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在美国，人们努力将它从2001年9月11日的记录中抹去。然而，照片背后的故事，对照片中人物的探寻，却是我们与那令人恐惧的一天里最密切的联系。
原文发表于《Esquire》2003年9月刊。
文 Tom Junod
摄影Richard Drew
翻译校对 方沁
照片上，他像离弦之箭般坠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似乎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以拥抱大地的方式与世界诀别。那一刻，他仿佛不是从高空坠落，而是在飞。在与气流的急速摩擦中，他看上去神态轻松，动作舒展，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一般，身体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角度。他的双臂伸向身体一边，略微朝外，左腿悠闲地屈着。白色的上衣下摆早已从黑裤子中挣脱。一双黑色的高筒靴仍乖乖呆在脚上。
和他一起跳下来的其他人，在照片上的姿态则大相径庭。世贸双塔如神像般巍然耸立，人们在它面前坠落如蝼蚁。有的人衣不蔽体，有的人鞋被狂风拽落。有的人像是糊涂了，仿佛正沿着山脊向下滑行。
而他不一样。他毫不慌乱，身体完全平行于身后的大厦，垂直地面而下。他将这座神像直直劈开，一分为二：左侧是世贸北楼，右侧是世贸南楼。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下坠中因维持平衡所呈现出的几何美感，躯体仿佛和身后的钢铁森林组成了一面旗帜，在阳光下闪烁着。而他就是这面旗帜的核心。
有些人从照片上看到了一种超凡的坚毅和勇气，一种听天由命的襟怀；而另外一些人却对它感到恐惧：因为他仿佛是在追寻自由。他坠落的姿势像是在抗争。像一枚导弹，又像一支长矛，自甘向无法避免的死亡射去。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41分15秒，他被快门捕捉，头朝下，正以32英尺每秒平方的速度加速坠落，时速即将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照片上，他是静止的；而照片之外，这个活生生的人仍在继续加速坠落，坠落，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摄影记者理查德·朱（Richard Drew）用长镜头捕捉到的一张照片。他谙熟历史，具有一种有别于他人的判断力。他预见了照片刊登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一片恐惧和混乱，也只有像他这样以摄影为职业的人，才能将一切镇定自若地记录下来。他遇事向来沉着冷静，这是他年轻时就养成的性格。总统候选人鲍比·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头部中弹时他只有21岁，当时他就站在他的右后方，血浆溅到了他的西装上。但他并没有惊恐，而是跳上桌子，抓拍了弥留之际的肯尼迪。埃塞尔·肯尼迪抱着丈夫，乞求摄影师们不要拍照。
然而，没人能阻挡理查德·朱按下快门。他至今仍保存着那件沾着肯尼迪鲜血的上衣，但他从未因此放弃摄影，也从未想过不当一名摄影师。他受雇于美联社，是一名新闻记者。他本能地随时用镜头记录下一切，因为没人知道历史性的时刻会在什么时候来临，你只有先用镜头记录下来。镜头无法识别死亡，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拍摄的人是生是死。但对于摄影师来说，除非你是（风光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那么拍摄人从来都是工作的一部分。
2001年9月11日上午，他就在拍摄人。美联社委派他去曼哈顿布莱恩公园拍摄一组孕妇时装秀，他认为这一定能引起轰动，“因为模特都是真孕妇。”那年他54岁，戴着眼镜，头发稀疏，胡子花白，看起来有些固执。干了一辈子摄影，他有一套自己做事的风格，能在温柔与强硬间找到平衡，拍摄耐心，又十分干净利索。
那天他在时装秀上像往常一样拍摄着，刚要进入工作状态时，一个带着耳机CNN摄影师突然说，有架飞机撞上世贸北楼了，随即他就接到了编辑给他打来的电话。他立即把摄影器材装进包里，冒险搭地铁进城。尽管地铁还在运营，但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钱伯斯街站下了车，抬眼望去，世贸双塔正笼罩在滚滚浓烟中。
