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晟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小时候是很喜欢、很向往打仗的。
众多关于战争的影视和文学作品，让我知道了：第一，打仗就不用读书做作业，甚至一切烦人的日常任务都不用做；第二，打仗很刺激，小孩过年放个爆竹都很开心，真刀真枪打起来更是开心得不得了；第三，打仗能给自己找到刺激，同时又不那么自私自利，战争往往是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所以还赋予人崇高的使命感。如此，打仗岂不是很好玩，很值得向往的一回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才逐渐意识到，战争从来也不好玩，甚至不但不好玩，反而很可怕。而所谓向往战争的理由，其实一条也站不住脚。
打仗不用读书写作业，其实学习知识、追求真理才是人生真正值得追求的，此外还有帮助弱者，提升审美等等许多事情值得追求，这些都比“打仗”更有意义；开枪开炮比放爆竹刺激不假，但前提是枪炮在自己手上，而不是自己被枪炮瞄准着，可惜，战场上谁都不能保证这一点；至于崇高的使命感，战争的发动者谁都不会放弃塑造崇高的使命感，用来掩盖自己龌龊的真实目的。
关于这个话题，我之前已经写过几篇文章，本来不希望再谈。可惜近来看到的不少文字，俨然把最近爆发的战争当成“流量密码”、“爆款来源”，夸夸其谈大谬不然，已经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苦闷甚至反感，那么，我们就再来谈谈战争吧。
一
战争是什么？战争不是机枪大炮的搏杀，不是飞机导弹的交火。关于战争的经典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第一段就指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换言之，战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既然如此，人员伤亡、装备损失等等指标，充其量是战争的表面评价标准，从根本上说，政治的考量必然是第一位的。
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俄罗斯希望实现什么政治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说法。
一种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的武器会抵近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造成巨大威胁”。
打开地图看看，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早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无论是俄罗斯的重点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还是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与这三国的距离都小于甚至是远小于与乌克兰的距离。如果“抵近部署”那么重要，波罗的海三国明显是比乌克兰更优越的选择。
还有一种是“俄罗斯需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关切，同时也要杀鸡儆猴，给其它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一个样板”。
然而从当今态势来看，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各国纷纷明确表态加入欧盟，甚至之前被一些人奉为样板，声称“乌克兰缺乏政治智慧，如果像芬兰那样严守中立，一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过半国民愿意放弃中立加入北约的局面。更不用说德国经历了历史转折，二战之后第一次大幅提升国防预算……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势下，俄罗斯势必要拿出更多的预算投入国防建设，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来发展科技和经济，改善民生的。所以，如果政治目的是“改善自身安全环境”，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那么无论后续乌克兰还要承受多大的损失，俄军还能展现出多强的战斗力，战争的终极目的有没有达到，其实是不难判断的。
二
有许多人相信“大棋论”，意思就是，国家元首的段位一定远超过普通人，他们做决定必然经过了反复推演，有各种深层次的考虑，所以“你看不懂只能说明你看不懂而已”。
没错，国家采取行动，尤其是重大军事行动，必然要准备充分。但是，“准备充分”并不等于能预料到各种后果，“准备充分”也不等于高瞻远瞩、胜券在握。准备充分但把事情搞砸的战争，历史上屡见不鲜。
许多人应该还记得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英国叫“福克兰群岛战争”）。1980年代初，阿根廷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加尔铁里总统的示威运动。面对这些问题，加尔铁里政府选择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于是在1982年3月出动军队夺取了南乔治亚岛，4月又夺取了马岛。
初期阿军夺岛一切顺利，而且赌定英国不会“劳师以袭远”，派出军队远征万里，与处在家门口的阿军作战。没想到的是，撒切尔夫人真的就敢“劳师袭远”，而且真的打败了在家门口作战的阿军，2个月后就收复了马岛。
马岛战争的后续结果就是，加尔铁里政府倒台，撒切尔夫人威望大涨。真是印证了《孙子兵法》里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如果你觉得马岛战争作为例子还不够有力，因为阿根廷加尔铁里的段位不够。那么，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作为例子，总该有足够说服力了吧？
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此之前，英法两国分别在苏伊士运河公司占有41%和52%的股份。纳赛尔的决定引起英法的极度不满，它们联合了船只被禁止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共同发起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就是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不宣而战且进展神速，英法假意调停，在埃及拒绝之后“理所当然”出兵。从军事上，英、法、以联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是，英、法、以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二战后各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法以等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尽管英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动用一票否决权制止了安理会讨论，但这种行为只能增加各国的反感。作为例子，刚刚结束朝鲜战争开始经济建设的新中国向埃及政府捐赠2000万瑞士法郎。
更重要的是，作为三国盟友的美国对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袭击”也非常恼火，艾森豪威尔政府故意抛售英镑导致英镑大幅贬值，此外还否决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贷款申请。另一方面，积极谋求在中东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苏联也警告英法，必要时苏联将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
结果，英、法、以虽然取得了军事的胜利，但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接受了停火决议。最终，三国撤出了之前占领的地区。英国艾登政府就此倒台，继任的麦克米伦政府加快了非殖民化进程，帝国殖民地体系遭受最后一记重击，“日不落帝国”从此真正成为历史。
