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出生证的健桥医院（上官正义供图）
举报襄阳健桥医院院长贩卖出生证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再次被舆论关注。这段时间，他辗转于广西、广东和北京——去前两个地方是举报，进京则是到卫健委汇报工作。11月17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称，高度重视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正在挂牌督办有关地方严肃核查处理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问题，已向湖北襄阳、广东佛山、广西南宁等地派出督导组。
密集的行程让上官正义难以入睡。每晚12点一过，他就把所有手机调至静音，强迫自己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总会发现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找他的人，有被拐家庭，也有各路媒体。为了不暴露自己，每次面对镜头，上官正义都要戴上帽子、墨镜或是口罩，总之一定得遮住脸上的某个部位。隐藏起来，是为了继续卧底。
今年是上官正义做民间打拐的第16年。
随时切换身份和人说话，对他来说再熟练不过。网络这端，他可以是出手阔绰的老板，声称想要花几十万买孩子；可以是别人的老公，试图为“收养”的孩子买一本出生证；他也可以是妙龄少女，引得群里男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3部手机上，微信提示音频频响起，显示有1.6万条未读消息。
作为这些身份主人的上官正义——这实际上也不是他的真名，更多时候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他的真实身份和赛博身份一样模糊不清，有人说他是卧底，有人说他是打拐志愿者，他一度对外称自己是“老师”。而在被拐卖儿童家长群体中，他更像个横空出世的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上官正义觉得，自己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以下是他的讲述：
虚构的孩子
买卖出生证的勾当，我今年暗访了三起。相比襄阳健桥医院事件，那两起案件，只是套用了出生证编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假证，襄阳健桥医院则是完全真实的证件——这家医院的院长也算是开了先河。
这个线索最早来自短视频平台。
去年底，我在一个短视频里，注意到一个叫“小乖乖”的云南女人，她说可以办理出生证。我就用小号和她去聊天。出生证的事，是我2014年注意到的。我做了几年打拐后，意外发现很多被拐儿童是有真实身份的，后来才知道，是有人专门买卖出生证给他们洗白身份。于是我开始卧底出生证买卖的圈子。
我告诉“小乖乖”，自己有个“领养”的孩子需要办证落户。她不信任我，也没给太多有效信息——卧底时，这种情况很常见，毕竟谁都不知道网络背后到底是人是鬼。
我没放弃，三天两头找她聊天。大概聊了半年后，“小乖乖”相信我了，还给我发了两个办理过的证件。一本盖着“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章，另一本来自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她说这两本证，分别卖了6万元，买家已成功落户。
得到这些信息，我马上去核实。湖南、云南的医院反馈说，他们没查到涉事证件的载体信息，是假证。当时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套用了两家医院的证件编号。可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两本假证是如何让孩子落户的。
得知是套证，我有些失望——这是老套路了，近些年，卖证人经常这样做。没过多久，我在短视频里，又加了一个网名为“善人善缘”的山东大姐。一聊才发现，大姐竟是“小乖乖”的上线。她知道我和“小乖乖”聊了很久，对我很信任，并告诉我，她可以操作真实证件，是医院院长亲自办理。
我半信半疑。卧底这么多年，我很少见过“一把手”直接参与的，参与者多是相关科室的负责人。
可山东大姐坚称自己没说谎。她报价9.6万，自己留3万，院长拿6.6万。她甚至直言不讳，“那个院长太黑了”。
我故作矜持，没着急见面。为了催我赶快见面，今年8月底，大姐发来一本襄阳健桥医院办的出生证。我在网上搜到了院长叶某芝的信息。这个55岁的院长，最早是一家职工医院医生，2010年还因为“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被处理过。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被罚了4万元就完事了，连医师资格都保留了下来。
我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前科”的院长，去年还被当地评为了“最美巾帼奋斗者”。
9月12日，山东大姐通知我，说襄阳健桥医院有出生证名额，交2000元就可以先建档。我随便编了个信息发给对方，并转了2000元过去——根据我的经验，时机已经成熟了。
收到钱和信息，大姐说，速度快的话，三四天就可拿证。果然，没过几天，我收到信息，让9月16日早上8点赶到襄阳健桥医院，说院长在等我们。
因为是山东大姐推荐的，叶院长很信任我。但她提醒我不要录音、录像，并说自己做的事，如果查到了就是死罪。她再三保证，所有手续都是真实存在的。还告诉我，拿到证件后，如果卫生部门电话回访，要马上挂断，然后给她打电话，她会教我怎么应对。
