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年前的秋天，“战胜非典”的凯旋曲还在耳畔，近千名感染SARS的患者，陆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征兆，它是不恰当的医疗救治方法造成的。从致命病毒手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被“不死的癌症”折磨着，多数人陷入了生活困境和心理危机。
本文主人公武震在救治一线因公感染，一度生命垂危，“痊愈”几个月之后，遭受接踵而至的重击——救治手段造成的大面积股骨头坏死，医药费报销的艰难，对“靠山”依赖感的崩塌，还有随之爆发的重度抑郁症。
武震说自己被迫成为“有故事的人”，现实的荒诞让她痛醒了，不再天真了，她能依凭的必须是自己。
我与武震的交往，贯穿了新冠三年。我试图还原武震漫长的自救之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信念上的，与她一样，我相信这些故事不仅仅属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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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6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急诊科，见习医生武震跟着带教老师陈医生值夜班，他们只是戴着普通的医用口罩，穿着白大褂。当晚，一位患者主诉胸闷，武震亲自为其做了心电图等检测，并没觉得这个病例有什么特殊。
武震是北京丰台区花乡医院的医生，在进修了本科以后，得到在人民医院见习的机会。那么有名的医院，26岁的她把自己看作幸运儿，去报到时，刚二月份的天儿，竟然感觉“从里到外都暖烘烘的”。
入职一个多月，天气真正暖起来，春风和煦，花开繁盛，而SARS如一团乌云，正“毫无征兆”地侵袭京城。
早在年关前后，一种新型神秘肺炎（注：世卫组织后来命名为SARS，统计的死亡率接近10%，中国习惯将该病称为“非典”，即非典型性肺炎——编者注）已经出现在广东、香港，各种传言和辟谣漫天飞。武震当时还有些不理解——据说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了，他们怎么那么不小心？
这个年轻人对神秘肺炎充满好奇，当时医院收治了一个疑似病例，单独隔离，她还特意跑到病房外，隔窗观望。心里想的是，希望能遇到病例，增长见识。
4月8日，武震歇班，但很想去开例行的病例讨论会，“我特别珍惜，每次都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政府部门对外的说法是神秘病毒“可防可控”，不过医护圈内已知道那肺炎闹得挺凶，同为医生的男友一直说别去了，别去了，武震没听——既然可防可控，有什么好怕的？
到了医院，气氛全不对了，急诊大厅不再喧闹，医护人员都套上了蓝色隔离服，哪还有什么病例会，完全像战时状态。武震想，也别白跑一趟啊，“我就去急诊病房研究病例，哗哗哗地抄”。 一位医生提醒她，怎么口罩都没戴？没事儿赶紧走吧。
第二天晚上，武震出现不适，畏寒，发烧，她警觉地把自己隔离在所属的花乡医院。是不是“那个病”啊？这问题悬浮在武震的脑海，伴随着症状的加重，总也没个着落。
2020年年初，武汉有了“不明肺炎”的传闻，武震宁愿那是谣言，可这“宁愿”又不让人踏实。官方说的可防可控，未发现人传人，可靠吗？她很难再把信任交给政府。
随后，武汉疫情大爆发。在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家里，武震不断刷着手机，看到武汉那么多的求助，那么多彻夜排队、入院无门的遭遇，她的心越绷越紧。“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己病情危急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么。
2003年4月中旬，北京各大SARS定点医院全都住不进去，好不容易有一家非定点医院答应接收，又求不到一辆救护车。武震觉得，自己可能等不到救治，就死掉了。
等了一周，总算住进了731医院，武震呼吸越发困难。她隐约感知到护士们的紧张，输液测体温什么的，简直是憋着大气儿，弄完赶紧撤，而她们的工作区与病区都不在一个楼层，按了呼叫铃，恨不能拖一刻钟才来。
有两次，发生了足以致命的喉肌痉挛，武震明白，呼叫来不及，而慌乱只会更快地送命，于是她对自己说，放松，放松，放松，慢慢地，呼吸居然恢复了正常。
等了七八天，武震得以转入丰台区长辛店医院（SARS定点医院），那时候已经危重了，上了呼吸机，而武震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拔——完全是无意识的。
后来武震才被告知，她那个阶段双肺全白，还昏迷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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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震的家人全被隔离在住处，以电话和短信和她联系。一次，电视记者去病房拍摄，全家人得以在屏幕上看到武震。“整个人瘦得快认不出了。”妈妈回忆道。
