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本轮成都疫情爆发。8月29日，一位名为“热带雨林”的人在网上说，成都很可能将要封城。一时之间，无数市民涌入商超抢购，这一天被戏称为“热带雨林购物节”。
第二天，此人被行政拘留15天并处以1000元罚款，理由是“寻衅滋事”。16:51，“成都发布”发表《不！用！囤！》，告知市民理性，底下一堆留言都表态大力支持，不乏呼吁严惩哄抬物价者。
还有人揭发这位“热带雨林”在现实生活中是倒票的黄牛，说的话多半不可信，有些已囤货的群众决定退货。让他们没料到的是，9月1日，成都宣布从当天18时起，“全体居民原则居家”。
近期被疫情猝不及防打断生活的不止成都人，8月30日，深圳一口气取消亚洲宠物展、3D打印展等六个展会，且是在离展会开幕仅有8小时的半夜12点取消。1万家宠物品牌的布展商仓皇撤离，搭建、货品全废，各家损失十几万到上百万不等，很多人苦等了12个月的展会，一夜之间打了水漂。
疫情三年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哪怕你再小心，但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不可测的风险可能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像生活这部机器的齿轮突然停转，而你不凑巧正被卡在里面。
对这样的事，人们早已没脾气，不管是自己的不幸还是他人的不幸，都谈不上愤怒，往往大抵是哈哈一笑。前一阵还有这样的事：婚礼要举办了，新郎却突然被封控了，没奈何，做了个新郎的纸牌替代。很多人都说“笑死了”，确实，我们中国人善于把悲剧活成悲喜剧。
但有时候真的让人笑不起来。如果你为了考注册会计师认真准备了整整一年，明天就要进考场了，但突然之间，小区却突然只进不出了，你怎么办？前几天，深圳就至少有上百人这样，而考试主办方也没办法，让你自认倒霉，有的人心态崩了，困在小区里哭出声来。
我也有朋友，在要进考场时，被告知没有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不能进去。尽管她辩解说已经做了，只是结果还没出来，但不行就是不行，眼看着自己一年来的辛苦要泡汤，她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而门卫只是看着她，一副“虽然同情，但我也无能为力”的样子。幸好在时间截止之前，阴性报告总算出来了，但那一刻的无力感，她说自己会永生难忘。
事后她跟我感慨：“在强大的系统面前，个体实在是不堪一击。在没有看到变化的信号之前，大家宁可进入形式主义也不肯面对现实。”每个人看起来都在忍耐，在温驯地照章办事，哪怕看到不幸，但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好像把这一切都当作命运一下接受了下来，认命了。
问题是，以往就算是“命”，好歹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当下给人的感觉是：这种风险的出现几乎是完全随机的，有时跟个人的道德、行为没什么关联。
8月里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安徽南陵县藉山广场上，有两人被雷击致死。事后的说法是当事人在“跳广场舞”，然而谁会在雷雨之际还停留在那跳舞？网上传闻她们当时其实是在排队做核酸检测，这确实听起来更合理，毕竟现在能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打雷下雨都非做不可的，大概也就核酸了，可算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大悖论：这种让所有人陷入惶惶不安的不可控风险，本身却正是这个群体追求绝对安全的结果。
疫情以来，有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一个人可以得到绝对保护，但避免任何由此引发的风险吗？在一些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但在我看来，回答是否定的。
自从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社会尽管也存在激烈的争议，但总的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多数人想追求的毕竟是一种“绝对安全”：最好在第一时间将病毒清零，确保社会有机体的纯洁，并且在杀灭所有这些污染物之前，最好保持静态。这与“在流动中管理”的现代理念，差异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对相信唯意志论的人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必须要实现的。棘手的问题是：正是这种试图实现绝对安全、绝对掌控的努力，才导致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投入的资源不够多、决心不够大，而是行为本身会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承受这些后果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已指出了这一点：
人们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覆盖知识运作所产生的所有情况，即使这些知识与其应用环境截然分离也不行。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确实变得越来越完善，那么未预期后果就有可能会越来越被限制住，我们不期望发生的后果就会越来越少。可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阻断了这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促成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
如果觉得这段话有几分费解，那不妨想想“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所陷入的“越反越恐”的怪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的博弈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你的干预本身可能改变干预对象，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追求安全当然是人之常情，吉登斯把“安全”界定为这样一种情境：“一系列特定的危险在这一情境中要么被消除，要么被降到最低限度”，他进而指出，“安全的体验通常建立在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之间的平衡之上”。中国社会心态的特殊之处在于，大众普遍设想的绝对安全不接受任何风险。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需要一定的确定性，比如你每天回家都确信自己家还在那里，没有突然消失。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很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疫情看作是自己生活中一个特别让人困扰的不确定风险，而试图将它完全排除。
应该说，中国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突发性事件不是由神灵或自然带来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哪怕是那些阴谋论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种意识本身相当现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很少看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更少意识到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非意图后果——换言之，其自身很少成为反思的对象，是缺乏反思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其实相当困惑，想不通为什么投入了这么多，到头来我们却迟迟不能摆脱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在这样反反复复的随机风险笼罩之下，甚至可能让人重新滋生出一种宿命的态度，毕竟，把一个自己无力控制的风险当作不可抗拒的命运承受下来，在心理负载上好歹会轻一些，但代价则是弥漫的消极态度，因为既然如此，那自然会使相当一部分放弃对自身事务的控制，反正听天由命就是。
我理解这种心态，但并不认同。此刻最稀缺的不是认命，而是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做我们能做的事。说到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毕竟总要学会去承受一定的风险，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这肯定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这么想，那我们就至少可以为改变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