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学老师杨素秋进入体制内挂职，任西安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副处级）。她第一次进入官场，也第一次切身体验权力的运作机制。
首先从最简单的词语开始，她需要搞清楚“阅、阅处、阅示”的区别。她像一位真正的副局长一样批文件、开会，她也学习像一个领导一样乘车、发言、合影，比如在为文化馆揭牌时要动作缓慢，方便摄影师对焦，又比如在公开讲话时不应该“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而要“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疫情期间，她也需要按官职领任务，每天动员10个人接种疫苗（正处级的任务是每天25个， 副处10个，正科4个）。
权力很快显出它的诱惑。当她在报道中看到自己，名字位于开头，合影站在中间，她感到被重视的快乐。当她在一场活动的领导介绍环节被漏掉，她感到失落，同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冗长的环节总也取消不了——因为领导喜欢，“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杨素秋很快意识到不对劲，这种权力带来的快乐和失落让她警惕，她要阻止这种情绪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
任职的第一周，她领到一份工作，去建一座图书馆。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制定一份高质量的书目，但好书就意味着没有利润空间，书商们赚不到钱。商人们各显神通，有人向她展示自己的关系网，有人要请她吃饭，有人教她在政府做事的“规矩”。杨素秋一一拒绝，又联系了五十位各领域的朋友帮忙选书，花三个月的时间确定了图书馆的书目单。
就在一年挂职快结束时，她经历了一次与权力的正面交锋。一位“中间人”帮助某领导传话，让她取消图书馆的全部书目，因为“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 杨素秋与同事商议，求助身边亲友，甚至想过联络纪委。最终她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她还出示了写作大纲。
第二天，杨素秋得知“中间人”不再参与这件事，她保住了图书馆新一年的书目。包括这件事在内，杨素秋把她当副局长一年的经历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就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2024年1月，《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市，至今已经六次印刷，共九万册，豆瓣评分9.0。因为内容涉及官场，书出版后，读者们讨论的主题常常涉及“尺度”。
一场线下活动后，一位年轻读者上前来问杨素秋，能不能把未删减版发给我？杨素秋说不行，我和编辑约定过不能发。年轻读者离开，但散场最后又追过来说，你发给我，我保证不发给别人。
这本书写了近两年，定稿后审订修改了半年。实际上，书稿的删减并不多，只有几页。杨素秋在每次接到修改意见后都会“维权”，像她曾保卫书目一样，试图保住一些内容。
书出版后，杨素秋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挂职单位的反馈。她猜想她的同事们不方便发言。她也曾担心因写了一些负面事件，书的发行会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安慰她说，不会有人找你的，因为人物已经模糊处理，谁跳出来，那就是认领了书中的讽刺对象。
但影响还是有的。杨素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稿子，被陕西省某公众号转载后，很快被上级要求删除。陕西省某图书馆曾邀请她做一场交流活动，最终也未能获批。后来这本书更多在陕西省之外的地方签售交流。
杨素秋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反抗”，而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螺丝钉一样无脑地去执行，这个事情就不存在缺口”。写作是她的反抗，在挂职的一年里她也不断尝试“做一个不妥协分子”，不打官腔，不写套话，打破原有的规则，保卫书目。
在官场的一年，杨素秋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体制的运行。她有一些局外人的特权（比如可以不在群里跟帖发言），也因为不遵守既有规则而承担压力。权力临时性地来到了杨素秋手上，她谨慎地使用，同时也带着新奇的眼光观察权力如何在外部世界与自己身上流转。她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的人，但她是罕见的愿意记录下这些的人。她写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后文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内容有删减），关于杨素秋所做的一次次微小反抗。她在书接近末尾处引用了加缪《鼠疫》中的一段话，我们也摘录在此：
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阅、阅处、阅示
初到局里的第一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 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第一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
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