武震逐渐恢复了意识，呼吸依旧艰难，“我那时经常把自己当成小宝宝，小震震，怎么怎么样，就哄着自己让自己开心。”
严重缺氧状态下，有些浮现的画面说不清是梦境还是幻觉。比如有一次，牛头、马面来了，就站在她病床前，“他们还说话呢，‘这孩子太可怜了’。”
危重状态的病人，会有很奇特的体验。同为医生的一位SARS感染者回忆说，当他毫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交接班的两位同行的对话传进了耳朵，“还没死呢？”“嗯，还没死呢。”患病的医生说，回头去品味，是不是又想笑，又想哭？
北京市官方公布的SARS病例共有2521人，截止2003年5月中旬，能查询到的医护人员感染数为390人左右，武震所在的人民医院成为重灾区，93人感染。
病毒带给武震没完没了的发烧，持续不断的咳嗽，她喘不上气，甚至有濒死感。这些并未让她觉得多么恐怖，清醒之后也没有后怕，倒还升腾起一种“从里到外暖烘烘”的感觉——长辛店医院的体验还不错，每天睁开眼，迎接她的是医护人员的鼓励，亲朋好友的慰问短信，打开半导体，都是“众志成城、共抗非典”的昂扬声音，那么多不计报酬、不惧危险、互帮互爱的事儿，比如出租车司机义务接送白衣天使。
武震受家人影响，一直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充满信任，并且坚信组织是最坚固的靠山。在康复阶段，她甚至冒出特奇怪的想法——该不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
过了“五一”，武震能下地了，看一眼床头的卡片，上面写着“非典型性肺炎”，持续20多天的悬疑总算落地。“早前一直有医生的那种想法，就是看看SARS什么样，好，现在自己看到自己了。”武震这么调侃着。
院方觉得她心态好，留着她和另一个病人多住了几天，为的是六月初有一批安排好的“集中出院”。那天，妈妈早早等在外面，现场那么多记者，她一再提醒自己绷住，别哭，“见到她的时候，实在忍不住，还是抱在一起大哭。”她眼中的女儿又快认不出了，这次是因为严重发胖，“脸肿得像个大锅盖，鼻子只露出一个尖儿。”她双手比划着。武震觉得，是大量使用激素造成的。
那天的仪式很热闹，记者的话筒和镜头，领导递上的鲜花，艳红的大横幅，陌生人的掌声，熟悉的亲人面容……简直像一场凯旋。
武震从未得到如此的关注和赞誉，“如果没有后来，它（SARS经历）是一个让我觉得相对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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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下半年，武震听说，一些SARS幸存者出现了后遗症，股骨头坏死，还有肺纤维化，前者与抢救时大量使用激素有关。这两种病症，不久被确定为“非典后遗症”。
我这么年轻，应该还好吧，武震安慰着自己，但还是决定去做个检查。 拿着报告单，第一眼看到了“无”字，还挺庆幸。妹妹提醒她仔细看看，不是无坏死，是“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核磁共振的影像显示，武震的腿骨有的地方“形成了窟窿”，只不过这个危机潜伏着，并未制造痛楚。武震回忆了一下，在长辛店医院治疗期间，有那么两天，双膝莫名其妙地疼起来，疼到难以忍受，她使劲蹬腿，就像剧痛是可以蹬出去似的。后来和其他病友交流，很多人抢救后也有过相似经历，那也许是过量激素对骨骼最初的侵害。
抢救SARS危重病人，北京的一些医院把激素当作救命药。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医生岳春河，作为疑似病例被收进隔离病房，确诊后转到小汤山临时病房，病情不算危重的他，记得自己的激素剂量达到过一天320微克，而且激素治疗持续了两三个月，“当时（控制）死亡率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知道会有后遗症，可顾忌不了了。”
救治新冠病患的三年里，中国对激素的使用汲取了SARS的教训。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激素只适用于危重症的救治，而且要小剂量，短疗程。张文宏等多位临床专家的意见比较接近——甲基强的松龙给药量最多不超过80微克/日，这样的剂量不宜超过3天，而整个激素治疗不要超过7天。
武震回忆起，给她上的激素是甲基强的松龙，剂量达到过一天1200微克。
国际上普遍的研究结论还表明，大剂量的激素冲击疗法，对于降低SARS死亡率并无显著效果，而它的危害则毋庸置疑——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抑制骨骼细胞生成，导致股骨头坏死。世界上所有股骨头坏死病例中，半数以上都与使用激素有关。
武震很清楚，按医学界通俗的说法，股骨头坏死是“不死的癌症”，而自己当初经受的激素冲击，简直如同海啸。“我查出来的，不止是股骨头坏死，全身的大关节，除了肘关节是好的，其他的都有坏死。我想着，这将来要是都换了，那我不就是一机器人吗？”