交待完这些，她叫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子。有人告诉我，她是叶院长的儿媳，姓李。李医生把我带到7楼。我亲眼看她从保险柜拿出空白出生证去打印。打印完证件，又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疫苗本。
疫苗本上，我虚构的那个孩子，早就打完了疫苗。
紧接着，她拿出一套住院材料，让我在上面签字，包括虚构孕妇的病历、分娩记录等。我不知道签了多少，反正到最后，手都是软的。当时我就想，假如这套手续是给被拐孩子洗白身份，那家长就是到死，也找不到自己丢了的孩子啊。
手续快办完的时候，我有点急了。办完证件，意味着我得给医院再付6.4万元，我没那么多钱。就在这个时候，李医生问我孩子带过来没，需要采集足跟血，否则证件不能给。
因为这个问题，沟通陷入僵局，我先行离开了。
4885本出生证
生意没做成，处在健桥医院利益链上的人开始着急。山东大姐约我见了一面，见面时，她带了一个女儿。大姐说，女儿是“抱养”的，出生证就从健桥医院买来的。大姐还说，你条件那么好，等这单生意做成了，再给你“介绍”个孩子。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他们除了买卖出生证，还涉嫌贩卖婴儿。难怪那个叶院长说做的事是“死罪”。后来，我得到确切消息，9月，健桥医院以11.8万元成交一名女婴，并在该院办理了出生证等全套信息，在四川顺利上到了户口。
眼见这个事情不止办证那么简单，我也开始盘算接下来怎么应对。
我继续选择不付钱。这样可以和他们僵持下去。僵持期间，我和山东大姐一直没说话。我判断他们怀疑我是便衣警察，试探我会不会有行动。
静默了一个来月，他们终于放松了警惕，大姐重新联系我。这次我得知，他们又以14万元价格卖给广东客户一名女婴，同样提供了全套的住院分娩及出生证明。
我觉得手里证据足够了，就先去襄阳卫健委举报。但对方不接受举报，让我走信访。我很生气，反驳他们说，信访是反映自己的问题，举报是针对别人的事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眼看在襄阳卫健委不会有结果，我直接去了医院。
之所以去医院，是想劝叶院长投案自首。结果出来和我们见面的，还是李医生。她推说院长在开会，需要很久才能结束。我给院长打电话，对方也不接。
这时我把事情挑明了，说我是打拐志愿者。对方很慌，赶紧说自己什么也没做。之后叶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想见个面，让我放她一马。我拒绝了，劝她去自首。
与此同时，我还劝“小乖乖”、山东大姐也去自首，但没有一个人去。
我本来想继续去线下部门举报，又担心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毕竟连有过“前科”的叶院长，都能混得这么好。11月6日，我决定发微博举报。此事引爆舆论后，当地迅速成立了工作专班。襄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新桥7日约见了我。
之后我又陆续举报了佛山、南宁也有医院买卖出生证的情况。眼看各地都开始行动，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涉入的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出生证被盗一事——当地官方信息说，这家医院曾一次性丢了4885本出生证。这几年，围绕这些证件的流向，我多次试图与当地沟通。但商丘方面一直遮遮掩掩，最终只说涉案人员被判刑了，具体情况就是不公开。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4885本出生证都被卖掉的话，就意味着有4885个孩子被洗白了身份。这些孩子中有多少是被拐卖的？谁也说不清。
趁着这个热度，11月13日，我继续在微博上追问商丘这个案子。当地法院很快回复说，早在今年2月，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保健科原科长李某英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原副科长曹某连、丁某玲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但这些出生证流向哪里，涉及多少被拐儿童，恐怕永远是谜了。
这些事情一出，国家开始重拳出击了。但我最近发现，尽管涉事视频平台立即出了《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但相关信息依然泛滥，甚至连关键词都没过滤。
我不理解，这些平台的严厉打击，到底是怎么打的。
“我想当英雄”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打拐？其实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但多少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于1982年，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穷，村里也穷，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老师问大家有什么理想。同学有说想当老师的，有说想当将军、开飞机的。问到我的时候，我想我得是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老师，我张嘴就说，我想当杀猪匠，因为可以吃上猪肉。
