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之外
今年春节，88岁的谷春成彻底花光了积蓄。她瘫在床上，用最后的一万多块请了半年护工。6个子女还是不愿意赡养她，村支书找她小儿子协商，要把她送去敬老院。结果这老太太找到法院，把孩子们变成了被告。
这个赡养纠纷案在4月传遍了重庆拾万镇协丰村。开庭那天，法院的车开进来，停在菜市场旁边，“巡回法庭”的红色幕布挂在车身上。菜市场被清出来，变成200多平米的空旷水泥地，摆上几台红棕色的审判长桌，围得四四方方，中间坐着法官和书记员。
下着小雨，平日在这闲唠家常的村民还是跑过来看，有人站累了，半个身子倚到桌上。这是村里第一次公开庭审，谷春成的孩子们都年过花甲，最后在这些熟悉的邻里目光下签了字，同意轮流照管母亲，如果有人违约，就要交给母亲一个月4000块的赡养费。
协丰村的审理现场。讲述者供图
其实，村支书江友寿在半年里劝过谷春成5次，老人都没有同意走法律程序。“还要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她觉得不光彩。”江友寿说，谷春成想着“自己既然还有点钱，请得起护工，就这么先过着，如果没几个月刚好死了，不也都算了。”
这个老太太曾经生活自给自足，手脚伶俐，在小儿子家中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年轻时帮儿子带孙子，现在孙子也大了，没有人再需要她的扶持和操劳，平时就自己做做饭，想吃的没有了，跟孩子们提一嘴，也都能帮她带来。
直到去年春节中了风，她腰椎落下毛病，没法独立行走，变成一个要人照顾的瘫痪病人。小儿子长年在外打工，没法在身边分担，和留在村里的兄弟姊妹提出，六家人轮流照顾，儿子家养两个月，女儿家养一个月，轮到他时就花钱在村里找户闲人帮忙。
第一轮开始后，老太太先住进大儿子家，正赶上农忙，大儿子说每天要下地打谷子，没时间照顾，两天后用三轮车把母亲送去了三女儿家。三女儿觉得哥哥想耍赖，找其他几个姊妹告了状，“大哥都不养了，那我们也不养了。”她又用面包车，把母亲送回原来的住处。
谁也说不赢谁。大儿子觉得，一开始这个方案就不公平，凭什么儿子比女儿多养一个月？最后小儿子找来村支书江友寿帮忙调解。协丰村多是孤寡老人，有专门针对他们的网格系统，担任网格员的村民看见长期独居的老人有困难，会通知社区来处理。矛盾往往爆发在老人不能自理的家庭中，这些子女也会让社区介入。按照经验，江友寿先去劝大哥——在村里的家庭中，这通常是更有话语权的角色。
但这个大儿子给出了拒绝的理由：当初两个儿子在分家产时口头约定，“大儿子赡养老汉，幺儿赡养老太太”，他遵循了约定，七年前给父亲养老送终，丧葬费都是他一家出的，觉得论公平，不应该再参与母亲的赡养。江友寿又去劝女儿家。但因为觉得大哥变卦，妹妹们也全都反悔，一家人闹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之前，村里也有次难办的情况，也是80多岁的瘫痪老人被轮流赡养，在交接途中被一户子女锁在门外。老人的两个儿子闹财产纠纷，一家觉得分少了，就拒绝赡养。江友寿是接到村民电话得知的，最后喊来其他社区人员，才敲开了屋门，把老人接进去。
一些驻村的律师都目睹过类似冲突。他们了解到，大多数家庭不愿因此走向诉讼，希望止步于调解，毕竟世代生活在这片方寸土地，不想在邻里面前丢了人。有律师每年会遇到五六起赡养纠纷，多数时候不难解决——老人找到村干部，村干部把子女一块叫到大队里，让子女根据老人的需求平均分摊数额。给钱，这个方案总能顺利推行下去。
这次，知道谷春成手头还有一万块积蓄，江友寿和社区工作人员商量，也是建议她先请护工同住一段时间。这位59岁的村支书知道，村里老人都习惯省钱，前两年村里统计低保老人的收入，他发现那些平日里粮油米面都舍不得买的老人，账上攒了七八万。谷春成这积蓄相对算少的，是她十多年来的养老金，加上子女逢年过节塞的红包，一点点攒下来的。
但后来，谷春成花光了一万块，子女的矛盾还是个死结。江友寿第一次提出，“咱们就把几个孩子告了吧，用法律来震慑他们。”
复杂的几百块
谷春成的这个春节冷冷清清，只有大儿子把她接到家里吃了顿饭，又送回了护工那里。节后，老太太就改变了主意，主动跟江友寿说，同意打官司。
几位律师提到，这些打官司的老人几乎是在协调方案失灵，有旁人劝说和支持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走法律程序。在山东日照东港区，律师潘文学驻村三年，去年夏天也遇到无法私下化解的矛盾。
老人92岁，有四儿一女，都是农民。51岁的小女儿最先敲开了潘文学的办公室，她来转达母亲的意愿，要起诉她63岁的大儿子。老太太和仍然单身的三儿子住在一起，平时只能躺在床上，但头脑清晰，诉求很明确，就是让大儿子给她五万块，只要钱。
潘文学问了一圈村干部，想先找人帮忙调解，人们都劝他别找了，“已经二三十年了，村里管不了。”关于家庭内部更深层的冲突，潘文学也难以清楚，只常听老太太抱怨，“哪怕他（大儿子）背着媳妇，偷偷来看看我也行。”他清楚的是，这样的矛盾上了法庭，从最后的判决结果上来看，只能解决每个月五百块钱的事，亲情裂缝无法弥合。
最后，古老的人情法则被换成一套冷静的流程：计算子女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再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等标准裁定数额。而从法律角度，潘文学说到，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老人的起诉针对几个孩子，最后都会把所有子女连带成被告。
