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同时得罪了几拨不同的读者。
原本我以为，胡鑫宇案虽然还有一些细节有待厘清，但大致已经结束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心理抑郁问题。然而，在很多人看来，案子还远远没有结束，指责我谈“抑郁”就是在帮助官方转移焦点。
我试图去理解人们为何抱有这样深切的不信任感，然而，很多人的关注点并不在这上面，而仍然在继续追问案子里的疑点，有一位读者“菜菜”就跟我谈了许多，她的看法不管怎样，帮我理解了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关切乃至恐惧——理性上我未必认同，但感性上，我很能理解那种不安。
就这样，我前后竟写了三篇之多，反响如何？简言之，这几天刷刷掉关注，想必说“心理抑郁”会惹怒一拨人，分析“为何不信任官方”、追问案子里的疑点，又让另两拨人不快。
有的读者认为我难得地注意到了此事的不同面向；有的赞赏我对不同观点的包容（但也不认为胡同学是心理抑郁导致自杀），不乏有人直率地说“菜菜”写的，“无论出于同理心、逻辑或对公权的质问角度，都比维老师好太多”；有的则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为什么好像立场不断在变来变去？有人感谢我能一直碰此案，但也有人讥讽“馒头接着吃”，更直接的就挖苦我连写三篇只是为了“流量生意”，“这几天赚了不少吧？”
并没有。其实你们是最难收割的流量。我是不是收割流量，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这样指责，也无异于自我侮辱——你是那种容易被收割的流量吗？
这个问题，早就有朋友帮我分析过了，她是这么说的：“你的号注定做不大。你想，你一贯标榜独立思考，很少直接给出结论，总是要读者自己去想，且不说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人群中的少数，你的文章本身就起到了自动筛选的作用，因此你吸引来的，多少都是有点刺头的，不大盲从，要让这种人一冲动就掏钱，可太难了。”
道理我也懂。别看都在呼吁“细致分析问题，克制观念输出”，但现实中，自媒体其实是厌憎复杂性的，最好观点立场鲜明，乃至力图分出敌我，这样才有情绪输出。
真正做流量生意的人，连立场都是不重要的。曾听朋友说过，以前有个写手，走民粹路线，有流量后被封了，后来转型，仍然走民粹，仍然骂政府，但这次骂的是美国政府，仍然每篇10万+，点赞1万+。但我那位朋友事后遇到他，谈及往事，他竟然当面否认，说早先那个号“不是我做的”。
有一次，我曾听专栏作家关不羽直言：“1-2万阅读量还能集中于高端，再往下，要到普罗大众，就得输出情绪了。”他开玩笑说我是“逆行者”，因为“前些年公众号管得还宽松，你没写；等到公众号走下坡了，时评更是不行了，你倒是开始写了，还是不讨好的那种写法”。
但是怎么办呢，我就只会这一种写法。我对“输出情绪”的文章及其受众没有偏见，这只不过是意见市场上不同的偏好和选择，只是我自己写不了。别人可能觉得我的东西显得“高深”，别说写了，读都费劲，但对我自己来说，这就是很自然的表达，反倒要我去学那种鼓动情绪的通俗写法，我写不来。
这一点，我十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当时，有手机媒体（那会还没公众号之类的自媒体，只是WAP）的朋友问我，能不能写写本拉登之死？她特意叮嘱：“要写得惊险刺激一点，别写成国际政治分析啊！”为了让我乐于接下，她还鼓励我：“这对你应该很容易的。”
她要得很急，我七天里赶出了5万字的稿给她，自认够通俗了，结果她看完皱眉说：“还是不够‘三俗’，这不合我们读者口味的。”不过，虽然稿子最终没能用，她还是给了我稿费——当然打了折。
从那以后，我就深知，别以为人家水平低，至少那风格我是模仿不来的，还是老老实实，写自己想写的、表达起来又最自然的那种。博客时代有一位“王老板”的文章，曾有人说“不是写出来，倒像是血管里喷出来的”，我做不到那样，但我写的至少也是自然呈现，不是有意要让人不堪卒读。
不过，这是否真诚，毕竟只有自己知道，一直有人怀疑我写作动机不纯。有一位读者一贯很有想法（所以也和我想法不同），一次就忍不住留言来问：
我有个问题，回不回答随意。你写的文章来自完全自我的观点，还是从“相对容易引发关注和争议、成为爆文并让大部分粉丝获得精神满足”的角度，或者说，你的“支持者”的期待是否影响了你的“观点”的公立性？
这是个好问题。确实有不少人为我感到惋惜，“怎么你也像那些写手一样追逐社会热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些破事上面？”
怎么说呢，对我来说，那些“热点”就像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每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事件，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可以激发新的思考和讨论。我理解一些知识分子的清高，认为那些都是令人厌恶的嘈杂，但我本人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自我封闭在象牙塔里。
我在意的是分析一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机制，至少在热点过去后，文章本身仍有其价值，否则谁还愿意关注一年前的某个“热点”？那我写来又图什么？耗费几个小时只为博得一些粉丝关注？如果是这样，那也不值得你们关注我这么久。
最早将战争进行定量分析的科学家Lewis Fry Richardson曾说过，不应当让情绪影响我们的判断：
愤慨是一种极其容易且令人满足的情绪，它阻止人们去思考任何反对这种情绪的事实。如果读者反对我放弃了伦理道德而去成全错误的教义，也就是所谓“要理解任何事情就得原谅一切”，我可以回答说，这只是对伦理道德判断的暂时疑虑，因为“谴责过多意味着理解太少”。
我感兴趣的是理解“事情”本身，但与此同时，我也深知，理解“人”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即便视角容或不同，但我更想知道，人们为什么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是受什么样的处境、理念驱使。有时，看似偏执、错误乃至荒诞的看法，隐藏着当事人深深的痛苦，如果不屑地判定“非理性，下一个”，那就无视了人本身。
当然，也有人看不惯我“绕来绕去”的写法，认为只是取巧：“维舟一向善于在重大事件中找到轻柔的、无关痛痒的视角，然后评论得有声有色。这是互联网自媒体，尤其是中国特色自媒体的成功秘诀。”
要不是他开头提到我的名字，我差点以为他说的是胡锡进。他当然是批评我不够尖锐，但说实话，那不是评论能承担的使命，因为他期待的其实是政治行动。看多了社会和历史的复杂性，我对任何斩钉截铁的论断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很清楚的一点是，我永远不能抵达全知，只能在面对矛盾现实时，尽可能地将之呈现出来。
说这些不是自我辩解，也不是为了立什么人设，只是想说，因为理念产生共鸣本就是不容易的事（俗套点说是“缘分”），记录下这些，也算是一个时代的切片。其实我都知道很多人不耐烦看这些，一位老朋友听说我要写这个话题，开玩笑说：“可以，等明天你就可以写一篇《我因为掉粉写了一篇文章而掉粉这件事》。”
没关系。有人能理解就行了。有一位读者曾说过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假如有一天维舟老师也因某事身陷囹圄，不管你怎么被骂，你文章写的东西，也值得人们将其和你的人格分开来进行思考。”
谢谢他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