他完全进入了工作状态，果断向西走，赶往救护车集中的地方，因为救护人员“一般不会轰人”。这时，他听到了身边的人群一阵惊呼：世贸大楼里人在往外跳。他急忙掏出长焦镜头来拍。周围的警察和救护人员每喊一句：“又下来一个！” 他便用镜头锁定那个掉下来的人，连续抓拍9到12张。就这样拍摄了将近15个人之后，世贸南楼发出了隆隆声响，他在取景器上见证了南楼倒塌的全过程，随即顿时烟尘蔽天，呛得人喘不过气。他从救护车上抓起一只防毒面罩，接着拍摄世贸北楼的楼顶，“爆炸掀起了蘑菇云”，碎片像下雨似的铺天盖地。他的职业本能告诉自己，刚刚一定拍到不得了的东西了，于是便随着撤离的人群朝北一路小跑，急忙赶回了美联社在洛克菲勒大厦的办公室。
美联社办公室里毫无恐惧和慌乱。他从没有在办公室里见到这么多同事，但每个人都在紧张而专注地忙碌着，冷静地见证着历史。理查德·朱也不例外。存储卡从相机里被取出来插进笔记本电脑的一瞬间，他就看到了那张让人过目不忘的照片，那位正奔向毁灭的跳楼的男人。剩下的几组照片他一张也没看，没这个必要了，“处理照片时最看重的就是构图，”他说，“而他在画面中既垂直又对称，简直是完美。”
他把这张照片上传到了美联社的后台。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在第7版刊登了这张照片，随后，全美和全世界的数百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张照片。可是照片中那个坠落的男人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
当第一架飞机撞到北楼并引发大火时，人们就开始往下跳了。一个接一个，直到北楼完全坍塌。他们找破了的窗户，没有破的就自己把玻璃打碎往下跳，为了躲避烟尘和大火，为了逃离地板和墙面的坍塌，为了能在死亡前再多喘一口气。大楼受到撞击的创面四周，每一层都有人接连不断地往下跳。他们从马什·麦克伦南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跳了下来；从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里跳了下来；从106层和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里跳了下来。
这场跳楼持续了超过一个半小时。他们从不集体往下跳，而是单独地，一个接一个，仿佛每个人都要看着前一个人跳楼，才能获得往下跳的勇气。在另一张照片上，远远望去，人们像准备跳伞一样排着队往下落。其中三个人在空中彼此间距相等，画了一个完美的弧。根据一些报道，有些人确实想通过类似跳伞的方式逃命，但下坠的冲击力扯碎了他们手里的桌布、窗帘，或是他们随手抓到的一块什么布。显然，人们在下坠的十秒时间里，头脑还清醒着。落地的一瞬间，破碎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躯体，还有正在祈祷着的灵魂。一个跳楼者砸在了地面上的一名消防员的身上，致使后者当场毙命。米卡尔·贾奇神父(Father Mychal Judge)为这消防员的尸体做临终祈祷，随后被另一名坠落者击中身亡。消防员们从碎石堆中抬起神父尸体的这一幕被照片记录了下来，颇有殉道与救赎的宗教意味。
一开始，人们称那些从世贸中心高楼跳下来的人为“跳楼者”或“集体跳楼者”。他们放弃了生命，像一群自杀的旅鼠。在高楼上跳下的人饱受煎熬，而在高楼下目睹这一切的人同样如此。一个人跳楼的场景让人如此难以忍受，没有人会想再看一遍，但那天许多人被迫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场跳楼，不管跳下的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都带着血淋淋的恐惧，让人不寒而栗，带来长久难愈的心灵创伤。
据说，那些从空中急速坠落的人悄然无声，诡异地沉默；而那些在地上的人都在高声尖叫。（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对纽约警察局长说：“我们完全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女人在看了跳楼的画面后不住地嚎哭：“上帝啊！救救他们吧！他们在往下跳啊！求求你，上帝！求你救救他们吧！”
有些人认为这次事件“像一部电影”，而令人难以置信的跳楼景象，最终让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面对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美国人是用以下行为来应对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慷慨殉难，以及一次非常必要的、等同于大屠杀的集体自杀。