强大如英法，既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又持有安理会一票否决权，仍然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你说，它们这种决策，哪怕准备再充分，到底有多“高明”可言呢？
三
时下有种简单粗暴的逻辑，那就是“不打仗，怎么办？弱国无外交”。
“弱国无外交”，似乎是一切国际问题的终极解释。然而仔细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弱国无外交”的现象当然存在，但并不是统御一切的原则。
1864年春，丹麦和普鲁士开战，本来两国争夺的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控制权，然而也影响到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驻华普鲁士公使乘船到天津港，扣留了三艘丹麦商船。巧合的是，这一年清政府组织人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恭亲王奕訢现学现卖，主张普鲁士在中国领海的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让他没想到的是，普鲁士公使竟然迅速承认理亏，迅速释放了这三艘商船。
恭亲王由此得出结论说，原来国与国交流不是毫无规则的弱肉强食，而《万国公法》绝对值得重视。
不要以为恭亲王到这时候才想到《万国公法》很落后，实际上，他知道“国际法”和“主权”等等概念，并且能借助它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倒回去差不多二百年，在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当时清军已经取得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但由于恰逢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兴兵侵犯漠北喀尔喀蒙古，清廷也做出了让步，承认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领土归属沙俄。
奇特的是，清政府当时根本不知道世界格局是怎样的，还陶醉在“天朝上国、四方朝贡”的迷梦里，对“领土”、“主权”等等概念更是一片空白，《尼布楚条约》却被学界称为“中国与邻国第一次以谈判签订条约的形式划定边界，也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朝贡关系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而且具有国名意义和主权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也正是在此第一次被提出”。
清朝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清朝的两名传教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是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omás Pereira）和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谈判的具体过程是：钦差大人索额图说满语，徐日升翻译为拉丁语，再由俄方翻译波兰人Andrei Belobotski转述为俄语。
条约中用到的领土、主权等等国际政治概念，索额图一概不知，全部是由徐日升代劳，最终条约才能基于“清朝与俄国（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对等，乾隆与沙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对等”来签订。所以后来也有人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国际法与中国接轨的起点——虽然朝廷仍然被蒙在鼓里。
如果说这些例子不够有说服力，因为年代太久远，清政府太羸弱。那么，可以看一个更近更经典的例子——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震惊了世界，人类社会到了彻底毁灭的边缘。现在许多人谈起古巴导弹危机，往往把它作为“丛林法则”、“侧卧之塌岂容他人酣睡”的典型例子。不过，他们似乎忽略了几个关键点。
第一，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一年的1961年，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协助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发动了对古巴的军事入侵，并且失败了。美国同样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了古巴在联合国大会对美国非法入侵的指责。但这并不能改变猪湾入侵是政治军事双料失败的性质，无论美国内外，对此批评都极其强烈，肯尼迪政府一时间声誉扫地。此后古巴逐渐靠近苏联，而肯尼迪对“动武”的态度则谨慎了许多。
第二，今天我们还能庆幸古巴导弹危机没有导致核大战，没有毁灭人类，就不能不感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虽然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手握最致命武力的人，但他们都保持了理性。赫鲁晓夫否决了卡斯特罗“绝不退让”的主张，肯尼迪制止了美国空军不惜代价轰炸古巴的疯狂计划。
当然，我们也应当感谢其它保持了理性的人，比如苏联B-59潜艇的副艇长瓦西里·阿尔希波夫。在潜艇无法上浮与总部联系，艇长认为核大战已经爆发，准备发射核鱼雷攻击美国舰队的紧要关头，阿尔希波夫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核鱼雷发射计划因为无法满足“艇长、副艇长、政委一致同意”的要求而流产。
以上三件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在我看来，答案并不复杂，在国际关系中，各种利益诉求本来就纷繁复杂，而战争只是一种暴力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且战争往往带来难以预期甚至难以承受的后果，所以《孙子兵法》才说它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战争的最高境界其实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是，在战争之外，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用？常年研究国际关系的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讲过一段话我很赞同，大意是：国际政治的利益诉求往往非常复杂，考量因素很多，能用的手段也很多——这有点像下棋，有的棋甲能下乙不能下，唯一原因是乙的水平不够，下不了。
四
坦白说，我越来越不喜欢谈这种“宏观”的话题，因为涉及的因素太多，往往并非常人所能驾驭。如今我还会看各种历史书籍，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但是看得越多，就越觉得之前的认识浅薄。
今天许多人热衷谈论的所谓观点和理论，用来“演义”历史还能过过嘴瘾，拿来分析现实则是大谬不然。不信？翻翻一周、两周、三周前的各种天花乱坠的预言，再对比当今的现实，就可以知道。
对我个人来说，这次战争让我第一次对“难民”有了真切的认识。战争难民是什么样子？如何接待他们？安置时会有哪些问题？接受国的民众态度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见闻。
我甚至觉得，如果非要从二者中选一个，那么花时间与难民相处、积累救助难民的经验，并由此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了解，远胜于津津乐道、高谈阔论国际政治的各种离奇或肮脏细节。
今天就写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在下面留言，下次我可以讲讲自己观察和体验的难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