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记者节,我在广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观察当地瑶族人的生活,虽然稿子流产,但我在采访上竭尽全力,享受着纯粹的痛苦和快乐。
今年记者节,我在为大厂写软文,想想觉得讽刺和挫败,从2018年入行实习至今,我写过4篇软文,两篇是待业期间,最近这是第5篇,都是迫于生计。
2022年,我在上一家特稿媒体工作,见证了它在审查压力下的衰落,变化是从上海疫情开始的,然后是我和同事的几篇长报道未能发出,采访对象时不时来问什么时候发稿,我们只能如实相告,暗自愧疚。后来,社会类选题再无空间。
疫情三年,所有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很多特稿团队解散,调查类媒体步步后撤,从某个时刻开始,常规报道变成了敏感新闻,404报道被视为行业勋章,做敏感新闻变成了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它们被视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发出,就会引起行业注目。
另一面,同行在两家大媒体遭受的不公和pua经常传入耳朵,渐渐地,我对这种“勇敢”叙事从羡慕到产生怀疑,这样畸形的行业环境,如何能长久。
2023年初,离开上家媒体后,政治性抑郁困扰了我很久,我把不能发的稿子捡起来继续做,因为不想只做电话新闻,我自费出差,坐绿皮火车去了武汉、杭州和上海,见到了律师和受害者,绿皮火车上很难入睡,但我觉得很踏实。
去年,媒体仍能介入一些公共事件,至少能得知消息并出现在现场,比如4月份北京长峰医院大火,7月份京津冀暴雨,每次发生大事件,我都因不能参与而坐立不安,即使手里有在写的稿子也无法下笔。
涿州暴雨时,我又自费去了一趟现场,回来后决定不想再缺席公共大事件,不想只坐在家里自怨自艾,恰好在去年9月,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幸运,因为很多有能力有热情的记者遇不到一个好时机。
这一年来,我写了九篇报道,一类是突发热点和案件,一类是静态长报道,这是我入行以来受到的两种职业训练,调查报道和特稿,在业务讨论时,我时常听到关于两种类型报道的对立,但我的经验是两种思路相辅相成。我常常站在中间地带,用做调查的方式做特稿,寻找逻辑和证据链,也用做特稿的方式调查案子,在里面看到人性和背后的议题。
长报道要依靠大量采访,1月份哈尔滨的题,我每天在外面跑,跟实习同事一起在两周内采访了50多个人,后来大理的诈骗案,我采访了30多个人,跑了大理、永平县的村子、广州台山、浙江宁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奢侈的出差,虽然两篇报道最终流量不高,但我今天重读后,仍觉得当时做得不错,不考虑投入精力和回报的采访,让报道内容非常扎实,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3月,我跟实习同事一起做了规培生自杀的报道,期间经历了我妈妈的肺结节手术,在医院陪护之余,我跟被家暴的凉山女性线上取得联系。手术结束后,是燕郊爆炸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现场,路上收到了禁令。后来家暴事件因为警方通报影响而流产,好在后来有媒体发出了报道。
4月份,我开始操作大理诈骗案的选题,中间临时去湖南长沙,做了农村女性被性侵的报道,那是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事件,但报道背后,我体会更深的是弱势的受害家庭的困扰,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与官方抗衡,代价是要把自己的隐私和痛苦展示给大众,也因此遭受当地警方的压力和诸多舆论压力,每次受害者的女儿找来要求删稿,我都不能答应,只能说一句,我理解你们有多难。
5月,大理诈骗案的受害者们很迫切,这几年我很少再感受到采访对象那么需要记者,需要被倾听,这是我在此案中投入很多精力的原因,30多名采访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受害者,我还去大理跟调查经济犯罪的警察聊了聊,那次偶然的对话,是我第一次把警察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符号去看待。
我自认为这一年对所有选题都尽力,没有懈怠任何一个现场和任何一场采访。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空间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与那头巨象赛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间不断穿梭闪避。我们也都明白,终有一天象蹄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无人能够幸免。
但自认为的努力能抵达的东西还是太少。我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选题,像是苏州校车事件和冷藏货车女工死亡事件,后来,胡友平成为了最安全的公约数,但我一直对罪犯视角的报道念念不忘。我也很想参与灾难报道——京津冀暴雨一周年重建,积石山地震重建,汛期暴雨,结果一个现场都没能去成。
下半年,媒体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来越少,灾难报道无法做,女性议题也很难碰,深圳杀日本人学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无差别杀人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学生被伤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
