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琪静静躺在东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靠人工呼吸机维系生命。她身患严重的结核性脑膜炎， 已失去意识一个多月。此前一次手术，正琪从大脑到腹膜被插入了一根管子，以缓解脑积水症状。医生报告说她的脑干功能几乎丧失，仅大脑还保留着一些功能，能检测到脑电波。
这个25岁的女孩看上去同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没什么不同：在语言学校学日语，准备申请日本的大学，在N1考试结果出来后，开心地宣布“散步成功”。（N1是日语能力考试中的最上级，散步成功是考生之间『通过』了的暗语）。她的小名叫琪琪（キキ），和宫崎骏动画《魔女宅急便》里离开父母到异地做魔女修行的主人公名字一样。她的微信头像是水彩画的红裙女孩，朋友圈的封面是自己捧着樱花的背影，她在朋友圈说想吃水果捞，日常会更新在日本看到的海边日出、神社、老爷爷老奶奶开的小小和食店，偶尔也发几张自拍。不幸的是，她遭遇了全天下父母最害怕在外读书的孩子发生的事。2021年4月30日，她因病倒在独住的公寓里，直到那时，日本的老师和朋友才知道正琪的身份——一个维权律师的女儿。
她的父亲唐吉田是一名维权律师，曾为艾滋病受害者、三聚氰胺受害者、土地被非法征用的居民等弱势群体辩护，2010年被北京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了律师执业执照，此后一直被国保重点关注。
得知女儿出事后，唐吉田买了去日本的机票，尽管此前他想前往香港看病被拦住了，朋友也告诉他有98%的可能性走不成。“我必须要试，我多走一步，就离孩子近一步”。日本政府出于人道主义为他紧急办理了签证，唐吉田也动用各种关系询问国保能不能让他出境看望女儿，又在5月19号去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信访材料，都没有回音。
“我是抱着一定能走成的愿望的。”6月1日，唐吉田启程，计划从北京飞福州、再飞东京，不料在北京大兴机场就遇到阻拦。厦门航空的工作人员不让他登机，因为福州边检通知他们“唐吉田不符合出境条件，坚持去福州还是会在下一个行程被拦下”。此时登机时间已过，但在随行的日本记者的帮助下，唐吉田据理力争，登上了去福州的飞机。朋友开玩笑说他享受了“VIP待遇”，因为中国有一些航班迟迟不起飞不是因为天气原因或空中管制，是重量级人物拖拖拉拉不登机。
唐吉田渴望离女儿更近一步的愿望在翌日破灭。抵达福州机场后，他被边检带到问话室，警察和一直跟着他的便衣模样的人交流后，口头向唐吉田宣布，“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之规定，不允许唐吉田出境”。厦门航空的工作人员甚至撕掉唐吉田的登机牌扔进了垃圾桶。
唐吉田带着撕碎的登机牌回到北京。6月28日，他通过视频通话看到了女儿的脸。“好好休息，好好治疗，快点康复，希望能早点看见你”，电话刚一接通，唐吉田就开始抽鼻子。正琪似乎对父亲的呼唤有了些反应，眨了眨肿胀的眼睛。但她的眼神依然显得空洞，无法聚焦。2100公里外的父亲，用手揩去了眼角的泪。
正琪倒在东京的独身公寓里
4月30日晚上9点，阿古智子来到正琪公寓门口，她收到唐吉田的消息说已经几天联系不上正琪。此前，正琪告诉唐吉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不停咳嗽。他觉得情况很不妙，急切地拜托阿古智子去女儿公寓看一眼。
阿古智子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做现代中国研究。2000年代，阿古在北京驻日使馆做专门调查员的工作，结识了许多维权律师、调查记者和学者。2008年，唐吉田作为主要发起人，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阿古智子由此结识了唐吉田，她经常询问唐吉田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他了解中国内部的权力机构，唐吉田的话是比较能够相信的”。正琪要来日本留学，唐吉田便拜托已经成为朋友的阿古照顾女儿。
阿古智子来到公寓，一边拍门一边叫喊正琪的名字，都没有回应，无奈下她找到附近的值班警察，警察一摸门下方的通风口，发现有热风透出来，猜测里面开了暖气，人肯定在，于是他们持续呼唤正琪。过了一个小时，终于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说，门口的信箱里有钥匙，又说出信箱密码。他们推开门，发现正琪倒在门口附近的地板上，已无法动弹。
