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过去33年，相关的话题在中国从来都是禁忌。而这禁忌同时给人带来了恐惧和神圣的多重情绪，无论是家庭成员间的口传还是课堂上的心授，有关六四的只言片语从来就在中国民间传播着。三十三年后，在失去子女的一代逐渐离世、亲历六四一代逐渐老去、新的一代并未有相关经验的当下，有不少讨论也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六四的记忆对于年轻人是否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六四的记忆，这是否是最后一代？
歪脑在六四33周年前夕，采访了八九年后生人，在世界各地有着中国内地背景的年轻人。歪脑与他们谈印象最深的六四画面，期望了解他们这一带如何认识六四，如何理解六四。
Luke：不惊讶屠城 “这才是我心中的老共”
Luke将近30岁，人在英国。他来自一个中国的北方城市。初中的他政治曾经考过全年级第一，但是他发现自己学的越多越不正常。他认为，政治就是“转着圈给自己吹上天，怎么好听怎么吹，还不能吹过”。熟练这种技巧的他当时知道，现实和课本是对不上的，但是当时只是为了得高分，他也明白，“分数越高证明你这个人越无耻。”
关于六四，家中的长辈都有在谈，他们总是讲得隐晦，如暗语一般相互能听懂，却不想让还是孩子的他听懂。无论是新疆还是香港，Luke的家人每每谈及时政，都会用“看穿世事”的口吻说：“老共是挺狠的，对谋朝篡位是不留情的。他们什么手段都会用，搞不好就开坦克。”
Luke认为，他的上一辈对执政者的“底线”认识得非常清晰：“也就是没有底线。每每谈论‘反党’事件，他们谈论的不是对错，不是新疆人应该有多少权力、或者香港人能不能获得普选，首先想到的是香港人完蛋了，要被折腾死了。其实对错他们心里也知道，但是既然知道要被折腾死了，对错也就不重要了。”那一代人心中深深植入的恐惧，从来没有散去。
而对六四有具体的了解，有赖于Luke大学时期学信息工程的室友。他有一天神秘兮兮得说，我给你看个宝贝，就帮Luke的电脑翻了墙。他问Luke，知不知道“天安门事件”。
“我当时只知道六四事件，却不知道这两个事件是一个事。”
从电脑中“屠城”的画面开始，他便在生活中一发不可收拾地继续了解下去。“你越禁止我越看，在有限的空间也会聊，老师同学喝多了也会讲，发现周围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歪脑记者问他，接收到“屠城”这一资讯的时候，心里是否有震动。
“没有。这才是我心中老共的状态。”他很淡定。“我知道很多事情无论是在党内还是社会都是讳莫如深的，我知道这些都不会是什么好事。六四只是让我清楚地看见了中共的所作所为。这是无法抵赖的证据。”
身边的同龄人或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立场。他说自己毕业的时候有很多人对政党、政权现状不满，但是慢慢发现有些朋友往回走了。“很多人在这些年都在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离开中国后，和曾经的朋友就时事问题聊了半年，之后这位朋友告诉Luke，自己把和他的聊天记录全都保存了，并提交给有关部门。原来这位朋友已经入党了。
这位党员朋友说：“之前我们这些人太过愚蠢，怀疑这个政党。”
而今年他和一名女性朋友谈起丰县铁链女事件。这位朋友对他说：“如果你（对中国）失望，就去建设它，而不是成为自己摒弃祖国后安慰自己的理由。”
其实Luke也在体制内工作过。他回忆，他在工作领域中，见识了穷人的拮据和无助、有权阶级的养尊处优；在他的工作场所，收受贿赂是常态，每个人在其中必须一起贪污，否则难以生存。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到无奈。
在官方有着巨大力量的当下，他并不会对“平反六四”有任何乐观的预期：“平反是中共要考虑的。底层框架不改，外面再怎么喊也不可能平反。在中共看来，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他们的结局只能允许有一个，从起点已经能看到终点，中共不允许有其他结果，更多的的抗争换来的只是更多的牺牲。”
他目前在国外生活。未来他也会有自己的下一代，他说自己将来对自己的孩子，会把六四当成一个历史事件来讲，他不想做过多的引导，只会告诉他当年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一场屠杀，像德国纳粹在境內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一样。“他又不是中国人了，到时候六四对他来说就是人权问题，如果不想关注就算了，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关于六四，有什么记忆深刻的画面吗？”
他发来一张头戴红色头巾骑自行车去往广场年轻人的图片。