“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最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
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撩起一块红绸缎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
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最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
杨素秋副局长为xX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
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 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听一会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最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第一个节目…” 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
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闹笑话
我的稀里糊涂，不久就闹了笑话。“古道茶城”举办书画展，邀请我局出席并讲话，科员小全把他写好的讲话稿递给我，我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念完之后在台上合影，稿子还在我手中。摄像师冲我频频摇手，不按快门，小全急得在台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领会不了他们的意思——原来，“领导”走台应该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稿子要对折又对折，成一枚小物，藏在怀里，轻轻取出开讲。合影时更应藏起纸张，手中无墨，以示胸中有墨。而我，走台带稿，拍照带稿，看起来非常“没文化”。
除了这两次“没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镜还有两处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说的。第一，别的领导正讲话时，我转脸去看，不妥（我以为那样表示我在认真听，我以前就这么听学术报告）。第二，某领导面前，不能提“文化馆”三个字，他们之间有矛盾。我刚才提了两次，小全赶紧岔开话题，我没意识到。小全咬了几下嘴角，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我的表现像个异类。他想要纠正我几句，又限于职务等级，不便多干预。
其实不仅是他，几日前，外人也觉得我是异类。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业择优评奖，民宿老板们站在走廊里，穿绣花衣裳或棉麻长衫，步履闲适。可他们一进到政府会议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们的幻灯片，有猫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错落起伏，彩色衣裙在旧日瓦和花草间摇曳，像透明油画轻轻动了起来。每人用五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掏出稿子念，声音绷紧，像在朗诵，时不时打绊儿。我说放松点放松点，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但他们还是坚持念稿。我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让我有新奇感：“城墙根儿底下有这么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难知道。你们给我多讲一些细节，我可以帮你们写文章宣传。”散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哪儿的？你讲话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语气。”
我踏进某一种职业，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讲话做事，现在我留心观察部分官员开会时的官腔。我有意抵挡，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那个样子说话。在我局的民宿评审会议里，我只希望群众觉得我性格好玩愿意做事，不想让对方注意到我的职务高低。
有时，我也得跟别人学着点。比如特色街区办的唐主任，任何时候发言都记得照顾前一个讲话者。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杨局讲了三点，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补充几句⋯⋯”他这样熟练地承上启下，而我却总是横空而出，叽叽喳喳，没前没后。我这样可能会让其他人不舒服。
理想中的图书馆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碑林区图书馆馆长姓宁，是我的直系下属，我叫她宁馆或者小宁。她在四十岁左右走上这个正科岗位，算是缓慢。别人说“她很老实，就像个老黄牛”。现在她还和别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图书馆装修好，她要搬离这儿，拥有自己独立的地盘。我打趣她要荣升“山大王”，她却皱眉，不想当山大王。她说自己生来就不喜欢拿主意，更愿意让别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当任何一个科室的主管，过去的许多年里，她习惯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不用费太多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现在她马上就要做独立法人，她怕出错。出了错，那可得她一个人担着。
