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三年的疫情，从上到下可能都缺钱了。
且不说公务员减薪的传闻不绝于耳，山西人口少于15万的小县已开始试点精简机构；武汉在推行医疗改革；最近，各地各部门还频繁喊话，强调“扩内需、促消费是恢复经济的核心关键”，尤其是要挖掘中低收入群体“巨大的消费潜力”。
要刺激市场需求，除了投资之外，确实得靠消费拉动，问题是谁来消费？消费的钱又从哪里来？
专家们倒是也说了，要让中低收入群体花钱，“既需要从根源上提升居民收入，也需要不断拓宽消费场景，吸引居民消费”。这话听起来没毛病，但他们自己恐怕不是中低收入人群，不知民间疾苦：在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就算是收入有所提升，人们现在也不敢放手花钱了。
更何况，现在对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谈什么消费远不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的是怎么去多赚钱来养家糊口——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一半中国家庭的储蓄最多只够支撑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3个月没活干，7亿人就得喝西北风。
错位之处就在这里：老百姓考虑的仍然是“如何吃饱饭”，但专家们的思路已经跳到了第二步——“你们赚到钱”是手段，“让你们花钱”才是目的。既然前者从根本上说并非目的本身，要说他们真关心过普通人如何过得好，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不相信的。
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设想：提出建议和举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你们得配合。民众在这里不是主体，而是客体。
在武汉医疗改革后，有一种论调认为，反对医改的那些人，其实是医改的最大受益人，他们只是被蒙蔽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有权自己选择，而不是由别人来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2003年，丹麦曾赋予老年人在私人和公共护理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为“只有公民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这些天来，一直有很多人问我对“拼经济”措施、医疗改革等变动的看法，我既不是经济学者，也不是公共政策专家，但我了解一点历史：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但凡这样密集出现的财政改革举措，都是因为没钱了，而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如何更高效地搞到钱，以应对内外部的挑战。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里就谈到，中晚唐为了应对危机下的新形势，
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
明清时代的税赋制度，原本是一种静态化的设计，所谓“永不加赋”的“仁政”，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政府应当以低成本维系社会的安定，不要增加额外的开支。这看似非常美好，但最大的缺陷就是难以应对内外部的形势变动，一到非常时期就左支右绌。
其结果，当晚清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时，上上下下不得不挖空心思开征新的附加税名目。哪怕是像新政这样现在看起来产生相当正面影响的现代化事业，对普通百姓来说恐怕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因为现代化事业都很花钱，而且从乡村汲取上来的钱，最终往往都花在了城市里。
单纯从数字来看，这些赋税负担相比起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似乎也并不重，根据经济史学者王业键的测算，清代田赋的绝对值到清末虽有所增加，但因为通货膨胀，民众的实际负担甚至还有所减轻。
这里的关键问题可能不在这些字面上的数字本身，而是如James Scott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言，对农民来说重要的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剩下多少”。值得补充的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被拿走之后，作为交换，得到了什么”。
近代的威尼斯和英国之所以能以极高的效率调动社会资金，除了其先进的财政机制、民间相对富有（即便贡献出20%的税收也能承受），更重要的是赋权：国家就像一家股份公司，它可以发行国债、收取税金，但也必须对股东负责；纳税人也就像认购了股份一样，有权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甚至主动参与公司的管理，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自愿投入，因为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已合为一体。
这乍看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即便在英国，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反复博弈才达成的社会共识，为此还打了不止一场战争。英国内战的起因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就是国王试图不经议会允许而任意征税；一百多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则可以看作是英国内战的延续：英国为了弥补七年战争带来的亏空，试图向北美十三殖民地居民加征税收，而当地居民的主要诉求就是“无代表，不纳税”。
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近代中国的财政结构在推动变革时，虽然迫于形势极大地提升了效果，但却并不以“赋权”作为交换——纳税更像是一份义务，一种荣誉（“纳税光荣”），而不是用来交换和博弈的筹码。你交了钱，买到什么服务了吗？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人确实堪称全世界最温良的民众，无数人也真心相信“舍小家顾大家”，相信所有人都尽自己所能地付出，才能应对内外部的严峻挑战，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公平地说，中国近代之所以能挺过来，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走到今天这样，至少部分也得归功于此。然而，我们现在或许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抉择：原有的道路是不是还要一直这么走下去？
没钱了，当然会倒逼改革、开源节流，该精简的机构就得精简，但更重要的不是“想办法搞到钱”，而是要想清楚“钱从哪里来”。
有必要反复讲的一个常识是：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其税收都是社会本身创造的财富所带来的。仅仅优化提升汲取效率，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重要的是转变模式，以人为本，去促进社会自身繁荣的源头活水。
也就是说，要达到目的，恰恰需要先全心全意地完善手段。这就像做企业，如果你只想着赚钱，很可能事与愿违，但如果你以用户为中心，做好产品和服务，那么市场是公平的，钱自然会滚滚而来。
哪里能做到这一点，哪里才可能有不一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