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Yeejian L.
编者按：本文主要介绍维吾尔族人遭遇的大规模拘留。中共的大规模拘留和监视手段影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称“新疆（Xinjiang）”、“西北（Northwest China）”、“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维吾尔亚（Uighuria）”、“伊犁（Ghulja）”、“塔尔巴盖（Tarbagai）”、“阿勒泰（Altay）”、“宗喀则和阿勒泰沙尔（Dzungarstan and Altishahr）”或“宗喀则和塔里木盆地地区（Dzungaria and the Tarim Basin Region）”，以下简称“新疆”）。新疆的人口以维吾尔族为主，但也包含了众多其他少数民族。
追溯词源，新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专有名词。乾隆皇帝最早于十八世纪使用该词，并于十九世纪末左宗棠重新佔领该地区后正式将其命名为“新疆”。在普通话中，它的意思是“新的领土”、“新的边境”、“新的边疆”。身处于新疆以外的我们希望可以和更多同路人一起讨论新疆被殖民的处境以及新疆解殖的可能性。为了最大程度呈现新疆历史的複杂性，我们尽可能地使用准确的术语。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共的大规模拘禁和文化种族灭绝运动对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众多社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如果您有进一步的问题和意见，请与我们联系。
2020年9月，民间和政界均有声音谴责迪士尼在电影《花木兰》的片头中感谢管理新疆再教育营的吐鲁番市公安局（Turpan Public Security Bureau）。知名职业运动员，如NBA中锋鲁迪·戈贝尔（Rudy Gobert）和数名法国足球运动员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声援维吾尔人。正如迪士尼，为了能够继续制作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美国的另一娱乐巨头Netflix也选择对刘慈欣支持新疆“再教育营”的言论进行辩护。
我猜许多外国的观察家们大概不太知道如何将这些新闻标题转化为政治术语。一方面，集中营的细节确实令人震惊。到目前为止，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并得到了中国政府本身的证实。另一方面，这些事实常常被塞进一种二元叙述中：让捍卫自由的美国与邪恶的中国对立起来。对于险恶的美国右翼政客和中国军事主义鹰派，这种叙事正中下怀。例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利用《花木兰》事件，宣称迪士尼“决定将利益置于原则之上，不仅无视中共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而且帮助和教唆他们；[这是]对美国价值观的侮辱。”
在愈演愈烈的新疆问题上，我认为学者们需要拥有一种具国际主义的视角，提供一个不同于霍利等人粗暴的亲美立场。目前的舆论态势正在滋生极端的民族主义：要麽是反华恐华主义（与其说是政治家的利己行为，不如说是国家暴力互搏的展现）；要麽是亲华主义（该观点拒绝承认新疆“再教育营”中存在的暴力，并以反帝为由引诱了不少中国左派人士）。例如，社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于10月10日转载了一篇对中国在新疆地区政策令人发指的修正主义辩护。
到目前为止，围绕新疆“再教育营”的大多数讨论都徘徊在两种解释之中：要麽是汉族人和非汉族人之间永恆的民族衝突，即是保守专家们认为衝突的源头为“汉族中心主义”；要麽是归因于与自由西方资本主义对立的专制亚洲共产主义。
虽然乍眼一看可能还有些道理，但这种解释过于静态，缺乏历史分析。研究中国西北地方的人类学家白道仁（Darren Byler）曾写道：“‘种族灭绝’这一不加修饰的指控只是让一个以文化主义的模式论证某（几）个群体是坏的或邪恶的，并支配著另一个群体。这种指控不允许解读问题的原由。”
而这“原由”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其实息息相关：当时中国政府鼓励国内公司在新疆发展基础设施，开发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以便向沿海城市供应能源。在此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迁往新疆，吸收了该地区的经济收益，并引发了维吾尔族当地人的反殖民抗议。虽然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此前一直存在紧张关係，但这些开发项目将它们提升到了新的水准。
政府对异议的回应是通过语言、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式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化为一种“主流”的中华民族社会。2001年911事件后，中国政府立即明确地将美国自己的反恐战争言论（War of Terror）用于妖魔化伊斯兰宗教活动；悉尼大学历史学家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对此进行了记录。另外一个重大事件是2014年5月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之后中共官员宣佈发动“人民反恐战争”。
