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到西南，369路公交车几乎贯穿了半个深圳。巨大的车身在摩天大楼和高速立交之间穿行：它会经过工厂密集的龙岗，也会跟“世界之窗”擦身而过。但马师傅知道，儿子几乎不会完整看到这些景象——大多数时候，这个10多岁的小男孩，小小的身体跟着公交车摇摇晃晃，很快就进入梦乡。
通常，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369路公交车会抵达它的第32个站点：白石洲站——这也是马师傅儿子的终点站。男孩看起来很瘦小，肩上的黑色大背包，几乎有半人高。下车后，他还要再走几百米，才能到达目的地，星河小学。
谈起小儿子最后在深圳读书的日子，48岁的马师傅记得最清晰的，就是这趟369路公交车。每天早上五点半，马师傅起床做早饭、准备儿子上学的午饭，然后喊他起床、洗漱吃饭。公交站在家门口马路对面，需要通过一个天桥——这里是工厂密集的龙岗区，早晨人流量大，马师傅不放心，干脆每天都拉着他走到公交站，直到369路公交车进站，孩子上车，他才一个人走回去。
上学的路本不该这么曲折。2013年春天，马师傅带着全家老小来到深圳，白石洲是他们停靠的第一站。学了两个月手艺，马师傅卖掉了甘肃老家的宅基地，找朋友借钱凑齐26万，在白石洲盘下一个铺面，专门做拉面。那时，横跨深圳“主动脉”的深南大道，紧邻“世界之窗”，白石洲成为许多“深漂”的第一个落脚点。根据《深圳商报》2017年公开的数据，这块仅有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000多栋出租屋，14万外来人口。
读书也不算难题。2013年，学位紧张的深圳，开始试行积分入学政策，户籍、住房、租赁合同、社保都是影响学位的关键因素。白石洲地处深圳市区，周围的富裕家庭多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周边的公立学校学位并不紧张。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积分入学制推行以后，其它片区200多分可能都没办法入学，但在白石洲，30多分就足够了。
初来乍到的马师傅，因为缺少在这个城市的“积淀”，失去了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但包容的白石洲也给这些随迁子女提供了更多选择，比如当时的民办学校星河小学。
起初，儿子的学费是每年2500块钱，在马师傅的印象里，此后学费年年涨，直到四年级，已经涨到了七千多。但马师傅还是很满意。学校离门店只有七八百米，只要经过两个路口，马师傅只在最初接送过两个星期，之后就让儿子一个人上下学。
在白石洲的旧改计划中，马师傅店铺所在的沙河工业区西，最早开始进行城市更新。他也成为最早一批被“清除”出去的白石洲租客，从此，他在白石洲的经营、居住、读书的便利和日常也被改变了。
城市更新的步伐中，租户是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直到2019年6月，旧改的步伐迈向了沙河工业区东，大规模的清租开始了。以白石洲北区四村为例，官方数据显示，原有居住人口8.3万，经过三个月的清租，到当年9月，这里共计减少2.8万人。拆迁初期，因为被中断的居住和营生，租户的情绪也有过剧烈的反弹。那一年，关于深圳的报道，白石洲的故事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街头巷尾全是清仓甩卖，抗议和搬家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表达最剧烈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独立城乡研究者邓世杰回忆说，表达包括拉微信群、联署倡议书，以及联系媒体报道等，他曾在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做媒体工作，2019年6月，他参与到白石洲“新流动”小组的调研当中。在他的回忆里，关于调研的设想，最初主要停留在居住问题和对城中村的研究，“小孩没法上学的问题，其实是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的。”
五年后，关于当年的调研数据和结果，呈现在一份名为《提升后工业城市竞争力的更新行动——从认识和重构有机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的报告里（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长达20万字，里面探讨了白石洲的旧改计划对这些外来流动人口的影响，以及当时各类公民实践和参与。
2019年，官方多次公开提到，拆迁不涉及学校拆除，学生上学不受影响。但在邓世杰等人的观察中，伴随着旧改和清租，入学的影响渗透到现实：报告中，一位菜市场商户说，“准备了两年，好不容易孩子进到香山里（小学），现在要拆迁，附近的租金上涨得离谱，贵也就算了，问题现在是没房租（住）。”
失去白石洲的“庇护”，同等的租金，这些家庭只能住到偏远的区域，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给小孩办转学，摆在这些家庭面前的，是生活成本、时间成本，与教育资源的抉择。“近处没房也涨价，远处孩子上下学的时间要花费很多，睡眠、安全问题如何解决？”报告中一位家长说。
在“新流动”小组成员东启的印象里，那段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如何跟孩子沟通，变成父母们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在家庭内部，他们被自责和愧疚的情绪撕扯，“工作不够努力，所以没办法给小孩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面对外部的动荡，他们很难去解释这个社会的运作和法则。于是，伴随着变动的伤痛，沉默成为这些家庭的常态。
很多人将此称为城市旧改过程中的“阵痛”。那年9月1日，白石洲甚至专门开通了三趟旧改专线巴士，接送那些离学校住得远的孩子。但具体到个体上,一个家庭的生活甚至是命运轨迹或许就此被改变。