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这样孤立无援。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现在呢，也没窗子也没钱，我把这些事儿暂时撂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
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式商人向我递上名片。商人消息灵通，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他们就来了。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一码洋—一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八万册，拒绝四百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您要什么书，我有什么书，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配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某某旅游出版社。
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这样的“报告”“岗位” 与“视角”：
《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
我看见了一些“文萃”，一些“风采”：
《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也看见了一些“学术”。作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某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学语文教育》
《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
《当代大学生德育中主题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
您好！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图书馆就买什么书，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
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
挂职之前，我以为文旅工作比较风雅，书香墨韵美景如画。其实不然，上要编书目，下要打老鼠。
恰逢“灭鼠”工作推进期，周末我接到电话，要我“半小时内陪同碑林区副区长突击检查酒店卫生，特别是鼠药的摆放位置”。
当时我正陪孩子在郊区比赛，他在雨地里摔湿全身，我与他互换衣服，童装运动裤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时后，我就这副模样站立在五星级酒店辉煌的大厅中，等待副区长，鼻腔中涌入玫瑰的甜香。副区长来了，疑惑地看着我这身打扮。
几个酒店的鼠药都按规定投放了，我拐到后厨，询问有无进口海鲜。海外生鲜有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如有库存，需层层报备。
白帽子大厨说：“没有没有，我们早都不买进口海鲜了，绝对遵守政府的规定。”他把进货单交到我手里，公司名称那一栏全是国产。我的目光往左，扫到商品名称栏，看见四个字“xx红虾”，被划掉的两个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国”。他说那两个字写错了所以划掉。我请他把红虾包装袋拿来给我看看，他瞒不住了。
几天后，群众举报某酒店即将举办大型聚会，疫情期间这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我们的执法大队立刻去查，服务员正在撕海报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风报信了。然而，聚会的Logo 和姓名桌贴依然可见。
店方辩解说：“这是前段时间的聚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撤。”他是在撒谎，前段时间管控比现在更严格，不可能聚会。
执法大队的秦队长跟我说：“这问题大，得叫来办公室约谈。”
“约谈”是一项陌生工作。局长这几天不在，就得我来。我没谈过，不知道怎么谈。如果恩威并施，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我把握不好。
秦队长挪了把椅子与我并排，酒店经理坐在我们对面，双脚略分，膝盖并拢，手指撑在腿面上不动。酒店试图举办二百人以上的聚会，已然违规。经理来我们局里是来认错的，但手指里的情绪分明不服。疫情反复，酒店的生意也是断断续续，赚不到什么钱。他嘴唇紧闭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满。
秦队长递给我一份文件，“个人防疫三大义务……违者获刑三年”，这几句词儿够坚硬，给我撑了腰。可是念完这几句，我就又不知道该如何厉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来对文旅工作的配合，体谅他们疫情期间的不易，表达了政府的关怀，提出了未来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觉够全面了。我说：“就这样吧，你回吧。”秦队长抬手在空中顿住，对经理说：“别急，杨局说完了，你们表个态。”哦对，还是秦队长老练，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对方没表态，我就散会了，我实在是不会“约谈”。