Ninn：当时的中国人坚信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记者问他为什么去游行，他回答，It’s my duty.”对生于1996年的Ninn来说，这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的照片也是一张印象深刻的画面。来自北京的他，此时人在美国。“我觉的当时的中国人是有信念的，坚信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当时脸上的笑容显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不是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
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天安门是很开放的，人们可以席地而坐，在那里野餐、放风筝。在他的印象中天安门是属于领导的，是他们开会的庄严场所，但他没想过，有人会在那里示威，更不要说“屠杀”。
高中时候的他，开始翻墙搜索维基百科。关于“中国”的词条中，排名前五的就有“六四”。“当时以为写错了，以为是‘五四’。点进去一看，我操，当时就觉得前15年白活了。”他问家人，原来家人当时“看学生怪可怜的”，曾经给他们送过食物，结果就被警告，也写了不知道多少次检查。
到了美国，他也见到过周锋锁、方政等经历了六四的年长民运人士。“他们都长期都活在过去的阴影中，这是长久的创伤。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每天都活在六四中，还是太过压抑了。”
如今，Ninn选择在每年六四期间回看六四的电影或当时的记录，来纪念这桩中国历史上的惨剧。
小柯：目击历史真相的面孔是可怕的
生于1997年的小柯是福建人，目前生活在香港。记得初中的时候，福建当地发生社会事件，谈论时父亲顺道提起六四，态度有些戏谑。当时小柯诧异于近代中国竟然隐藏着如此重大的事件，父亲却惊讶，小柯一点也不知道六四。
小柯来到香港后，才开始系统性地了解六四。香港同学有意无意间会好奇中国的情况，六四是经常被问起的话题。“香港的通识课程中，六四是比较重要的议题——当然如今可能已经没有了。”在2019年香港运动之后，通识教育科被认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受到政府的大力调整。
小柯曾经做过香港支联会的义工，在6月3日晚上去维多利亚公园帮忙搭棚做布置，6月4日协助维持秩序和筹款。“看香港人把没有那么切身的事情看得那么重，当时会很有触动。”但他也觉得，在中国和香港现状急剧变化的当下，晚会没有那么重要。“宗教意味太浓，也有些鸡肋。现实有更需要迫切回应的东西，六四不讲也无所谓，讲也没什么作用。”
作为经历过2019年返送中运动以后的香港人，小柯对更遥远的六四感觉很难共情。“我已经把自己完全从中国的语境里抽离。中国每次有事发生，我也会觉得很惨，但是就像看非洲某个国家爆发疫情一样，有些隔岸观火的感觉。”
关于“六四”对他留下最深刻的画面是他在六四纪念馆做义工时看到的。前去参观的内地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89年的社会运动，而“当他们看到血衣和弹壳的时候，脸上呈现出的都是‘可怕的’神情。”小柯努力解释这种出现在每一个参观者面上一致的“可怕”：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参与过89年，也从民间口传中听说过屠城，但如此真切的目击历史现实，仍旧会对着参观者产生巨大的震撼。那是一种复杂情绪的集合体：有将信将疑的尴尬、有对血腥杀戮的不适和面对真相的无措。
他说人们在纪念馆里表达欲很强，想去讨论，因为心里压抑了太久。有说自己是当年武警的观众说，自己拿着警棍在广场上，他记得旁边人用警棍敲了女学生，女学生就晃晃悠悠倒了下去了。也有观众批评说，其实你们也不客观，六四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对此小柯认为：“如果你觉得支联会的观点不客观，我还能接受，但是当你看到血衣弹壳相片不客观，哪还有什么是客观？”
Dr. Liu：我从党史中了解六四，我是客观的旁观者
人在内地的Dr. Liu，强调自己是“客观的旁观者”视角，阐述了他对1989年的“学潮”的看法。对于六四的了解，他的资料来源是党史。
“这些国家政治内容（我）只是大体了解。在网上，中国共产党百年会有记录，我对党史也有兴趣，读了一下历史。”他说。“我们要从全面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历程，肯定在中间有磕磕绊绊。”
“胡耀邦逝世，有很多人有煽动性言论，令学生和公众对党的领导方式产生疑问，很多人被煽动参与浪潮。不管在哪个时代，学生一直是冲在最前面的热血青年，而赵紫阳作为当时的总书记没有进行很好的应对，之后党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此做了自我革新和反省。”
“我的认识是，不管是什么党，在治理国家时都会有波幅，不管是政治经济建设，都会有坎坷，也有没有经验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而在国际环境下，有国外的势力会参与进来，做些引导。六四内外共同作用导致的事件。”