一边是公共性议题被无限度地压制讨论,一边是舆论场对个体无限度的审判。比如胖猫、姜萍和沙白的事件。始终认为媒体介入个人事件要审慎,为什么要做、以什么样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一再站在外部视角去审视和校正,不然只是被裹挟在这场狂欢里,成为其传播的工具,而忘掉媒
体应该有的判断和准则。
与此同时,机构内部因为流量焦虑,评价标准一变再变,记者到底该负责什么越来越模糊——是专业主义,稿子质量,是对采访对象和大众传播的责任,还是kpi流量,抑或是钱和名,媒体领导通常既要又要。前两天听一位调查记者在播客中说,“新闻就不应该考虑流量”,这听上去是一句非常奢侈和理想主义的话,但也是作为记者真正的心声。
今年我参与和围观很多交流,发现一个家庭、一个编辑部和一个行业,大家都很难在一个讨论轨道上,大多数是自说自话,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困境和价值观里越走越远,无法交汇,如果说以前分裂常常存在于代际和阶层之间,疫情之后,分裂无处不在,政治立场的,性别议题的,医学
观点的……只是相差几岁处境就大不相同。
积极的层面当然觉得多元的观点很好,消极的层面是如果行业自身的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媒体如何再有促进不同群体对话的可能。尤其对于特稿来说,最后呈现的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受到审查和保守化舆论的影响,原来引导行业的那套标准越来越被抛弃掉,如何做记者,真的变成了我越来越困惑的问题,除了坚持自己的选题判断,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两周前,为了抵消这种无力感,我自费跑了一个无人关注的新闻现场——湖南衡阳9岁孩子坠井,当时站在一堆废墟和枯井旁,我想,我在这里,我见证这一切,这太重要了。孩子头七前,家属告诉我,跟政府的赔偿谈判还未协商好,施工单位哭穷,派出所无法强制执行,孩子的遗体仍躺在冷冰冰的殡仪馆里,没有下葬。
在选题推进很艰难时,我是依靠跟合作者的互相扶持,才坚持下来。今年我跟两位非常优秀的实习记者合作过,也非常希望ta们能继续留在这行,但又不敢把这种期待宣之于口,因为这个行业无法提供稳定的职位、足够的薪酬和实现理想的机会。
在经济下行和就业艰难的环境,生存似乎成了首要任务,我如何堂而皇之地谈理想。
疫情之后,我持续跟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做斗争,除了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抉择,我更多时间是在生存和毁灭之间做选择,最近安慰自己的借口是,特朗普都连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面对的?
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作为疫情幸存者,我要活下来,活到几位老男人死去,活到他们这一代人死去,即使这世界不会变,我也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活得比他们久,是我这代人为数不多的筹码。昨天中午吃饭时,我听到J老师在播客里说谈到表妹的困境——想做一些自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在所处的环境里像个异类,J老师鼓励她,“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登山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登就行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听到她用熟悉的温和的声音,说出这番话,我突然哭得停不下来。今天凌晨,我在播客评论区留言,“最近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身处这行还能做点什么,在种种外部压力下,想再写和表达那些有价值的议题非常艰难,但还是要试试,还是要坚持,不能下牌桌。”
没想到,她今天回复了我一长段文字——
“这种困惑会一直伴随着这个行业,即便现在,我依然每天都在想要不要继续做,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我能给一些建议,那就是这个行业与经验高度相关,你做得久,虽然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但你应对困难的能力也会增强,在辗转腾挪之中找到一
点做事的空隙。
但我还想再说一句,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应自由进出,不要赋予它过多的光环。你做这份工作时,不负于工作,离开的时候,工作也不负于你。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论是你自己的处境、身心健康,还是想法的改变,都是重要的。新闻以人为本,新闻人也应以人为本。”
我会继续写,为了我自己、向我伸出手的人和我所相信的东西而写,我不能辜负我的职业训练,不能辜负文字,这是我对当下的自己唯一的要求。
10月23日凌晨12点左右,去衡阳县殡仪馆寻找坠井孩子家属时,一抬头,满天都是星星,我从来没看过那么亮的星星,共享给所有还在路上的朋友们,面对更大的权力,我们始终同行,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