阿古智子和警察马上拨打了救护车电话。“她身体很弱了，意识也有时候不太清楚，一会儿说要睡觉，一会儿就说腰疼头疼，又觉得很冷，她受不了了”。阿古说，4月底的东京很温暖，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正琪一定是身体很弱了，才打开了空调。
救护车很快赶到，但疫情导致病床紧张，尽管正琪的COVID-19核酸检验为阴性，但她的外国人身份、发烧症状、以及患传染性结核病的可能，都让普通医院避之不及。正琪在救护车里等了快三个小时，救护人员则逐家询问医院，兜兜转转三个区，终于找到东京中央区一家医疗水平非常好的医院愿意接收她。
那天，阿古智子等到医院做完所有检查，已是早上六点半。唐吉田整晚都坐在朋友家的床垫上等消息。确认女儿入院后，他心才放松一些，稍微歪了一下身子，打了一个盹就天亮了，“那几天都联系不上她，心里不踏实，睡不好”。
今年她必须要考上大学
知道阿古一宿没睡，刚住下院的正琪给阿古发消息让她好好睡，多喝热水。“她自己生病还担心别人”。
“比较自立，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是阿古智子对正琪的印象，“唐吉田也是的”。阿古说，喊正琪来家里吃饭，三次里有一次是不来的，“她不愿意给我添麻烦”。阿古知道正琪家经济条件不算太好，问她要不要住到自己家来，可以省钱，正琪拒绝了。
自2019年春正琪独自一人到东京留学以来，都是过着平日在语言学校上课、周末在麦当劳打工的生活，一小时大概能挣1200日元左右（约为70元人民币）。她在东京租的公寓是日本户型里最便宜的1R（指卧室和厨房没有隔开的单间公寓），位置在东京23区里最边缘、房租最便宜的葛饰区，这间大约2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6万日元左右（约为人民币3500元）。
正琪曾告诉阿古，自己想要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别是研究贫困地区的女孩，因为她们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她在申请大学的志愿书上写到自己想创办一个支持女童就学的NGO。因为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数量有限，加上虽然正琪已通过N1考试，但许多大学还要求英文成绩。语言学校的签证只有2年，正琪在2020年度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今年她必须要考上。
语言学校的班主任、父亲唐吉田、阿古智子印象里的正琪，都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爱读书和学习。许多中国孩子来阿古家，知道阿古从大学本科开始学中文，又在香港大学修读了教育学的博士课程，中文很流利，所以都不说日语。但正琪都尽力和阿古说日语，“我用汉语和她说话，她回我日语的”。
2006年，唐吉田到深圳工作，正琪跟着爸爸從吉林延吉转学到深圳读了一段时间小学，住在离福田口岸很近的城中村里。“她比在老家的时候开心，很兴奋，突然从延吉这个偏远的城市，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确实是五光十色”。而正琪最喜欢的地方是家附近的书城，有时唐吉田也会带她去深圳中心书城，“她看书很投入，我叫她，她都听不见”。科幻童话、历史书、武侠、言情她都看，“躲在屋里打着手电筒看书，以至于把视力弄得下降”。语言学校的班主任也说正琪从来没缺过一节课，课上都很认真，拿到了语言学校发的全勤奖。
刚入院时，正琪也还能给父亲发消息，说自己向医院要了轮椅，想适当活动保持体能，“那不废了”。她和父亲说，这是一个教训，应该要多注意身体的。“她说她还年轻，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还让我注意身体，因为我有过病受过伤，身体条件不太好”。
2011年2月，在中国茉莉花革命之后，唐吉田被非法拘禁20天，在冬天的北京，审讯的椅子背后开着空调冷气，又被剥夺睡眠，没有充足食物，唐吉田流鼻涕、发抖、咳嗽的痰里出现了血丝。3月被送回延吉时，他身体十分虚弱，体重掉了30多斤。“琪琪妈说我是从炼人炉里捞回来的”，熟人在街上碰到都说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在延吉市医院，唐吉田确诊患上了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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