坏了十多位同学的名誉，学校无端端被骂成“鸡窝”“妓院”，而肇事者仅行政拘留三天。这么多犯罪事实，恶劣伤害，还不及大妈那一句话重？
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图源来源：公众号杂思回收站《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
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完。期望学校和社会各方不要包庇，受害者后续发起刑事诉讼，至少也要在民事诉讼上让作恶者赔个倾家荡产。
这件事，让人想起了去年吴女士的造谣起诉案。
去年，浙江杭州28岁的吴女士取快递时，被偷拍，编造成“勾引快递小哥的出轨少妇”。图片被处理后到网络上广为传播，甚至吴女士国外的朋友都拿这个消息来询问她。她被公司辞退，名誉受到极大的侵害，造成社会性死亡。据统计：仅在微博其中一个话题阅读量就达4.7亿、讨论5.8万人次。
开始吴女士只想让编造者道歉，却没有得到结果；10月26日，吴女士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和造谣者抗争到底，提出刑事自诉。在检察院建议下，警方对郎某、何某以涉嫌诽谤刑事立案侦查。至此，该案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自诉案件转为了公诉案件。之后，检察机关也立即对该案启动追诉程序。
今年5月，判决下来了，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2021年4月30日，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宣判，两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二年，图源：微博@新京报
自诉转公诉这在全国没有先例可循。但这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在网络社会里，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诽谤的成本较低，但是维权难度却很高。
而这一次，比照杭州造谣案，犯罪时间长，犯罪的主观恶意强，动用的传播媒介多，侵害的人多，后果恶劣，还有P裸照等行为。学生会主席赵铭晨不仅是诽谤罪，还应该有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等刑事罪名，以及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等民事赔偿。如果不能把赵铭晨入刑，会寒了中大学生的心，也寒了大家的心。
但这个案件之外，我看到另一个问题是：
除了一些主观恶意极强的造谣犯罪者之外，公众当中，有大量的随口造谣、随口传谣者。他们就喜欢造一种谣：
这个女性是妓女，那个女性跟很多男人乱搞，这个女人肯定跟那个男人有一腿。
他们甚至不是因为讨厌或记恨哪位女性，就是单纯地厌女，憎恶所有女性。任意不认识的年轻或不年轻的女性，他们都想象着她们一定很“淫乱”。在网上各种女性受害者案件下，清一色会涌现出：“这个女人一定是绿了这个男人”，还会补充出一系列子虚乌有的对话截图。
曾有个家长，在女儿被穷凶极恶的追求者砍死之后，看到网络上对女儿的造谣，崩溃地在地上大哭：“我女儿没有花他的钱！没有跟他交往过！”
但是，受害人哪有这么多精力起诉造谣者呢？何况多数情况下，极为充分的证据也只能行拘三天。受害人讨回公道哪有这么容易。
这个案件当中，被造谣诽谤的主要是女大学生。而女大学生，就是被造谣最多的群体。想想看，是不是经常有各种传言，不是说某校女大学生最容易“被包养”，就是某校女大学生很多卖淫的？上知乎或悟空问答，经常看得到类似的题目：
为什么女大学生很容易“被包养”，到底是社会问题还是价值观问题？
甚至还有很多绘声绘色地编出，“小汽车顶上放一瓶水，出来卖的女大学生就自动跟你走了”这种都市神话。
“女大学生被包养”，这基本上就是胡说八道。没有证据、没有出处、没有数据、违背常识和情理，仅仅是满足一些不负责任的猎奇，迎合那些没有思考能力的人的传谣爱好。还有，“北大副校长说国内女博士都难逃潜规则”，“大城市的女大学生99%都不是处女”……这些，传谣者是怎么知道的？
这些谣言符合一种心理需求：比较高贵的年轻女孩、美好的事物（比如女大学生、女博士），私底下，一定都是很肮脏的（比如被包养、被潜规则、都是靠睡出来的）。因为喜欢传谣的普通人，很难接触到这些在传统想象中美好的女性，他们便通过传播谣言，把美好的东西撕碎，拉低到他们的高度，糟蹋一番，觉得她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心理平衡了。但因为这些谣言并不是指名道姓，整个群体的名声被他们败坏了，却很难起诉，很难讨回清白。
我只想说，造谣的恶人太不具备基本常识，太不与时俱进了。就算真有个别女大学生不想辛苦、想被人包养，愿意包养女大学生的有钱人也很少了。钱赚得艰难，男性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吝啬，现在怎么还舍得花钱“包养”？他们更想用爱情的名义白嫖。
而造谣“女生像妓女，妓女像学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民国时，已成一种风尚。无他，只是下等人想象着剥光他们够不着的女生、污名化她们而已。鲁迅就曾在《世故三味》里写道：
“（对于谣言）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
鲁迅先生说得很明白了。造谣女人，是他们的乐趣，哪怕知道是假的也要过嘴瘾；至于女人是死是活，他们不在乎，没有他们的乐趣重要。
只能期待我们这是一个法制社会。希望赵铭晨这种把别人“千刀万剐”来换得自己“爽”的犯罪者，尽早被捉拿归案；也希望以后的嘴贱者，都能公正地感受到法律的正道之光，被好好惩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