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发表政治演说时遭到枪杀，杀手是现年42岁的自卫队退役低阶军官山上彻也。中国外交部、驻日使馆已经对安倍遇难一事表达了关切、哀悼之意。但在以网民为代表的民间声音中，有着相当比例的人在欢庆，在诅咒。
可以推测的是，庆祝安倍身故的中国网民，对他的政见并不在乎，对他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也不准备去了解。他们铭刻的是安倍朝拜神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足以支撑他们对安倍遇刺去世的喜悦表达，体现着乐见任何灾祸降临日本的心态。
从11年前日本大地震开始，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就幸灾乐祸于日本的天灾人祸，单一事故或灾情总能激发围观者诅咒日本的热情。而这些突发事件持续酝酿出劣评日本形象、拒斥日本文化的集体认知，安倍晋三事件非常典型地带出了这一经年不息的仇日情绪。
仇日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网民的侧写，成为中国网络舆论中最为激进的大众情感之一种，也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打量中国、描摹中国人网络画像的重要素材。安倍执政时间漫长，很不幸地与邻国这一国民情绪长期共存，“一衣带水”的关系速写早已陈旧。
若要分析安倍遇刺在中国舆论场激起的欢呼声，寻找其因果来源，其实存在着颇多禁忌。大比例低学历网民沉溺在初级的历史观教育中，社交媒体的下沉渗透，为这类网民壮大激越的声音，以及彼此呼应创造了基础条件，有利于强化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
这些年来，一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对日愤怒情绪成为少见的“共享物”，锐利地穿透社会阶层的经济壁垒，连接起一般国民与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他们削减彼此地位与阶级差异的共同见解。共有、共享这一见解过程，恰好与多元社会理念的消退相呼应。
随着前些年GDP的大发展，冲破屈辱史观的急迫心情有了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以消费为支撑的国民自信心遇到涉日事件，有机会反复演练其主要的民粹观点。这些观点还借助生活中的小摩擦（穿和服照相、日本风情街）等，扩张其影响力。
反日倾向占据舆论场中相当的份额，成为意见市场（如果有的话）中一支充满激情的有生力量。不可否认，仇恨让相当多数量的国人变得面目狰狞，但同时带给他们精神为之一振的效果。安倍之死，是所有这些仇恨情绪的一大出口，一次非常适宜的发泄理由。
网络上的这股反日潮流，在每一件或大或小的涉日事件中自我蒸腾、相互赋能、自行壮大，除了少数网民的驳斥，几乎没有任何与其烈度相匹配的反制力量。国内但凡与日本文化相关的东西，从COSPLAY，到插花讲座，都识趣地低调，让位于这股势能。
仇日情绪确实广泛，但也没有完全覆盖网络情绪的全部谱系。与其形成反差的，是现实中依旧强劲的对日本文化、日本代购、日本旅游等生活方式的喜爱与追求。这股反作用力往往又与仇日心态频繁碰撞，在强化禁忌的同时，也在培养对厌恶的憎恶。
民间社会对待日本的两种主要心态，这些年来有着显著的力量分化，敌视一方逐渐占据比偏爱一方更多的舆论场域。从官方的立场看，它似乎贯彻了默许的立场，对民间取态保持中立。安倍遇刺后，外交部发言人对网民情绪“不予置评”，即能说明许多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舆论对日本保持负面评价，可以被看作是民意的表达，进而成为类似于“民心可用”的一种力，可以被灵活地引用、引申，在正式场合下装载压力，算得是一种“筹码”。仇日与反日，看似粗糙粗粝，其实是一种“哲学”手腕的运用。
所以在看待网民的仇日情绪时，要将它视作虚实相生的东西，才好理解它像是被许可，被近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里面夹杂着权谋的历史索引、传统经验，也暗藏着应对现实的精明思虑。安倍身死，不会影响这股潮流的走向，潮流自有它的使命。
也有人士提醒仇日情绪的“反噬”可能及其危害，却因为缺乏实例支持沦为空谈。然而近年来，因为世界外部环境逐渐显著的变迁，这股网络动向所包含的潜在麻烦愈加引人注意，尽管施加约束的官方动机仍不明朗，但谁也无法肯定就能“掌控”它。
总的来说，这股将日本看作世仇的网络情绪至今没有遇到有力的对手，不管是用“民粹”去解释它的风险，还是用“反暴力”的姿态狙击它，都无碍它用诅咒强化观念，将认知错误当成精神胜利来宣扬。情绪泡沫下是数个世代的基本盘，如何正确引领他们，从来都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