我感觉到，企业一直不太“怕”我们文旅部门，特别是我这样不够严厉的干部。我曾和工商局联合检查网吧、酒店、游乐场，我发现他们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问题，不笑，四棱四方，说的条款我听不懂，隐约听见“执照”什么的。店家连声说：“我们改我们改。”他那态度，比对文旅局要恭顺。
企业违规，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温和一点，他们就愈演愈烈。凶猛一点，我又怕自己“仗势欺人”。遇到这种杂事我总想躲开，期望能换个人替我出面去做。
如果反过来，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群众赔不是，这种事我倒是愿意揽。前一阵，代表我区参加全市广场舞比赛的队伍，迟迟没有收到服装费和演出报酬。确实是我们的财务流程出了问题，群众的抱怨声按不住，成天和领队嚷嚷。领队来我办公室，我给他泡茶，请他先讲。他讲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点：“您的难处我都理解，是我们做得不对。我向您允诺一个期限。“我做好了继续听他发火的准备，他却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
读公文是我的必修课，人们也许以为此事苦在严肃枯燥，其实不然，行文的冗余才是阅读的重担。在同义重复中提取真正的主旨，就像在层层堆积的脂肪中寻找有限的肌肉。写稿者多支出一部分无用功，阅读者再次耗费一部分时间，一重低效叠加另一重低效，每一天，我的目光就在这样的句式中徘徊：
为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努力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精品力作，以艺术的方式讲述黄河故事，进一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拓展文化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提升我市文化、活力、时尚与魅力指数，引导市民及游客感受文化魅力，体验黄河文化氛围，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展“黄河之行”民间艺术回顾展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如下……
这是小李提交给我的文件。眼前这页纸上，核心要点周围簇拥着大段说辞，段落与段落之间高度相似，互相复制词汇和口号。空浮的意义像浓雾一般升腾起来，包裹着草木房舍，让它们面目模糊。我得一行一行地扫视，花大力气拧去毛巾的水分，才能获得干货。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我把小李写的这两段压缩成三五句，接着批改宁馆交来的几份文件。第一份是宁馆为领导拟的讲话稿：
今天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 提高政治站位……首先……其次……再次……
第二点， 落实服务措施……首先……其次……再次……
第三点，狠抓安全生产……首先……其次……再次……
多年前的夏天，我生活在部队家属院，主力军队去外地执行特殊任务，只留下姓曹的副团长和一些哨兵在院里。曹团长隔一阵就要给军嫂开会，统一思想认识。他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高高的主席台上，军嫂带着孩子们来听讲。台下热热闹闹，有给怀里婴儿哺乳的，有织毛衣的，几十个小孩在椅子底下爬来爬去。哨兵维持秩序也没用，孩子哇哇叫，军嫂的手叭叭打在孩子屁股上。曹团长气坏了，声音越说越高：“下面我讲第四大点的第六小点，你们每个人都拿笔记下来！”
我给宁馆讲这个故事，她笑着搡我一下，说那就删掉几个“首先其次”。
宁馆交来的另一份文案是“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宣传海报。这份文案有四五百字，对于海报来说有些长，难以突出有效信息。我保留了必要部分：活动时间、地点和具体规则，删去我认为不必要的部分。
宁馆说：“你确定要删除吗？真能删吗？”她不太敢删。从前我给宁馆改稿，比较坚决，就像批改学生论文那样不留情面。后来我发现，每当我拿着笔删去她的官话套话，她的表情像在高空中被解去了安全索，“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我就犹豫了。我改得太厉害，和别人格格不入，她会为难。
宁馆一向谨慎。的确，在政府里，难得有放下规矩的松弛一刻。前段时间的一个傍晚，市政府在北郊运动公园举办露天演出，徐副市长落座在第一排中央，我在他右后侧不远处，我身后的椅子满是群众。场地四周拦着绳子，总有小孩想要钻过来看热闹，保安不让。副市长朝小孩那边张望了几眼，向左侧处长耳语，处长走到保安身边要解开绳子请孩子们进来，另一位处长从外围赶过来，拦住说这怎么能，孩子进来乱套了。第一位处长回身指一指徐副市长，第二位处长将信将疑，手依旧捏着绳子。副市长站起来招手示意，说：“是我说的，让小孩来坐在我前面。”哗地一下，一群背心短裤花裙子小孩涌进来围在市长脚边上。节目开始了，水泥地还略微有些热，小孩并不安静，窜来窜去，副市长的侧影笑眯眯。
因为恭敬的氛围整日笼罩，所以我总是对这些旁逸斜出的时刻特别留心。开会时，听见生动的句子，我记下来：
省委书记在讲安全生产时说：“宁可听骂声，不可听哭声。”
市委书记补充说：“我们不要带血的GDP。”
统计系统开整改会，副省长说：“局部生病，我们全省都要一起吃药？但我们应该来一次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歪风邪气打下去，清风正气树起来。”
……
可惜这样的片段稀有，大部分会场里只有雷同句式。我想起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空洞的语言背后是什么意图，刻板的语言背后又是什么意图。在这里，千人没有千面，人们把自己的个性和情感隐藏起来，再用格式化语句制造统一外表。这也许便于管理，促使内部秩序稳定步调一致，但这种语句很难获得外面的读者和听众。我局微信微博号每日推出政务新闻，年度运营费用十万元，每篇文章阅读量两位数或三位数，大半读者来自单位内部。