在大多数美国报纸上，理查德·朱拍摄的那张跳楼者照片只刊登过一次。《华兹堡星球电报》、《孟菲斯商业呼声报》和《丹佛邮报》都曾被迫对刊登这张自杀者照片进行辩解。人们指责这些报纸剥夺了跳楼人的尊严，侵犯了他的隐私，让他一丝不挂地裸露在读者面前。许多读者一边谴责，一边询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
尽管这张照片家喻户晓，但却没有人知道照片上那个男人的姓名。《多伦多环球邮报》让一个名叫皮特·切尼（Peter Cheney）的记者前去调查这件事。一开始，切尼几乎崩溃，无从下手。纽约市的墙上到处都贴着失踪者或死亡者照片，在多如牛毛的照片中寻找那个跳楼人如同大海捞针。
于是，他把这张模糊的照片送到洗印店进行了高清晰度处理，研究后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照片中的人不是黑人，应该是个深色皮肤的拉丁人。他留着山羊胡子，黑裤腰上飘起的白上衣并不是衬衣，而是类似餐馆服务生穿的那种束腰外衣。在9月11日那天，世贸北楼顶层的“世界之窗”餐厅有79名雇员和91名顾客纵身跃下，那个跳楼人很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呢？
晚上，切尼在餐桌上和朋友们讨论起这个问题。他和朋友们告别后，一个人走过时代广场。那是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8天，时间已近午夜。到处都是失踪者的招贴，但切尼的眼睛却突然被其中一张牢牢抓住了：上面正在寻找一个在“世界之窗”工作的糕点师，他失踪时穿着白色束腰工装，脸上留着山羊胡，拉丁人，名叫诺伯托(Noberto Hernandez)，家住在昆斯市。
第二天，切尼拿着这张照片，按招贴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诺伯托的哥哥提诺（Tino）和姐姐米拉格洛斯（Milagros）。他们确认照片上的人就是诺伯托。在那个可怕的早上，在电视台停止转播之前，姐姐已经通过电视看到了很多人跳楼的画面。她从其中一个跳楼者的姿势和模样上判断，此人就是她的弟弟诺伯托，因为他跳楼的样子很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所以，她一看到照片马上便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切尼接下来只需要与诺伯托的太太和他的三个女儿最后核实。但她们不愿与切尼见面。那时她们刚刚通过DNA比对找到了诺伯托的尸体——一些躯体碎片，和一条胳膊。
于是，切尼去了诺伯托的葬礼。在葬礼上，他把这张照片直接拿给了三个女儿中的老大杰奎琳（Jacqueline Hernandez），她草草地看了几眼，然后盯着切尼，叫他马上走开。切尼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说的话，愤怒又悲伤：“这照片上的人他妈的不是我父亲。”
一直都有反对这些照片的人，有些就是那天在地面上目睹一切的亲历者。当时有位母亲为了安慰自己惊慌的孩子，骗他说：“他们只是些在飞的小鸟，宝贝。” 消防队员比尔追上一个拍摄跳楼视频的路人，命令他关上机器。“你还是个人吗？”他大声质问道。随后，大楼坍塌，比尔倒在了废墟下。
9/11 是历史上被人们拍摄记录最多的一天。在无数影像资料中，只有跳楼者的照片不愿再被美国人提及，成为了某种禁忌。全世界有无数人通过影像目睹了人们从世贸北塔跳下的场景，但在美国，出于对死者和其家属的尊敬，这类照片马上从互联网上被全部删除了。CNN曾实况转播了跳楼人的画面，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时任网络新闻部部长沃尔特（Walter Isaacson）发声，认为这是“用信号在传播痛苦”，此后便仅有无法看清人影的跳楼画面能被播出。但随后，所有的画面都被切断了。
然而之后，法国人祖斯·劳迪特（Jules Naudet）和哥德昂·劳迪特（Gedeon Naudet）用大量的现场影像制作了纪录片《9/11》。他们使用了跳楼者砸在地面时的撞击声。在现场，这种爆裂般的炸响接连不断，不过他们在影片里删减了许多，以减少观众的不安。在电影《朱利安尼传》中，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饰演了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跳楼的镜头在电影里被首次使用，但最后仍被删掉了。
在9/11大型图片展“这里是纽约”（Here Is NewYork）里，展出了很多职业和业余摄影师的作品。影展的其中一个板块叫“受害者”，有一张远距离拍摄的跳楼者照片。在展览的官网上，一个网友这样评论道：“在这么多的作品里，我很高兴这一张让我有了道德压力。”