对于开拉面馆的马师傅来说，这场“阵痛”至少持续了三年。回忆那段时间，他说，“像做梦一样，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拉面馆押进了他全部身家，他只能当“钉子户”，在邓世杰等人的帮助下，马师傅在30公里外的布吉重新开起拉面馆；紧接着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他跑了周边十几家学校，都因“没有学位”被拒绝了。
马师傅只能继续让孩子在白石洲上学。他从没想过把孩子送回甘肃老家，他既希望孩子能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接受教育，也不希望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但许多次，马师傅在店里怎么都等不到儿子放学，打开手表定位，却发现儿子跟着369路公交车，坐到了终点站——他睡过头了。
后来，一到下午，马师傅就会变得焦虑，他习惯性地抬头看时间，时不时打开定位，看看孩子到哪了，“边忙边看”。约莫还有三四站的距离，他赶紧给儿子打手表电话，“不要睡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每天来回将近60公里路程，13岁的儿子没有任何怨言。他成绩一般，但很懂事。那些要掏钱的夏令营，他总是踌躇着告诉马师傅，“需要200块钱，我要不要去？”马师傅总是安抚他，“去吧，最起码能长见识，也能到外面玩一下。”
369路公交车上，马师傅的儿子曾带回一封信，那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托他转给马师傅的。马师傅记得信中的大致内容：这位家长你好，孩子每天坐这么长时间的车，在车上睡，对孩子的颈椎也不好，太远了容易出事，你要想办法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
说起这封信，马师傅哭笑不得。学校开家长会时，369路公交车一路坐过去，他自己也睡着了。“那辆车走一下停一下，很辛苦，做父母的也很心疼孩子。”但他没有选择，“人家也是好心，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现实是，被白石洲“清”出来的人，还有一部分远没有马师傅的“幸运”，许多孩子不得不被送回老家。时年40岁的榔头，曾经是深圳一家手机公司的工程师。依托白石洲的便利，他的儿子获得了在深圳香山里学校的学位。白石洲拆改以后，榔头一家被迫搬离，在后来居住区域的积分竞争中，因为妻子全职照顾家庭，少了一个社保名额的积分，女儿没能获得公立学校的学位。
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支付不起，榔头的妻子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广西百色。榔头也开始考虑回老家的工作机会，“白石洲还在，我就不需要考虑这个了。哪怕工作会被改变，工资更低一点，只要孩子能在这里上学，能在这里生活，我都坚持。”
2020年5月，邓世杰所在的调研小组，对曾经的白石洲学童家庭做过一次电话回访，多数人都已经搬离了白石洲，他们认为访谈“没有用”，“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其实也是挺无力的，我看你们也发表了很多我们找房子困难的，但还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榔头听起来挫败感会更强。在深圳的学校里，儿子很受欢迎，也喜欢这个城市，老家的学校位置偏僻，有很多留守儿童，他属于“被逼着回去”。他拒绝了邓世杰关于访谈的要求，“孩子回去后很不理想，不想再去想这些了。”
拉面馆马师傅的儿子没能坚持到中考。初二那年，为了准备中考，他跟着舅舅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之后，马师傅每年能见到儿子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年为数不多的见面中，他发现，以前外向开朗的儿子好像不太爱跟别人接触了。
城市的更新浪潮中，失去家园的流动家庭和孩童仍在承受“余波”。某种程度上，租住在白石洲所代表的城中村里的人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甚至代表城市里某个灰色地带。邓世杰说，拆改和清租过程中，因为缺乏一定的社会关怀，没有设置缓冲期，那么，矛盾和冲突的呈现也可能会更加剧烈。
现实层面上，白石洲学童的问题，也呈现了更广阔的困境：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之中，如何面对流动人口、及其相应的公共服务，比如户籍制度之下随迁子女的入学难题。
调研过程中，邓世杰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拆改过程中，租住者到底是否有权利反对，以及他们的权利应该如何被认知？很多人用法律的概念去阐述“清租”的正当性，但在邓世杰看来，这属于一种“浅薄”的社会观念，因为在所接受的教育系统里，他们“没有把具体的‘人’纳进来”。
旧改之前，作为深圳的“地标”，白石洲不仅吸纳了众多流动和迁移人口，成为许多城市新移民的目的地，同时还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业态，比如个性化的精酿酒吧，咖啡店等等。
小组公开的研究报告提到，2021年撰写之际，罗湖、福田和南山等区域，还能看得到小规模城中村“飞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曾经的白石洲那样，“规模那么大”，“经济结构那样多元化”。报告解释道，驱逐了大量的租客和个体户之后，“后白石洲”的深圳城市形态，正式宣告深圳从城市与“城中村”互补的特殊时代结束。
至今，白石洲还没有被完全拆除。深南大道以南的白石洲区域，依旧保留城中村的形态。拆改以后，“城中村”变成稀缺资源，有租户说，这里的房租比拆迁前涨了一倍多。深南大道以北，随着推土机的前进，高档住宅区、酒店写字楼、移民博物馆的制造计划开始出现雏形，旧日白石洲的身影已难再寻。
（部分内容摘引自《提升后工业城市竞争力的更新行动——从认识和重构有机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