每个单位都有网宣支队，突然之间传令要求成员转发某个帖子，或者要求在某条时政文章下方以某个立场发言并截图反馈群里以证明自己完成任务。我想试试我的挂职身份能否让上级对我睁只眼闭只眼，让我免于这类义务。我成功了，我在网宣支队里是唯一的沉默者、安全者。可是宁馆若是不及时转发跟帖，就会招来批评。相比高校，政府人员的朋友圈内容都比较官方，一眼看去全是政务新闻，很少表露私人喜怒哀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也如此整齐划一。
我带着另一套行文习惯来到这里，我头脑中积累的好文章标准在这儿不太管用，很多次我和上级的意见都不一致。曾有科长这样提炼工作要点：“1个主题，2场大赛，3次培训，4份文书，5次整治……”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上级觉得挺好。又有一次，旅游科请来一位专家教授协助撰写“十四五发展规划”，造出许多名词。其中一章名字是：“文旅+”和“+文旅”。我尽量忍住，念了两遍还是想笑，这绕口程度堪比李泽厚讲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谁能搞得清楚，可专家说上级就喜欢这种名词。专家还为民宿规划未来方向，比如建议与咖啡、演出结合，等等。其实，咖啡与演出在“一夕”民宿里早已实现，还衍生出更多有趣样态，只是专家不知道。我从他的文字想到自己从前和社会的脱离，高校里的人得多出来走走，才能避免纸上研究落后于实地发展。
正处，每天25个；副处，每天10个；正科，每天4个
政治站位的意识，大约渗透在每一位公务员的头脑深处。他们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种率”，就跟主科成绩似的，考得差一点就紧张。区委书记去市里开会带回消息，碑林区疫苗接种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满意，给我们训话训了一个小时，“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后梯队。我们作为城三区之一，扪心自问，这样的成绩，说得过去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齐心勠力，推进接种！”
书记一声令下，表格立即下发，将动员接种任务量化为阿拉伯数字。为防止造假，还须登记每位群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完不成数量的干部，需要写书面报告解释理由，情况严重者要写检讨。达到90%以上接种率的，给单位入口处贴上绿色标签，疫苗排名将在文旅融合排名中占分数，接种率也要纳入年度考评。
不得不说这套管理方法很独特，疫苗数量和职务级别形成美丽的规律，标准的等比数列：
正处，每天动员25个。
副处，每天10个。
正科，每天4个……
书记大手一挥：“散会！”
多亏我职务不高，领到的任务只是十个。我在各个朋友群里吆喝了一天，只动员了三个。我失眠了，我想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平民。
为完成疫苗任务，所有带职务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这可苦了102室的杨局，他异常害怕打针。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招来怜惜，与他高大健壮的身板结合则有些喜感。他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当年在体育学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里的针疗把他同学扎得像个小刺猬似的，同学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从此不能见针。在单位里他一直拒绝年度体检，能躲则躲。可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医生面前，神情庄严，四肢绷紧，胳膊刚刚缠上血压计的绷带，数值立马从120飙升150。医生说血压150不能打疫苗，他闭上眼睛说：“我静静，我静静。”后仰于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晕倒。”我说我和宁馆按住你怎么样，他不说话，直摇头。细针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机给同事打电话分散注意力，还没接通，医生就说：“打完了。”我和宁馆笑出声。
为动员群众，我们发明新办法。宁馆打印我区所有接种站地址电话，摆在图书馆前台，见人就劝，可是离那个等比数列依然有距离。馆员献出一计，不如直接奔赴接种点门口，逢人就问“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政府公务人员上级要我必须完成动员任务完不成我就要受罚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填在我的表上吗谢谢谢谢。”几位馆员练就新技能，语句流畅，表情谦恭，心态强大，被拒绝一百次总有一次被答应。晚上他们拿着填满名字的表格归来，活脱脱房产经纪推销员。
我局任务完成，街道社区又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分到的名额更多，难以完成，递给我们一沓名单和经验：照着名单挨个儿给群众打电话，拨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设，像迎接冰雹那样迎接群众的责骂。万一对方把电话挂了，也别放弃，第二天接着打。群众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态度再软和点，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冰雹有可能变成毛毛雨，有可能雨过天晴……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冰雹。