越来越多的跳楼者照片被私下发送到了网上，变成了一些惊悚网站的资源。这些网站也非法买卖妮可·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的尸检照片和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遇害影像，这些内容让人很不舒服，甚至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在这个喜爱窥探隐私的国家，去试图了解我们最伤痛的一天里最伤痛的事件，也变成了一次隐私窥探，仿佛在这场恐怖袭击中，跳楼只是一次余兴节目，是一段最不重要的小插曲。
但这绝不仅是一段小插曲。《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分别对世贸中心的跳楼者人数做了统计，结果大相径庭。前者比较保守，仅依据记者拍摄到的跳楼者数计算，统计出的数量约有50人。《今日美国》则根据目击者和影像资料，统计出的跳楼人数超过200人，美国官方也并未否认这个数字。无论哪个结果都代表着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如果《今日美国》的统计数字准确，那意味着在9/11当天，在所有的死亡者当中，有7％-8%的人是从世贸中心跳楼摔死的。在跳楼人数最多的世贸北楼，每6个死亡者中就有1个是跳楼死去的。
如果你给纽约医疗检查办公室的人打电话，问他们跳楼的人数，他们绝不会正面回答，而是纠正说：“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跳下去的。没有人主动跳楼。他们是被爆炸气浪炸出大楼，或是被风冲击出去的。” 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9/11，多少人跳楼”，则会被诱导点进某个博客，页面上会弹出一句：“滚开，这里没有跳楼的人”。网页上还写到：“我能查到有多少人在谷歌上搜索‘多少人从世贸中心跳楼？’ ，这个人数实在太惊人了。所以现在只要有人疯狂地搜索这个问题都会跳转到这个页面。我搞不懂你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好奇，真让人恶心…… 如果这是你看到这个页面的原因——你已经被我逮到了。走吧，别再关心这事儿了。”
但埃里克·费舍尔（Eric Fischl）偏要关心这事儿。他从未停止关注跳楼事件。9/11事件的前一年，他在摄影棚拍摄了一组模特在地上摔倒的照片，想以此作为参照制作一个雕塑。在9/11那天，他的一位朋友被困北塔106层死去，于是，他想通过为“绝望选择”下的跳楼者制作一座纪念碑，来表达自己同样悲伤绝望的情感。
他花9个月完成了这尊富有传奇色彩的雕塑，取名为“坠落的女人”（Tumbling Woman）。他把一次普通的摔倒定格，变为了一场永恒的坠落，让每个看到雕塑的人都能感受到跳楼者当时的恐惧，但也让一些人从绝望中看到了救赎。
“坠落的女人”或许是9/11事件里能让人感到慰藉的一个画面，但它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感，甚至抵制。“坠落的女人”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公开展览的第二天，《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佩斯尔（Andrea Peyser）在一篇名为《可耻的艺术攻击》的专栏文章中谴责了这件作品。她认为，费舍尔无权放大纽约人当年的伤痛，让人们再次感到痛苦……她最主要的观点是，人们有权远离伤痛。而这尊雕像是根据一个跌倒在地的模特创作的，这是一种直白的描绘，暴力被具象化了，会对人们造成直接的冲击。
“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情感，”费舍尔说，“但有的人认为我是在表达他们个人的感受——我在代替他们讲述他们所经历的事请。他们认为我是在表现他们失去的人。‘我爸爸不是像雕塑上这个样的。你也不认识他。你凭什么代表我来表达我对爸爸的情感？’”费舍尔最后只有道歉——“我很愧疚给很多人增添了痛苦”——虽然其实他并不必因此感到歉疚。
杰里·斯派尔（Jerry Speyer）是洛克菲勒中心现代艺术馆的董事，一周后，他终止了“坠落的女人”的展览。“我求过他，”费舍尔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展出几天，总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 他说，‘你不知道，我遭到了炸弹威胁。’我说，‘刚刚在恐怖袭击中失去亲人的人是不会用炸弹袭击人的。’他说，‘我不能冒这个险。’”