对白道仁来说，“再教育营”与政府主导的资本剥削不可分割。这种剥削利用了新疆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劳动。新疆地区供应了全国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全球约20%的番茄和棉花。中国公司把新疆作为国家安全和网路安全技术的试验基地，待这些技术成熟后出口到国外。新疆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维稳新疆就是确保中国能够顺利进行中亚基础交通的建设项目。据悉，再教育营中的维吾尔人被强制转移到耐克、苹果、Gap、三星等品牌的工厂进行生产活动；这些工厂分佈于新疆以及东部大城市，如合肥、郑州、青岛等。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到，“再教育营”不是所谓根深蒂固的民族衝突或亚洲专制的必然结果，而是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勾连有关。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到，“再教育营”不是根深蒂固的民族衝突或亚洲专制的必然结果，而是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勾连有关。“再教育营”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国政府转向市场驱动的增长，并以低廉的价格向外国投资者宣传其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
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意味著境外资本会获取更高额的利润、更丰厚的储蓄、更优惠的信贷条件。这些吸引外资的政策背后是对劳动力的极端剥削。中国恶劣的劳工环境亦定期被曝光：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2010年代富士康深圳工厂工人连续自杀事件，以及现在关于维吾尔族劳工的报导。这样的丑闻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下一个丑闻出现的时候悄悄地被转移。
这些问题的直接责任方当然是中国的企业和机构。但如果不看全球经济动态，便无法真正理解为什麽这些问题如此普遍。
儘管美国政客们大谈促进人权和与中国脱钩，但他们知道，正因为美国公司从这种竞相追逐的全球资本化中获利无穷，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分离并不会随便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新疆“再教育营”牵连的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全球资本以及其政治保护伞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麽我认为不能再用民族主义的框架去讨论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不能再简单将中美的价值观对立起来。这样的二元对立，受益者始终是保守的美国政客，如霍利、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他们热衷于煽动本土主义情绪而为己所用，却不愿认真审视中国新疆政策背后的全球合力。去年，不少声音要求美国制裁中国以表达对虐待维吾尔人的谴责。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呼吁置之不理，因为他们会干扰美国与北京达成的贸易协定。儘管他的政府已经开始谴责新疆的虐待行为，但这似乎主要是一种赢取中国让步的谈判策略，也是一种转移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处理不当的指责的选举策略。
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民族主义竞争最可能的结果不会是美国实现自己“改善亚洲人民生活”的承诺。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竞争，以惩罚无辜的人民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的筹码。无论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学生和工人的签证政策，还是中国政府今年6月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以及驱逐和拘留外国记者，都印证了这一点。
那麽，我们该如何前行呢？有迹象表明，国际压力将至少迫使中国政府关闭一些“再教育营”（儘管现实情况尚不清楚）。此外，抵制与新疆“再教育营”有关的产品，无论是《花木兰》、苹果配件，还是H&M牛仔裤，都可能在短期内有所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学会以一种更具国际主义的方式来谈论新疆“再教育营”的中国劳工问题。这意味著要超越冷战式的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框架。相反，专家学者们应该强调，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是如何成为再教育营的帮凶。
美国的观察者们同时应该抵制把“再教育营”说成是与美国社会毫不相干的事件，因爲这种做法只会强化美国作为全球员警的合法性。相反，我们需要把美国的资本主义、霸权主义和新疆“再教育营”联繫起来。我们应该极力谴责中国的伊斯兰恐惧症，就正如我们以前竭力对抗布希政府血腥的反恐战争政策一样。我们一面要大力指责全球供应链导致维吾尔人强制劳动的不平等体制，一面要谴责廉价商品生产网路剥削外籍劳工和监狱劳工。我们更要全力谴责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滥权行为，并谴责边境巡逻队和员警部队在美国社会边缘的暴力行为。
只有这种国际主义的框架才能抵御冷战教唆者和中国辩解者的冷嘲热讽。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具国际主义的视野才能让我们明白到新疆“再教育营”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全球化下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加自省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