老师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两眼冒星星。在老师看来，杀猪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留在村里，意味着没出息。
那一耳光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有出息。
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孩，几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凑在一起看电视 。小孩们看电视可能看不懂剧情，但是会分好人和坏人，有些东西就这么刻到骨子里了。我记得当时课本里有个人物，叫徐洪刚，说他在探亲回家途中遇到歹徒，和歹徒殊死搏斗，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把肠子塞到肚子里，继续追歹徒。
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我骨子里觉得这就是偶像，得行侠仗义，得见义勇为。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初中。这时候，刚好我姐姐也考上师范学校了。家里太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初一上学期刚上完，我就辍学了，把上学的机会给了姐姐。
13岁那年，机缘巧合，我进了河南登封少林寺。
在少林寺，我学了散打，觉得自己离当英雄的梦想近了一步。那之后，我又去当了侦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没成英雄。在广东，我当过保安，也在几家跆拳道馆当过教练，我参与过一些社会上组织的义务反扒、反传销，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但还是没人觉得我是英雄。
关注打拐是2007年。当时我路过广州体育中心门口，看到有卖花小孩抱路人的腿，路人一脚把小孩踢飞，小孩又凑过来继续缠着买花。我觉得不对劲，这些孩子看起来是被操控的。我当过侦察兵，有些侦察经验，决定跟踪花童，探个究竟。
为了逼真一些，我在网上征集了一名志愿者“女友”，假装情侣去花童聚集的地方买花，渐渐和他们拉近了关系。再进一步观察他们的轨迹，如我所料，花童都是被拐卖来的。我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警方，最终有6个从江西、安徽拐来的孩子获救，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这件事过后，没人奖励我，也没人表扬我，我甚至没觉得自己是英雄。那时候，我以为英雄必须流血、受伤，我并没那样。也就是那一年，我给自己起了“上官正义”这个名字，后来嫌这个名字太长，我又给自己起了个小名，叫“仔仔”。这些名字没什么特殊意义，就是觉得好听。
不久后，我在贴吧还创建了话题，“如果有贩卖孩子的消息，请告诉我”，很快收到了几千条私信——足以见得当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有多大了。我记得公益组织“宝贝回家”有个数据，说那个时期，我国每年有两三千个失踪儿童。
2009年，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建立了“打拐DNA数据库”。我也从那时起，开始卧底“贩婴圈”。起初，很多信息来自QQ和贴吧，线索很模糊，我只能请假去一一核实。
我当时还在当跆拳道教练。那时候的广州，说实话只要你能吃苦，是能赚钱的。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万多块钱。那时候发钱经常是发现金，每个月发完钱，我就坐在床上数。从2005年年底，到2007年7月份，我差不多存了40万左右。你想在那个年代，有40万块钱得多开心。
可是从我做打拐起，我就得请假了。刚开始，每月请假一次，后来每周要请假，再后几乎天天要请假，我都不好意思了，积蓄也很快花光。每次打拐，最大花费是交通和住宿。仅核实线索，花费还少一点；要是加上解救，每次都要花五六千元。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这些的过程中，因为需要和对方斗智斗勇，会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务完成后，反倒没那么充实了，有时候还会懊恼——我怎么又花了那么多钱。下一条线索过来后，我立马又投入进去。这些年，都是这样循环往复。
2010年，我辞去跆拳道教练工作，成了一名“专职”打拐志愿者。后来的经济收入，主要是在网上教小朋友写字。我的学生只知道我是老师，别的一概不知。
从那时起，我开始伪装多个身份，潜伏在多个QQ贩婴群里卧底。整个过程，就是拿到线索去核实、取证，准确无误后上报警方。每一条线索的核实，短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线索中断后，只能放弃。
演技
从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间打拐的第16年。听起来很久，可每次我想起这16年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这些年我过得很累。经济压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为需要不停变换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时候是有钱人，自己啃着烧饼，出去都要租豪车、住高档宾馆，好让那些人相信我有钱买孩子。很多时候，我还得同时冒充两个人——先冒充大老板，再冒充大老板的老婆。