照片会说谎。伟大的照片也会，甚至更会撒谎。这个男子仅仅在理查德·朱的照片上定格了不到一秒，便继续坠落。照片构图完美，线条笔直，人体被精确地固定在中央。但事实上，照片中的坠落的人既不像离弦之箭那般精确无误，也不像奥运会跳水队员那般姿态优美。他和一般的跳楼者一样，在坠落过程中拼命挣扎，因绝望导致身体扭曲变形。在这张著名的照片里，他笔直下落，与世贸大楼的轮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看起来坚韧无畏。然而，在随后抓拍到的11张照片中，这种坚韧转瞬间分崩离析。他并不是某种美学的代表，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真实的人性，他的慌乱，他不笔直的下落姿态，全都被这张照片掩盖了。
在这组连续抓拍的照片中，真像被残酷地一帧一帧记录了下来。跳楼者曾两次面朝镜头，此后巨大的风力扯开了他裹在后腰的白上衣，几乎要把整件衣服剥下来。当初《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切尼凭借这张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跳楼照片揭开死者身份的思路是正确的。跳楼者皮肤黝黑，脸上留着山羊胡，像个食品公司的工人。他身材削瘦，也许是风力和重力的作用，面颊变得细长，简直像中世纪描绘的耶稣基督。
9月11日上午，共有79名“世界之窗”的员工在恐怖袭击中丧命，21名为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公司提供餐饮服务的“福迪食品公司”的员工死亡。死者中绝大多数是拉丁人，浅皮肤的黑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多数人留着一头黑色短发，蓄着八字胡或是山羊胡。
一些关键的特征能够帮助人们更容易地辨认坠楼男人的身份。不过，照片中的男人有一个最别于他人的特征：他在白色外衣里面穿了一件橘黄色衬衣。没人知道他那件后开式的外套是被风剥走了，还是被扯成了碎片，但当地心引力残忍地掀开它时，我们看见了里面的一件橘黄色衬衣。如果他的家人看到照片，一定能想起他生前是否有橘黄色衬衣，他那天又是否穿着它去上班。一定有人能回忆起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上班的早晨。
然而，这个男人似乎不是从漠然的蓝天中坠落，而是从人们的记忆洪流中加速消失了。
9月11日上午，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的执行官尼尔莱文（Neil Levin）在世贸大楼北塔106层的“世界之窗”吃早餐，之后再没回家。他的太太克里斯蒂从不谈论有关他死亡的任何细节。她是纽约市长迈克·布隆伯格的联络官，负责市长办公室同9·11遇难者家属之间的联系。她把悲痛凝聚的力量全部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在恐怖袭击一周年的前夕，她面见了电视台的高层，她要求他们不要在纪念节目中播出那些最令人不安的镜头——包括跳楼者的画面。
她和丈夫都是埃里克·费舍尔很亲密的朋友。所以，当艺术家发出邀请，她立即同意去看一看“坠落的女人”。用她的话说，这尊雕像“击碎了我的心”，但她认为费舍尔有权创作和展览这尊雕像。她认为这场争论主要是一个时机问题，也许现在展览那样的东西还为时过早。丈夫死前不久，她和他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在展览上看到了成堆被没收的眼镜和被取出的牙齿填充物。“他们现在终于拿出来展出了，”她说，“但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那时他们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拿出来展览……”
事实上，他们早就以影像的形式展览过了。欧洲死亡集中营的照片被当做历史重要的见证，而这并没有考虑照片中的人或幸存下来的死者家属的感受。但这些活着的人的情感从来都无人在意，理查德·朱拍摄的那张刚遭暗杀的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被展览了，埃塞尔·肯尼迪（EthelKennedy）抱着丈夫恳求摄影师不要拍照的照片被展览了，越南小姑娘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后裸身奔跑的照片被展览了，米卡尔·贾奇神父被奉为神圣的死亡照片也被展览了。一切都被展览出来了。相机镜头无法辨别生死，历史对一切一视同仁。