武震不甘心，去积水潭医院找专家，想知道有什么积极的治疗方法，受多少苦都不怕。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回家坐轮椅，将来等着换关节吧。
站在北京新街口的风中，她与妹妹抱头痛哭。
花乡医院领导的态度是，我们不会不管你的，但费用报销有困难，需要尽力“协调”，治病的钱也许需要武震垫付。“我当时一听，就跟掉进了冰窟窿。”武震说，她对随时可能的病情爆发还不太怕，最受不了的是失去依靠。“我妈一农民，我爸下岗，哪有钱啊。”
多数因公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背靠大医院，不需要为医疗保障担忧，但这个后遗症还是不同程度地造成心理阴影。武震这种单位保障不到位的病患，往往有更严重的内心创伤。满心“暖烘烘”到“掉进冰窟窿”的落差，来得猝不及防，她患上了抑郁症，而且是重度的，从2003年秋天开始服药。
那是她正期待着作妻子、作母亲的时候——男朋友在SARS期间一直给她支撑，她就觉得，再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吧。可现在呢，他还会爱上一个累赘吗？
男友看上去没什么改变，他姐姐还特意从外地赶来看望武震，安慰说，好好养病，他不会不管你的。
为了减少骨骼的承重，武震开始拄起了双拐。到了2004年，她申请回花乡医院工作，骑车上下班，一副拐杖就横在后座上。年纪轻轻却“残障”了，她感觉路人投来异样的眼神，那眼神简直能杀了她。“我努力让自己接受现实，我就想，自己可是因公致残的，‘因公’两个字，能安慰到我，甚至有点儿光荣。”
2004年春天，北京市卫生部门推出一项福利政策——查出“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可以去小汤山医院做康复。花乡医院为武震报了名，当时并不知道费用是各单位自己负担。
病友们在那里进行水疗、按摩、红外线理疗，辅以预防骨坏死的药物。武震记得，他们那批入住小汤山的差不多两百人，她还意外地遇到了陈医生。武震从对方口中得知，她那天夜班参与救治的，是人民医院第一例SARS确诊病例。
小汤山医院地处京城北郊，温泉资源丰富，山林环绕，环境清幽，清朝康熙年间在此兴建皇家汤泉行宫，形成如今五湖两坡一山的景致。这里1980年代成为康复医院，其中一座高干楼，接待过许多市级干部。武震与病友住在一座很有年代感的建筑里，两人一个房间，内有卫生间，生活还算方便。院区里还养了鹿、孔雀，湖里游着野鸭子。武震每次一进院区，就很放松，“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2003年4月，北京市临时建设的SARS定点病房，就位于小汤山医院北侧。这片温泉胜地用了17年见证SARS风暴以及余波的延续，直到2020年3月，它转而成为新冠隔离点。
2004年集体康复期间，股骨头坏死并未制造太多的痛苦与行动障碍，但为了减轻骨骼负重，大家出行还是靠轮椅和拐杖。病友们喜欢相约着集体到户外，他们坐着轮椅，排成一排，双手推着前面一个，双足像船桨一样在地面划动，队列最后跟着一个推车的护工，武震觉得特别温馨，在大家庭里找到了新的依靠。
印象最深的是来自东直门医院的大哥哥张根明，他教会了武震所有泳姿。他坐着轮椅打鸟、喂鹿，通常拉上武震，有一次搞了恶作剧，在喂鹿的馒头里夹了辣椒。
武震说，那次疗养原本是很美好的，她结识了很多朋友，比如张根明、岳春河、侯波，病友聚在一起有得聊，你怎么怎么得的病，有什么康复的计划。
侯波是西城区厂桥医院的护士，她是2003年3月下旬即出现SARS症状，高烧40度达10天以上，同期感染的还有8位同事。她回忆说，当时医院对疫情的威胁所知不多，并没有特别的防护。
岳春河发病是4月下旬，他所在的同仁医院之前已出现了确诊病例的死亡，防护有所加强，但回头去看，还是低估了病毒的传染性。
武震曾有过假设：如果北京又出现了SARS病人，我会怎么做？“我想，我还是会在人民医院实习的，还是该上班就去正常上班，但是那天的病例学习，我可能就不会去了。”
对于一下子由健全人变成准残障人士，谁都有个接受的过程。侯波说，“我吧，其实挺漂亮的，从小又生活在蜜罐儿里，然后，一下就抑郁了。”
岳春河刚过而立之年，正是家中老小三代的顶梁柱，一想到将来可能拄拐、终生残疾，他会望着窗外发好久的呆。“刚从死亡威胁里活过来，又一轮的打击确实蛮大的。”
疗养阶段的武震，常穿一身深色的女款西服，她喜欢这份干练的感觉。“要说抑郁，大家都抑郁，她全身十多处骨坏死，没成家，还涉及医药费报销的担忧，肯定更难。”岳春河回忆说，这个姑娘从不会把负面情绪带给别人。
这一点，1998年起就与武震在花乡医院做同事的星昔也有同感：“武震生活中肯定有泪水，但我从她那里更多听到的是笑声。”
武震不认为自己那时有多乐观，“可能抗抑郁药物起了作用吧。”另外，她也不喜欢随意倾诉烦忧。
三个月的疗程结束了，花乡医院来接武震，来人示意她收拾东西赶紧上车，一脚油门驶出了疗养院，等于是逃单。路上，护士长的电话打到武震这里。
“你在哪儿呐？”
“那个，我回去了。”
“你们医院还没有结账呢。”
“啊？我不知道啊。”
武震想起小汤山医院那些医护人员跟病患特别亲，有共情，“就觉得挺惭愧的，也挺无奈的”。
那次疗养的费用有好几万，花乡医院最终也没有结算。武震后来做了手术，又多次去小汤山做康复，对方没再重提旧账，但是每次都要求预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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