“后来召开四中全会，我们党能对错误的方式进行反省，我很佩服。就像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这是权力阶层的自我反省。我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分析，内忧外患，最后能很好地被化解，也是党执政能力的体现。”
对于化解的方式，记者追问：“在北京城内清场开枪，算是好的化解方式吗？”
他表示，对于当时是否开枪，他“并不清楚”：“在广场的话，我看到的信息是，（学潮）后期有解放军参与进来，里面具体措施党史只是一笔掠过，没有在大事记里面写。可能也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情况吧。所以有没有开枪我也不太清楚。……（党史里面的内容）应该是有筛选的，我就是把主体脉络了解了一下。”
“至于学生，大部分处在那个年龄阶段，热血在先，就像干柴一样，容易受到引导，给他一把火就烧起来了。我当时在读高中，年纪也不大，我在那个年纪也会有言论激起我的情绪。”Dr.Liu也把自己带入了历史，想像当时学生的心态：“学生们喊了口号，不过很多学生可能并不知道喊了什么、为什么要喊。当时有很多热血但不了解事理的学生。”
他进一步解释：“从我们当代角度回望，也就是上帝视角。当时人们身在其中可能不太了解，如果穿越几十年后回望，可能也不会参加学潮了。”
记者问他，作为现代人尝试研读历史，可能会用上帝视角去参与；可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如何尽可能用上帝视角理解我们的时代？
Dr. Liu继续阐释自己的为人之道：“就说我自己，好像每个人都在驾驶一艘船在海上航行，每周我会专门找出时间段，感觉灵魂出窍一样，站在自己人生的上空以旁观者的视角俯瞰一下。我不会为缺点做包庇也不为优点而感到虚荣，纯粹为了纠正自己。这样看的话，能让自己趋利避害，更好的纠错，免得走偏。”
“我们党也经常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一旦转不过来的话，那就真是陷入万丈深渊了。我的态度是，防微杜渐，尽量不要走到这种转折点，要在平时就把路走的理性客观一些。”他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大而化之，用在的中共的实践当中。
Jean：六四个人叙述与宏大叙事的分裂
Jean是在北京的新闻系学生，六四是她宿舍夜谈的话题。这当然需要她在大学去主动接触西方媒体和“非常规史料”去了解。
她说，自己一开始将六四理解为一场“政府与学生的对抗，学生们因追求民主而抗争，而激进的学生因为影响政府安稳秩序，以至于被打压的故事”。
之后她意识到，在自己曾经的理解中，历史语境被消解了。她认为自己需要更多去了解事件中“利益对抗的元素和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这样对事情的理解就不会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她认为，这是才理解近代史的好的方式。
从的政府角度理解，她认为当时涉及“国家合法性的捍卫危机和西方的体制较量问题”：“所以六四必然被官方是为恶性事件。”
她明白历史是被建构的，故而希望可以更加理性些分析。“在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中，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是一定要知道对或者错，好人还是反派。我们要看的更多梳理事实无论是外媒、政府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单纯听信某一方。”
“那么，你会对政府开枪做价值判断吗？”记者问。
“即便政权对民众开枪，我也暂时不下判断，因为事件很复杂。学生群体虽然有民主化诉求，但是因为某种利益关系而变成公开抢占的对抗抗争……我们知道邓小平是完全拒绝对中共的挑战的。学生的对抗性带来了未曾设想的悲剧。我不会说一方完全占领高地，另一方完全是反派角色。”Jean继续表示，要对历史进行复杂性的剖析。
“那么，人道主义在你的分析之内吗？”
“我想我会有同情心态，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在现实中的对立可能会给我造成落差和痛苦的分裂和落差。……如果看了他们自身的经历或者口述史，情感方面受到触动或者同情，不知道会不会改变对一个事件的判断，我不知道。”
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Jean可能会从事新闻专业。而在新闻中，可能有一方是个体的亲身故事、一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她表示自己更想关注前者。“我知道无法处理这种分裂的感觉。作为中国学生我明白政权为了稳定使用的暴力手段，但是如果读到当事人的口述，必然会给我带来极大的矛盾。”
她并不拒绝矛盾，最后她请记者为他推荐更多关于六四的书。