跳楼者的照片和刚刚提到的其它照片的区别是，身为美国人的我们，正被要求遗忘它们。这种历史性的区别就是，宣称爱国的美国人们，已经选择不再去看这些照片了。十几个，几十个，也许上百个人从燃烧的大楼跳了下来，但吊诡的是，我们已经认为这不值得被关注，因为我们早已默认这种关注本身也毫无意义了。
凯瑟琳在父亲的葬礼上没有看记者夹在胳膊下的照片。她妈妈尤劳吉娅也没有看。只有姐姐杰奎琳看了一眼，随后勃然大怒，轰走了那位可怜的记者。但此后，这张照片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们。诺伯托是这个家庭里最重要的人，他的人生座右铭是和家人“永远在一起”。这个家破碎了，而那张跳楼者照片还在继续撕扯着母女们。她们不相信照片上的人是诺伯托，也逐渐疏远了那些根据报道分析而笃定的人。
倘若诺伯托还活在世上，他们一家还会住在昆斯市那条最熟悉的街区上。而现在，尤劳吉娅太太和孩子们忍痛割爱搬到了长岛，只因为16岁的女儿塔迪娜。她长得最像父亲诺伯托：宽宽的面颊，黝黑的眉毛，厚厚的黑嘴唇，不拘言笑。然而在原来的房子里时，她每晚都能梦见父亲，总听见有人在枕边窃窃私语，说她父亲从窗户跳了出去。
诺伯托绝对不会从窗户跳下去的。
世界各地读过切尼写的那篇跳楼者文章的人都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诺伯托，他就是从世贸大楼的窗户跳下去的。一些人写了很多关于他跳楼的诗。还有一些人打来电话，说要给他的家人捐款，或是想要有偿采访。但他绝不会跳楼的，他的家人明白，那个跳楼的人绝对不是她们的爸爸。“他一直想着回家。”一天早晨，在挂满父亲照片的客厅里，女儿凯瑟琳说，“他一直想着回家和我们团聚，他知道从窗户里往外跳是回不了家的。”
凯瑟琳22岁，皮肤黝黑，有着一双褐色眼睛，穿着T恤和运动裤，脚上蹬着一双拖鞋，紧挨着妈妈坐在长椅上。她的妈妈皮肤呈焦糖色，褐色的头发紧贴在脑袋上，穿着一身点缀着蓝天和白云的套裙。尤劳吉娅太太在大部分时间说英语，遇到关键问题时，马上用西班牙语与女儿耳语，然后由女儿翻译成英语。
“妈妈说他死时一定在想着我们，她仿佛当时就在现场看着他一样。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奇怪，但她非常了解他。他们从15岁就在一起了。”尤劳吉娅太太知道，丈夫诺伯托不会因烟雾和大火就跳楼抛弃了她们母女，为了和家人团聚，他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和煎熬。她知道丈夫死去时，最后在眼前出现的一定是妻女们的脸庞，而不是窗外空荡、美丽却残忍的天空。
为何这么确信呢？“我帮他穿的衣服。”尤劳吉娅太太用英语回答，脸上浮现出笑容，随即又陷入伤感。“每天早晨我都帮他穿好衣服。我记得那天早晨他穿的是绿内裤，黑袜子，蓝牛仔裤，戴着卡西欧表，上身穿了一件方格蓝衬衣。”她开车送他到了地铁站，像往常那样，他冲她挥了挥手，随后消失在了台阶后。
他在公司不需要换上工作服吗？“他在餐厅换衣服，” 与父亲同在“世界之窗”上班的凯瑟琳说道。“他是糕点师，所以要穿白裤子或厨师裤，就是那种黑白相间的格子裤。他会穿白色外衣，里面套一件白色T恤。” 那他穿过橘黄色衬衣吗？“没有，”尤劳吉娅太太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丈夫没有橘黄色衬衣。”
这里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的是橘黄色衬衣。想看看照片吗？凯瑟琳代妈妈回绝了，然后解释说：“妈妈不应该看。”然而过了一会儿，当她独自在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时，她说：“请，请让我看看，快点，别让妈妈看见。”
当她看到理查德·朱对这名跳楼者连续抓拍的12张照片时，突然惊讶得屏住了呼吸，轻喊了一声妈妈，但尤劳吉娅已经站在了她身后，伸手拿走了照片。她一张一张地仔细端详，脸上浮现出一种胜利者的轻蔑表情。
“这不是我丈夫，”她把照片递给记者。“知道吗？只有我才了解诺伯托。”她突然又拿过照片，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最后肯定地摇了摇头，“照片上的人是个黑人。”她要走了这些照片，以便给那些相信诺伯托跳楼自杀的邻居们看看。这时，凯瑟琳双手抱胸，低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说如果爸爸是因为跳楼才死，那他会下地狱的，”她低声说道，“网上说是地狱的魔鬼带走了爸爸。如果那真是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肯定会垮掉的。我会进精神病院的……”
她母亲站在边上，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好斗的骄傲，满是哀愁。“求你了，” 她关上屋门前恳求道：“请替我丈夫洗清污名。”
