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编者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曾多次发表微博，质疑中国疫情管控措施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而她的微博在9月15日全部遭到清空。这篇文章是“瞰法”的创办人徐晶在2019年对劳东燕的专访。
在大学从教，就我的本性，是更喜欢书斋生活的，单纯而安静。
平素关心政治，是因为权力所代表的支配关系，会深刻地影响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永远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
作为学者与知识分子，我们所承担的社会公德，就是善意地批评，同时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有所改进。
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值得你我拼尽全力。
1
我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家中三姐妹，排行老二，加上自己也不属于漂亮而乖巧的女孩，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受到忽视。好在从小开始，我的成绩一直挺好，在学校还是比较受老师喜欢的。
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教育体制，就是需要与人竞争，只有在成绩上胜过别人，好像才会获得承认。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是比较敏感，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
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的，民主测评分数也挺高，毕业时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但内心里，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四年的本科学习，我好像仍然停留于中学时代的那种竞争层次，就像是读“高四”的感觉。自信心比较脆弱，因为这样的信心，主要来自于胜过别人，缺乏内在的坚实基础。
毕业时大醉了一场。除了离愁别绪之处，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大学四年过得比较失败。如果说大学四年我有所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在于，在离开校园之际，我终于意识到，不需要与他人相比，与过去的自己比就好；**同时，与外在的名利与认可相比，自己内心的认可更为重要。**
毕业后进入上海检察机关工作。我很快就发现，机关并不适合我。在机关里，我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枚棋子。并且，我一眼就能望见，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工作一年半之后，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想要考研。处领导一开始不同意，他原本是想把我当后备干部来培养的。辞职报告交上去后，有半年的时间一直没批下来。
那半年我过得挺煎熬的，工作要照做，还不能表现出情绪。期间，无数次地听王菲的《棋子》，觉得自己真正就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想走出他人控制的领域而不得。
我那时下了决心，要考北大刑法专业的研究生。
我一直对如何规制国家权力的问题感兴趣，大学时便是公法学得比私法要好得多。
大二那年，我旁听了郑伟老师的刑法课，他那时刚从德国帕萨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才三十几岁。在讲台上，他曾说：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在墓志铭上镌刻上“中国刑法之父”。
那时我就想，能让一位年轻学者如此动情的学科，必定是极具魅力的。
大三结束的暑假，我偶然读到陈兴良老师的《刑法哲学》。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当时给我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就在我想要辞职的那一年，听说陈老师从人大调到北大任教，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报考北大。
我决定辞职时，家里人起初觉得丢掉稳定的工作，辞职考研有些冒险，但后来还是支持我的决定。
等辞职报告批下时已是10月底，离当年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只剩十几天了。
辞职手续办完后，我即刻北上，住进北大蔚秀园的招待所，全力以赴备考。复习的时间只剩下三个月。
那三个月过得孤寂而充实。亏得有当时在北大读研的朋友相助，为我提供诸多的便利。这份相助之情，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没怎么想过，如果考研失败会如何。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遇到一堵墙，基于畏惧心理，纠结要不要爬的时候，就先把帽子丢过去；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根本不是犹豫要不要爬过去，而是怎么爬过去的问题。
好在运气不错，复习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还是顺利考上了。经我本科时的游伟老师引荐，成为陈兴良老师指导的硕士生。那一年，陈老师只招了我一个硕士。
2
陈老师温和而严谨，对学生极少批评，以鼓励为多。我以前并没觉得自己有适合做学术的特质，但陈老师认为我在学术上颇有悟性。
他也非常开放与宽容，允许学生发表和他不同的观点与见解。我那时看的刑法书很少，读研第一年对刑诉法特别感兴趣，还有过转专业的冲动。不过，我很快觉得刑诉法过于技术化与操作化，我还是对有伸展与想象空间的理论更感兴趣。陈老师也不觉得有问题，他只是委婉地提醒我，在社科知识与专业功底两个方面，不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在北大读研期间，我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比较多，书看得也比较杂。
从大学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近代走向衰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顺利转型成一个现代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让我对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等有不可遏制的兴趣。当时，我都把此方面的阅读理解为是业余兴趣，后来发现，原来是可以与本专业的研究相结合的。社科知识的背景，让我看专业问题的视角变得开阔。
