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托猫
复旦“非升即走”解聘姜文华有先例：清华大学用“非升即走”制，淘汰学术异己的留德政治学海归吴强博士
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系发生教师手刃系党委书记血案，继而引发了对高校“非升即走”聘用制被滥用的质疑。据报道，“非升即走”并非复旦大学首创，2014年起，北大清华率先实行3+3聘任制，对“未通过考核”的青年教师进行淘汰，然而考核规则不透明、标准含糊，尤其在社科学术甚至可能成为党同伐异工具，引起诸多争议。
2015年，留德政治学博士吴强成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第一个被“非升即走”制终止聘任合同的青年教师，理由却是其研究“过于敏感”、“不听话”。
1. 一封迟到了六年的解聘通知书
2015年6月，因背部检查出肿瘤，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青年教师吴强入住了校医院。期间，他接到社科学院人事处电话，告知即将对其停职。由于正值手术准备阶段，对电话里的语焉不详虽然不解，但吴强无心继续追问。按照医嘱，他决定安心养病，等手术后再说。
整个住院和康复期间，吴强以前教过的很多学生自发前来慰问。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学院或系里领导来探望，他们甚至连一句关怀的话也没有。此后，他也没有得到院方关于解聘的正面解释和书面通知。
从校医院出院之后，吴强继续留在清华校内宿舍（清华大学租给青年教师的周转房），继续一贯的学术研究和书著撰写，期间多次与清华政治学系主任沟通后续任课安排，但都不了了之。他成了“似乎被遗忘”的人。一直到2021年初，学院这才开出了一份迟到了六年的离职手续文件。
2.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非升即走”第一人：因研究课题过于敏感、成为校方眼里的“Trouble-Maker(麻烦制造者)”
吴强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福建从事台湾政治研究。1999年，吴强赴德国留学，在汉堡大学“欧洲法和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后，继续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德国泰斗级东亚政治学家Thomas Heberer。2007年，他以罕见高分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德国政治学博士学位。
2009年，吴强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引进，成为该系重建后的第一个教员。他也同时引进了鲁曼主义和“晚期威权主义”的理论，教学和研究方向是社会运动、东南亚政治和气候政治。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次正式开设社会运动课程。
那么，六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清华大学为什么解聘德国海归青年教师吴强？
吴强表示，他一入校即把研究切中国际、国内政治的焦点，而与学科内本土主义和小清新并存的研究主流错峰而行。例如，在“219”讲话后一周，他就完成了教育部下达的研究任务，指出埃及中产阶级不敌全球化中国竞争而陷入相对贫困，是他们的子女、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却失业的“剩男剩女”群体发动了埃及革命。而在重庆当红之际，吴强在田野调查之后发表了重庆模式即极权主义治理试验的论文。
但这些在德国学界常见的、在国内却属于开创性、争议性极大的社运和治理研究方法，连同他秉持老清华政治学人如钱端升、浦薛凤积极议政、参政的传统，为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吴强回忆道，两个3年聘期期间，他都持续受到从学院到学校、到莫名各方面的各种施压。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生，他的田野之行遭到了校方最严重的阻挠，系院书记们直接和学校的数十名保安一道，强行将他限制在学院会议室，连后来慕名邀请吴强到港演讲、对话的国务院港澳办也只好知难而退。
此外，身为清华政治学系唯一的内地非党员教师，他不仅始终面对政治上的不信任，而且其超前的研究意识和向田野求真理的研究方法，与系里好谈大义的风气显得多少格格不入。系主任在一次谈话中竟然劝诫，“政治学不用做田野嘛，可以用二手材料搞理论”。
吴强表示，自己后来才逐渐醒悟，这些学阀利用“非升即走”的技术手段，冠冕堂皇地挤走“非主流”、“不听话”的“非门生”，从而掩盖盘踞高校的一部分学界既得利益者们的“两面人”面孔：他们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群体内伪装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则得心应手地干着清洗“砸锅教授”、学术异己的“脏活儿”。
3. 质疑“非升即走”制成为思想钳制手段，留德海归博士吴强起诉清华大学
然而，即使被停职，吴强对政治学的研究从未中断，从未躺平，坚持以马克斯 .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作为政治学人的指引。在过去几年，吴强在校园里转向劳工运动和强人政治的研究，继续为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提供着独立、客观、学术性的观察和评论。
当然，这种个人的坚持抵挡不住校园生态的恶化，就在习近平主席问计哲学社科大师安出之际，复旦大学数学系发生了姜文华手刃党委书记的悲剧。但吴强博士表示，自己在尝试另一条道路：即通过法律途径，捍卫高校教师的工作权，并质问那些学术体制内的“两面人”，以维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华精神。
6月15日，吴强正式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起诉清华大学，要求清华大学恢复教研工作，并补发过去六年停职待岗期间的工资及社保金等。
据悉，海淀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这将是高校教师向“非升即走”聘用制叫板的第一案。（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