康涅狄格州，屋里的电话响了，一个女人拿起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想确认一下刊登在2001年9月12日《纽约时报》上的跳楼者的身份。“说说照片上的人长什么样？”她问道。男人说就是那张家喻户晓的跳楼照片。“是不是网上说的那张‘天鹅坠落’的照片？”女人又问。也许是吧，男人回答。“那就是我的儿子。”女人说。
9月11日那天，她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都在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经纪公司上班，而且在同一间办公室，背靠背坐着，从事股票研究。但打来电话的男人告诉她，照片上的人可能是餐饮服务员，穿着白色上衣，跳楼时脑袋朝下。“那不是我儿子，”她说，“我儿子穿的是黑衬衣和卡其布裤。”
她知道儿子当天上班的装束。她急于知道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两个儿子的性命，却没有勇气面对真相。9/11后，她不再看报纸，也不再看电视。新年前夕，她无意中拿起了一份《纽约时报》，上面刊登了一长篇全年大事回放，其中有一张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经纪公司的全体雇员聚在世贸中心残骸上的合影。从他们的举止和做派上，她好像又看到了两个儿子的身影。于是，她给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打去电话，请他放大一张高清晰度的照片给她确认。看着这张合影，她感觉儿子还活着，兄弟俩仍然在并肩工作，他们是好兄弟，也是好搭档。
“我能肯定的是，他们两兄弟始终在一起，”她说着，眼泪奔涌而出，声音听上去突然高了一个八度。“但我时常在想，他们用了多久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们应该很慌乱，也很害怕，但是他们是在哪一刻意识到了死亡呢？在那一刻他们彻底放弃了希望呢？这一切可能都来的很快很快…”电话上的男人并没有问她的儿子是否也跳了楼，他只想知道这张照片上的跳楼者是谁，但女人已经给了他答案。
诺伯托家人认为跳楼是一种背叛，背叛了他对家人的爱的承诺。而对于那位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母亲来说，跳楼是一种绝望下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她选择继续寻找，继续观察，继续询问，与这种绝望为伍，以个人的方式记住这一切。她本可以选择遗忘。但如今，这通电话里抛出的问题又将她拉回了原点：她做了对的选择吗？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选择。” 她说。“我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诺伯托的女儿凯瑟琳说，她看到那组照片后就知道了跳楼者是谁，但她拒绝吐露这个人的名字。“他有个妹妹，那天早上他还和她在一起，”她说。“他还跟我妈妈说过，会好好照顾妹妹。他不该丢下妹妹跳楼自杀的。”她说他是个印度人，确认其身份很容易。他叫辛格。但他身材瘦小，一点都不像照片中的跳楼者，脸上也没有蓄胡须。他在“世界之窗”的视听部门工作，那天应该穿着衬衣，系着领带，不该穿厨师才有的白外衣。采访了“世界之窗”的所有幸存者，没人相信照片上的人长得像辛格。
他有妹妹，所以他绝不会丢下妹妹自己而去。
“世界之窗”的一个经理看过照片后说这人叫格迈兹。几天后，他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照片，然后否认了先前的判断。衣服不对，身材也不对。从穿着上看，跳楼者很像莫罗或吉米奈兹。但吉米奈兹在厨房工作，应该穿格子裤。莫罗在采购部工作，不该穿白色外衣。再有，莫罗身材肥胖。而在这张照片中，跳楼者只是微胖。在此后连续抓拍的照片中，跳楼人的体形几乎都被拉长了。餐厅后厨的人，包括诺伯托本人，从着装上看与照片中的跳楼者都不符，所以都被一一排除了。宴会服务生也许身着黑白色的衣服，但没有人记得有谁长得像那个跳楼的人。
2001年9月11日，“福迪食品公司”也有雇员跳楼。但他们的雇员全都在厨房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穿的不是格子工裤就是白色工裤，公司不允许任何人在白色外衣里套橘黄色衬衣。但一个曾在“福迪食品公司”工作过的人记得，有个小伙子经常到他的柜台替坎特证券公司的高官购买食物。他是个黑人，身材颀长，留着山羊胡子，穿着厨师外套，敞着扣子，里面套着一件橘黄色衬衣。