从老人的视角来看，他们多数失去了老伴，这一点点钱里也残存着他们独自对抗孤独的策略。
山东驻村律师潘文学感受到，许多走进他办公室的老人都揣着心事，常念叨想让孩子们平时给捎点米、捎点面，有事没事地来家里坐一坐。他们总是唯唯诺诺，怕耽误这么多子女的工作，不敢直言自己的寂寞。但子女被叫来调解之后，很少能理解老人的心意，“不就是米和面，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不就行了。”
潘文学常看到，有许多单身老汉喜欢在河边放羊。其中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说，在老伴过世后，他就在这养了八只羊，活羊一斤可以卖十七块，不仅挣点零花够生活，还能碰到其他牧羊人聊聊天。他有三个儿子，平时大儿媳二儿媳在家里做了饭就会捎来一份，唯独老三一家长年对他不闻不问。
他找到村干部调解，诉求不在多少钱，最重要的原因是用平摊钱的方式，来平衡几家子女。他担心，“捎饭的两个儿媳妇如果见老三一家从不来赡养，觉得不公平，也撒手不管，平时就再也没有人会来他家里头坐坐了。”
但驻村律师们注意到，案件里的子女们也已进入暮年，也有着自己的多子女家庭。几百块背后，是他们各自的生活压力。去年冬天，82岁老太太申萍成为这类诉讼的原告之一，在吉林榆树市告了8个孩子。据判决书上显示，原告和被告平均年龄为58岁，都为结果中的每个月300块犯难。
因为申萍居住的养老公寓涨了价，两个常来看望的女儿盘算了下，母亲手头的四万多块积蓄，还有三亩地的外包收入，只够她继续在这里住三年多。想着为她日后生病住院，甚至是丧葬储备着，她们就提出大家分摊母亲公寓住宿费的事。
有三个子女不愿意了，他们也都是高龄打工者，没有退休金，同时养着自己的孩子和孙辈。经手的县城律师田国柱说，这是一年里遇到的近十起类似家庭冲突中，唯一一个走向诉讼的，还是40多岁的小女儿提出的建议。而后来，大儿子直接在庭上讲：“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他们也都需要钱，我拿不出来钱给她。”
“女儿是出嫁的，儿子是负责养老的”
在谷春成家的调解过程中，是跟她同住村里的两个女儿反对最激烈。回到大儿子提出的问题上——凭什么儿子比女儿多养一个月？村支书江友寿说到当地有个说法，“女儿是出嫁的，儿子是负责养老的。”她们自然觉得，就该由两个哥哥赡养。毕竟，谷春成的老伴过世时，家产全部分给了两个儿子。
办案法官乾兴旺记得，接到法院传票那天，四女儿独自跑到他办公室，想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轮流赡养——有次她看望母亲时，特意带了一筐腌鸡蛋，但谷春成不舍得，转手把这些送给了儿子、孙子；有时她给谷春成塞去一百块钱，母亲也不舍得花，把钱包成红包又给了孙子。
更多的细节，乾兴旺已经记不清了，他听这个50多岁的女儿讲了两小时诸如此类的小事，还没打住，最后只好摆手说“我要开庭了”，把她请出了门外。
乾兴旺注意到，重男轻女的观念有时让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陷入死结，“老人年轻时偏爱儿子，只帮儿子带孙子，生活费也都拿给儿子花，步入暮年后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又希望兄弟姐妹能平等地赡养，女儿们却觉得，根据民俗，养老只是儿子的事。”
而在部分家庭的子女眼中，他们摆出拒绝赡养父母的态度，与“不孝”无关。
两年前，安徽宣城一位律师吴昊遇到一起法律援助案件，儿子愿意让80多岁的父亲来城里同住，但给不出钱，老汉坚持要上诉，“到他们家我死得快，我就要他们给钱。”直到开庭，吴昊才听到老汉子女的控诉，说他年轻时出轨离家，又坐了十多年牢，回到家中时，子女都是十多岁的年纪，他继续打骂子女，一边还家暴妻子。
一审判决后，老汉如愿拿到了钱，却在去年得了脑梗，行动不再利索。他原本一个人住在农村四五十平米的廉租房里，脑梗后住进医院，不好意思打电话给子女，就打给律师吴昊，说自己要看病，想借点钱。
从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梳理得出，不少案件中，被告子女说起自己小时候没受到父母的关爱，才在父母年老无助时，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
另一方面，律师们注意到，最难调解的案子中，女儿们的身份同时还是另一个家庭的儿媳。法官和村支书在调解时也会强调，“儿媳妇对于赡养老人有辅助义务。”这样一来，女儿身上实际担负了两个家庭的责任。
在吉林榆树市的申萍家庭，这一点体现明显。老人胜诉后，在法庭上说出自己养家困难的三个子女也打了钱，可仍然不会来看望她。只有小女儿去年辞了工作，来申萍住的养老公寓打工，一边照顾她。但小女儿也不能时常陪伴，因为“还得平衡家里的婆婆”。
小女儿的丈夫在榆树县城养鸡场打工，家中多数时候也只有她能给七十多岁的婆婆做饭，早上熬粥，中午和晚上要各炒几个小菜。今年春天，自己的母亲申萍得了肺气肿，每天要去医院花两个小时打针，她就要每天在家、医院、养老公寓之间辗转。申萍还是会偶尔抱怨孤独，小女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文中谷春成、申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