“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依次弹跳出来，飘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尽量让自己情绪正常，只有在面对宁馆时我才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动的时候，我对着座机的听筒嚷嚷：“纪委就在二楼，我转身就可以上去！”在这个办公室，我不曾这样愤怒过，说完了我才意识到纱窗没有关，窗帘没有拉。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静坐了一会儿。
我给宁馆发了一条短信：“刚刚我电话里发火说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给局里其他人说，传出去都是是非。”
这件事，我只能跟宁馆讲。宁馆确实靠得住，没有坏心思，关键时刻拿住了方向。我这个快要离开的挂职干部，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难赢。我原本就不大的权力已经微弱到几乎没有，我的性格又是直来直去，不擅长话中有话。面对中间人，我要怎么旁敲侧击，怎么委婉施压，才可能扭转局面？
下班了，我没有走。隔壁传来当当当的声音，是乒乓球敲击着台面，应该是纪委的那几个干部在打球。我们局在大厅里放了一张球台，纪委在我们楼上办公，常来。此刻的球声像是自我介绍：“我是纪委、纪委、纪委……”
路过球台，纪委的干部大声跟我打招呼：“杨局下班？不来打两下？”
这是我冲动之下最想与之对话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关系全都撕裂，我马上要走了，宁馆还在这，这个案子会影响她年终考评，谁来帮她收拾残局？在与暗处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输了，真是对不起（帮我编书目的）那五十位朋友。他们无偿地帮我编制书目，就这样化为乌有。我也愧对老百姓，没能给他们买来好书。
回家之后，我关紧卧室门，推上纱窗，拉严窗帘，打了几个电话。
赵文说：“素秋，你不要撕破脸，你去和他谈。阿尔都塞说了，要在敌入的阵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挂职结束就回原单位，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继续向他施压，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体，‘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结果？他有胆这么贪，有命花吗？但是，你要记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还要奸，这几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骤，不要出漏洞。”
弟弟说：“姐，你不要撕破脸。你作为文学教师，完全可以编织辞令，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这么说‘您知道，咱们这个图书馆关注度一直比较高，我在央视节目里说过馆配书成本低的问题，万一央视啊、纪委啊，随后回访，发现里面都是馆配书，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释起来很麻烦。再说了，我和您虽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难怕有些人捕风捉影，再者，我也邀请了几十个专家，这么多人如果发现他们做的书单完全没有上架，也会发表意见，万一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恐怕不太好。这个图书馆，用得好了是政绩，但也是双刃剑。我马上就走了无所谓，就怕影响您。’姐，这就是优雅威胁，该说的都说了，要是听不懂，就是个傻子。人都要面子，要台阶下。你还可以说，感激对方一年来给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对方需要，你离开之后，也会持续给图书馆帮助。长期合作，搞成碑林区的门面。帮他弄政绩，也是给他的好处嘛。”
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游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坠，我想呼救，突然发现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深不见底，而池壁还有好远。我开始呛水，拍水，胡乱扑腾，这时候铃声大作，我从水里伸出手臂，抓到一个电话听筒，我自动漂了起来。电话里有男声有女声，所有声音重复念叨着一个词“有个领导有个领导有个领导”，嘈杂不堪。我扔掉听筒，就开始下沉，抓住听筒贴在耳边，就又漂浮起来。我不得不听这些噪音。我浑身湿淋淋，泳装里竟然有两个口袋，有两张纸，一张是赵文的话，一张是弟弟的话，水已经把字迹浸泡得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我展才皱巴巴的纸张，大声朗读，用我的声音压倒听筒里的声音。那声音消失了，一片寂静。
梦境只是梦境。在真实生活中，“那个领导”是谁，我始终不知道。“那个领导”会不会向我让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中间人向“那个领导”传达我的态度。
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
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找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呗，还搞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宋璐恶作剧：“你去银行，正好遇见那个领导，领导也在给贫困学生捐钱，做此法事以期能顺利黑下图书馆的回扣。”
我在银行单据上填下：
名称：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开户行：中国交通银行大雁塔支行