小包：我站在的地方是我前辈经历过的痛苦
1998年的小包是深圳人。对于能看香港翡翠台的广东人来说，每逢六四，当时的新闻时段就会变成一档旅游节目。每年都是同样的旅游节目，这让她感到奇怪。之后她随着家人移民香港，能用Google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六四”，但当时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并没有深入了解。她在香港选修的是中国历史，但与六四相关的内容仅仅两页。
“老师说升学考试不会考，放个翡翠台的纪录片就过去了。”
她曾经去北京读过书，发现同一寝室的室友很多都完全不知道六四。于是她在学校来了个“大科普”，她回忆，当时用讲政治秘闻的方式来讲的六四：“并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会讲解放军开枪，也会说民众把军人从坦克里拉出来烧死。”她当时自以为，这种讲述方式已很“理中客”。
这种想法，直到她一位尊敬的人为她讲述更多亲身经历的细节后开始改变。对方提到工人如何搬物资给学生，给他们送冰棍；屠城过后，幸存的同学如何悼念没有回来的师兄师姐们；有学生曾经和学校宿舍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想为去世的同学保留下一张空的的宿舍床位。
小包说，她的改变就在那时：她意识到，在她站立的校园草坪上，曾经堆满了1989年牺牲的师兄师姐的遗体。对她来说，六四一下子从历史事件，变成了“我站在的地方是我前辈经历过的痛苦”。
她开始和同学一起纪念。他们每逢六四便在在雕塑前偷偷放白花。“（白花）都是散落的状态，就学生都是扔了就跑，所以不会很整齐。”然而这些没有更多行动的悼念，从2017年开始也面临更严厉的应对。她回忆，悼念不再是和保安躲猫猫的游戏，那几天校园的守卫变成了警察。可是学生们还是会冒著风险，延续一些师兄师姐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她反省过去的自己是高傲的：“以前觉得民主在香港谈谈还可以，但是在内地是行不通的，也是有风险的。但（后来）我发现，那些所谓的管制是荒谬和反人性的，在香港正常的行为，在内地是完全不可以的。”
再回到香港，她也发现属于香港的理所当然也都消失了。“我习惯了耸立在那里的国殇之柱，习惯了太古桥上的悼念文字，大学不应该有学生举报老师……”她如今尝试用从北京学来的技巧，来完成自己的悼念，“阴阳怪气也好，隐晦也好，我希望能让自己的行动保存更多时间。”
2021年六四，她前往往年支联会举行六四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进行个人的悼念。她认为，六四晚会已经变得很“内地”了，也就剩下我们“还有举起手机的自由”，所有进入的入口都被铁栅栏堵上了，香港人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COLA：我可能不会见到历史的终点
1998年生的Cola在大学里曾经看过纪录片《河殇》，当然教室的前后门和窗帘都要紧紧关上。她也曾在学校搜索“六四”的相关信息，怎料一个星期后便被辅导员谈话。辅导员的纸上清晰记录她在网上的搜索记录。
辅导员问她，你家是哪里的？为什么知道六四？有加入什么组织吗？辅导员说那年网信办找到了不少学生。辅导员三十多岁，也很纳闷：“我就奇怪，我都不太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都在这一天会去查呢？”
因为这件事，Cola亲身体验到了触碰禁忌的恐怖，明白官方知道自己所有网络行踪，学生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不过她也偷笑，原来身边还有不少同龄人在这一天悄咪咪地搜索着六四。
她两年前来到香港，曾去过旺角的六四纪念馆，2021年也前往了维园。最令她记忆深刻的是港大国殇之柱的消失。她脑海中的画面介乎它存在和不在之间，这座雕塑是距Cola最近的六四相关画面，也是她最开始来香港和六四的连结，然后现在被人为粗暴地抹去了。
“每天都发生新的令人痛苦的事情，在这个城市，静默的抗争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在新常态下的香港，她已经迅速成为新常态下的新香港人。“我有朋友、老师被捕，我已经与曾经只是新闻那一头的人产生连结，他们在内地却可能被污蔑成罪魁祸首。这一切是令人难过的，可这些不公正却无法改变。”
尽管她生于六四事件的9年后，但她也认为，自己可能不会见到历史的终点。
她引用了香港本地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散步之年》的歌词表达了此时感受：
有冇一種可能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咁啱行緊嘅呢一段（这么巧正在走的）
係喺歷史嘅中段（是历史的中段）
終點係喺好後面（终点在很后面）
你係唔會見到（你不会见到）
但最終係會出現（但最终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