可在坎特公司，却没人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当然，确认照片中的跳楼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打电话给任何一个跳楼者的家属，询问他们的儿子或父亲或丈夫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情况，他们出门上班时有没有穿一件橘黄色的衬衣。
但该打这样的电话吗？该问这样的问题吗？这会加重他们的痛苦吗？他们是否会像诺伯托的亲人一样，认为这是一种对死亡的亵渎？又或者，这能被视为一次救赎？
乔纳森·布莱利（JonathanBriley）在世贸大厦的“世界之窗”上班。他的一些同事们在看过这张照片后说，他可能就是照片中的跳楼者。他是黑人，皮肤光亮，身高190厘米，43岁，脸上蓄着胡须，留了一撮山羊胡子。他太太叫希拉里。
他的父亲是个牧师，把一生都献给了主。9月11日后，他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向上帝追问他儿子去了哪里。他一定得知道这件事。“上帝啊，我要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连续三个小时，他都在用低沉的声音如此祈祷，直到他把一辈子积攒的慈悲耗尽。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FBI）打来电话，说他们找到了他儿子，尸体奇迹般地完好无缺。
牧师的最小儿子蒂莫西赶去辨认他的哥哥，他一眼就认出了哥哥的皮鞋：那双黑色高帮皮靴。他脱下一只带回家，放在了车库里，作为对哥哥的永久怀念。
蒂莫西听说了很多有关那张坠楼者照片的事。他是纽约州芒特弗农市的警察。哥哥死后，有人特意把9月12日刊登这张照片的报纸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他一眼就看见了这张照片，便愤怒地把报纸合上，不再多看一眼。但他没有扔掉报纸，而是把它藏到了抽屉的最底层，上了锁。如同把哥哥的皮靴放在车库那样，以此作为对他的怀念。
布莱利的姐姐格温多琳也知道这张照片。报纸刊登这张照片的当天她就看到了。她知道哥哥患有哮喘，烟雾和热浪会让他窒息。
姐弟俩都知道哥哥一般穿什么上班。他穿白衬衣和黑裤子，脚上是高帮黑皮靴。弟弟还知道哥哥有时侯会在白衬衣里套上一件橘黄色T恤。他很喜欢那件橘黄色T恤，去哪儿都穿在身上。有一次，他跟哥哥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扔掉这件破橘黄T恤呀？”
但当蒂莫西前去确认哥哥的尸体时，他只能认出那双黑皮靴，衣服已经无法辨认了。9月11日早晨，布莱利很早就出门上班了。临走前，他亲吻了还在熟睡中的太太。所以，他太太希拉里在那天早晨并没有看到他穿的衣服。当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后，她把丈夫的衣服全都打包送走了，没有清点到底少了哪一件。
布莱利是那个跳楼者吗？也许是的。他抛下了所爱的人，从窗户上跳楼自杀，也许是在极度绝望中求得生命的解脱，也许是为了早点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又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跳楼，因为人人都知道，上帝并不欢迎跳楼自杀的人。
但是，哦，你不得不跳下去。
也许布莱利就是那个跳楼的人。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确认的只是那最开始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9点41分15秒，一个名叫理查德·朱的摄影师抓拍到了一个人，他穿越时空，从天而降。随即，这张照片刊登在了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随后又销声匿迹了。再后来，这张在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照片变成了一座没有标记的坟墓，而掩埋在画面中的跳楼人，成为了战争中我们永远不知其名的烈士。照片是我们对跳楼人的仅有的一点了解，但这却让我们每个人在恍惚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片就是跳楼人的纪念碑，同屹立在世界各地的无名烈士墓一样，无休止地探究早已经没有了意义。
因为每个人其实一直都知道跳下的人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