账号：6113 0105 3018 0100 263xx
备注：捐助2021 级学生鲁x
办理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问我：“‘红凤工程’是哪儿的啊？可信吗？”她也对公益感兴趣，一直想捐，没找到放心的项目。我告诉她，这个项目是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只资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资助过我，所以我信任这里，有发票，学生和资助人建立一对一联系，不会骗人。她说：“那太好了，我也来查查学生的资料，挑一个，今天就捐。”她低头写字，记录“红凤工程”的办公电话和详细捐助流猩。她的下颌线系柔顺，是个温雅的人。我刚刚走进银行时的郁结之气缓缓散开。
离挂职结束倒计时十五天，“那个领导”依然没有动静。书如果再拖着不买，可能会影响年底评估。
局里同事和我说话好像有些异样，也许他们知道我面临的状况。宁馆来了，锁上我的房门，欲言又止。她说“那个领导”托中间人带话，问她凭什么相信我是在编书目。谁会笨到用三个月时间去编一份书目，不拿一分报酬？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编，是和书商勾结一起撒谎，分钱。
我大笑。挂职人员的工资都是原单位发的，我确实没有拿过政府一分报酬。不知道“那个领导”是要挑拨离间，还是他实在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不计报酬地做事？我打开手机，展示各个朋友谈论书目的聊天记录。我又打开电脑，“原始书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作为标记—一“哲军帆书目”“耘锋震书目”“墩明睿书目”…
还有“已查重书目”“小吕合并书目”“出版社书目”“去年缺货书目”“法律医学书目”“理想国商务三联译林书目”“定稿书目”……我对宁馆说：“这全是我编书目的的证明，每份文件后面显示修改的最后日期，都是这三个月做的，你拍照存档，拿去给中间人看吧。”
《庄子·秋水》里，惠子怕庄子与他争权，庄子给惠子讲了一个故事：鸱得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害怕鹓雏与自己相争，便大声吓脆鹓雏。鸱并不知道，鹓雏只吃清洁新鲜的食物。想起这个故事，我笑得厉害。我应该像庄子那样，向惠子做出严正声明—-我不吃腐鼠。
宁馆请我过几天去招标现场打分，我说：不，我去年没参加图书招标打分，今年也不会参加打分。我甚至连招标现场都不打算去。
我希望以我的“坚决不在场”问“那个领导”表示，我根本不会沾染这里的钱。我只是要保护我的书目。
中间人又来了，说，“书目去掉百分之四十，总该可以吧？一百多万的百分之四十，才几十万嘛。”
我很想问他：“你代表哪个领导？你说，我开录音键录下来。我凭什么相信你和领导的关系？你让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来跟领导解释。”
这些话在我心里倒腾了一会儿，我又接下去了。我只是说：“不可以。按照往年规矩，书籍有破损或者缺货可能，我们在合同里写明配货率95%，也就是误差率5%，现在我顶多让步到误差率10%，但绝不可能误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话走了：“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一个月前，我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作家经纪人毛晓秋读到“腾讯谷雨”记者杨宙对碑林区图书馆的报道，建议我把建设图书馆的事情写成一本非虚构书籍。其实刚刚挂职时我有过类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门的经历也许可以写一本《芝麻官札记》，但后来我在“贞观”发表的“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引起一些官员不满，让我意识到，凡是写政府的纪实类文章，都要谨慎再谨馍。我和经纪人反复讨论写作提纲，尽量把握言论尺度。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为我们正在拟制的大纲贡献了突如其来的情节拐点。毛晓秋说：“我能感受你的难过和气馈，这种事情我没想到在现实中居然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素材，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居于下风，但这个题材可以在写作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退一万步，假设三个月的心血编成的书目不能够在图书馆中落实，也可以在你的书中长存下去，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要太悲伤。”
毛晓秋的话给了我安慰，如果结局真的无法扭转，我也得接受，但我决定最后试一次，尽人事，听天命，这部书稿是我最后的赌注。
我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我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出示了我的写作大纲。
第二天，招标公司打来电话，中间人撤退了，不再参与我们的事。我的书目保卫成功，第三天正式开标。
在梦里，一棵树在我的窗外长了起来，我眼睁睁地看见花蕾像蘑菇一般顶破湿润的树皮，一簇簇钻出来，手舞足蹈，在空中摇。粉红色的一朵朵云。梦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松弛，像在发酵。我长长地吐气、吸气，气体在骨头的缝隙中流动。
加缪《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在为什么而死。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
然而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