在此期间，我内在的自信也逐渐建立起来，开始敢于去表现自己的锋芒。
北大的氛围，长处在于比较容易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包括批判精神与胸怀天下的视野。短处则在于，学生容易流于坐而论道，不够踏实，形成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
那几年应该是我人生中自我感觉最为良好的时光，却也是年少轻狂的岁月。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到清华任教。虽然就在隔壁，但我之前很少去清华。清华比较讲规矩，尤其是对资历浅的年轻老师。好长时间里，我都不习惯清华的氛围。包括对上课迟到的严重性过于强调，让我有一度经常做找不到上课的教室急得不行的那种梦。如果第二天一早有课，前一晚经常都睡不好。
不过，清华对踏实努力的强调，也治好了我读书时年少轻狂的毛病。同时，在专业功底的补强上，也让我获益良多。
我以前喜欢宏大叙事，学术文章的写法多少有点“剑走偏锋”。在刑法理论这块，扎实的、体系性的知识是比较欠缺的。清华刑法学科的长处恰恰在这方面。以张明楷教授为首的几位老师，他们的研究风格与对解释论的强调，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对自己的研究风格做出相应的调整。让我意识到，不仅要能写宏大叙事的文章，也要能做精细而微的研究。
3
法律始终是在社会的框架之中运行。在我看来，首先必须要能判断社会在往什么方面发展，并弄清一个良善的社会应当具备哪些价值，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法律制度究竟如何建构的问题。
对于这个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始终难以平和，难以云淡风轻。我期望自己，即便人到中年，还是保持必要的锋芒。以前我会有意无意地收敛自己的锋芒，因为比较顾虑他人的看法。
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心态上慢慢变得放松，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收敛去掩饰自己。我不需要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喜欢我、接纳我。总是顾虑别人的看法，未免活得太过小心翼翼。我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无论是在私人交往的场合，还是在包括朋友圈在内的公共领域。
想通了这事之后，我的心态比以前要好得多，在公共场合比较拘谨的毛病也有改善。
一直以来，对于公共问题我都是有表达欲望的。单是学术论文的写作，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表达欲望。
在贾敬龙杀人案、天津大妈持枪案、正当防卫等问题上，我都有论文发表。但起初是因为我的相关研究，正好与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相契合。
学术作品的影响力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对我刺激比较大的是2015年的陆勇案。
我曾在一次案件研讨会上见到陆勇本人，随后还就该案写过一篇论文。我当时质疑的是，如果人们公认他的行为是一种英雄式的行为，刑法凭什么将这样的行为评价为犯罪？
我以为，作为法律人，如果按先前的理解，得出的是大家都认为很不公正的结论，这时候就应该去反思，是否这种先前理解存在问题，是否有必要对相应法条作重新的解释。如果无论如何难以通过合理地解释法条而得出公正的结论，就说明很可能是立法出了问题，应当考虑去推动立法的变革。
当时做卫生法研究的老师，包括我们研究刑法的，专门就这个案件开研讨会，也写了学术文章，但并没有多少回响。
2018年，以陆勇案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仿制药的问题一下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今年8月，《药品管理法》做出重大的立法修改，将仿制药从假药的范围中予以排除，很多患者家庭得以摆脱要么等死要么倾家荡产的困境。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当一个社会问题以通俗的方式被大众理解，从而得以将相应的呼声放大，或许就能获得改变的契机。它也让我愿意相信，只要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今年1月份，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了公众号，兴至所致写一些普及性的文章。我没有认真想过，花时间来写这些不算学术成果的文章有没有意义。在学术之外，我想表达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传递一些理性的声音，仅此而已。
我没想到，有一些文章会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尤其是人脸识别的问题，我写的文章好像起到了类似蝴蝶翅膀的效应。
这项技术在近两三年内迅速推开。在我看来，它所许诺的便捷利益与所潜含的巨大风险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尤其是，对于被收集方而言，一旦数据泄露或遭到滥用，并不存在有效的救济手段，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也就是说，风险是不可逆的。与其他技术不同，这项技术很可能打开的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把这个社会带向哪里。
我在公号上正经写了大概十六、七篇文章。其中，涉及时事或社会问题评论的文章，超过三分之一都被平台删了。
刚开始比较郁闷，后来慢慢想开了，我写我的，他删他的吧。我告诫自己切勿反应过度，尤其是不要走向极端，从而背离自由的基本立场。
写公号文章比较花时间，现有的考核体制内也不算什么成果，还可能带来其他的麻烦。但我肯定还会继续写的，有想法时就写。在表述上可能会做些调整，至少要能够推送出来。不过，没有想过要改变犀利的风格，做这样或那样的自我审查。
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善良而较真的人。有基本的善良，同时愿意像法治社会的公民那样，花费时间去较真，逼使现有的不合理规定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不算特别勇敢的人，很多事情上也会患得患失。只是，相比于消极地退守或是弃船远走，我的确还是更为欣赏这样的选择：只要仍然存在能够努力的空间，就绝不轻言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