如果同时跟进几条线索，就得用到多个身份。我经常怕自己记错，影响整个事情。
一次卧底时，我把本该发给警方的短信，发给了人贩子。对方本来正在和我聊天，马上不说话了。我很快反应过来，开始想怎样找补。过了一会儿，我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上来就反咬一口，“你是不是警察”。人贩子生气了，“你才是警察”。
好在那个人智商不高。我谎称是在拿短信试探他，他也就信了。
我挺佩服自己的演技。有一次约好了和一个人贩子见面，我同时喊了警方去。对方很实在，给我搞了很多老家的大米。直到他被抓，都还在喊着，“我是给我大哥送大米的。”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义，没人知道我的真名。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露脸，有媒体采访时，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码图。我不害怕被报复，主要是担心暴露后，卧底工作很难搞下去。现在人贩子警惕性越来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约好见面后，我到了，对方一直没出现。我知道，对方可能在暗处观察我。
因为我处处谨慎，至今也没暴露过身份。毕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出事。有时候我和人贩子聊天，还特意提醒他们，得谨防“上官正义”，对方怎么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义本人呢？
拐卖儿童的手段这些年也有不少变化——最早就是简单粗暴，直接上街把孩子掳走，现在满街都是摄像头，这种做法很少人用了。如今多是网络贩婴，隐蔽性更强。男孩价格12万左右，女孩8万左右。至于买方市场，以前多是潮汕一带，那边对男孩的需求量大。现在没什么地域之分，对性别也没那么多特殊要求。
卖证的圈子也在变化。刚开始，是找关系从医院搞证，一个只需要几千块。后来有人觉得市场有利可图，专门做起这个生意，出生证价格一下涨到几万元。最疯狂的时候，一张证能卖到10万元。
2016年在福建卧底时，我掌握到一个团伙卖了600个出生证，证件来自山东、湖南、河南、贵州、云南等地的医院。而当医院的证件变得不好拿出来后，有人在编号上做手脚。他们掌握了真实的证件编号，通过做假证的人，将编号搞上去。这种办法，是这些年最常用的。
大约两三年前，我在河北某地暗访出生证买卖时，当地有数百人参与了进去，很多是公职人员，除了医院副院长，还有计生办、卫生院人员，以及乡村干部和派出所辅警。当然，最后他们都被判了刑。
我还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当事人拿着问题证件落户时，户籍人员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例子。有个福建平潭的人给孩子上户口时，拿着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的出生证，这种情况，户籍人员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怎么也得好好核实下吧。
因为买卖出生证明的事，我给有关部门写过建议，但还是杜绝不了。没办法，我只能频繁接受媒体采访，想借此震慑一下那些人。哪怕他们收手一星期，都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英雄”很忙
我做这些都是自愿的，没什么特别的信念支撑我。就像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骑车，爱好而已。
我家人从不干预我，因为我隐私工作做得好，他们也没受到过威胁。真要有那么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护好他们。唯一的亏欠，就是很少能陪伴家人。卧底襄阳时，从8月份到现在，我就只有国庆节回家待了4天。平均起来，这些年，我每月在家的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说实话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生怕忽略每一个细节。长期紧张导致我神经衰弱，2016年开始，我严重失眠、焦虑，头发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还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我快把心理医生聊焦虑了，让我赶紧走。
实在难受的话，我就钻到大山里躲几天，没有手机信号后，才能放松一下。
但一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晚上还是会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大多时间是在复盘工作，有时也会写下童年经历，但越写越兴奋，更睡不着了。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在梦里追人贩子，我眼看着他们跑了，我却跑不动。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对英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英雄也不见得要流血、受伤。但我至今都没觉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当个普通人，然后安安心心睡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