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三篇文章，一篇是2010年07月07日《现代快报》刊登的《重庆男在维权QQ群发言遭劳教 被控危害公共安全》，说的是重庆市奉节县红土乡大垭村村民唐琳被判劳教一年，他在三鹿奶粉事件维权QQ群中的发言被指“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另一篇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五岳散人的：《恐惧是多余的》，说的是他看倪玉兰及其心路历程，他说“我要承认自己还是有点恐惧的”。第三篇是邵建在《博客中国》发表的《还农民以“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惧案例之一是：“从举报湖北省大冶市开发区强征土地开始，石遵和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先后遭毒打，被软禁，挨刀子。恐惧已经慑住这个农民的心。他撩起衣服让中国青年报记者看伤口时表示，实在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恐惧案例之二是，武汉农民杨友德，前不久媒体报道他用自制烟花火炮抗拒强行征地，来自正义网的最新消息是：“连日来杨友德家门外时常有数名陌生人蹲守，令全家人不敢随意外出。今早杨友德赶早五点外出看病，不料七点返家时被躲在树丛里的一伙人按住殴打。……当时杨友德头破血流，无法正常走路，随警医生到现场后透露杨恐有失明危险。”
这种事情，在中国每天都会发生，上述的案例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制止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找出恐惧的源头。五岳散人认为源头来自于权力，“我说的就是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权力。这个权力虽然是公器，但因为稍无约束，往往会沦为某些人的工具。而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维稳的需要，更大的权力在下面的权力胡作非为之后，往往也会选择为这种胡作非为埋单。当你即使不害怕某些权力的时候，也可能最终遭遇到根本无法抗拒势力的干涉。尤其是在一个残疾人都能被说成是袭警与妨碍公务的地方，个人的能力与权利就是个零。”邵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只是视角不同，他从农民的角度去说的，“当今中国社会冲突，就农村而言，集中体现在农民-土地-权力这三角关系中。土地是焦点，农民与权力是冲突激化的两造。很显然，在权力面前，农民是弱势。他们没有土地权，即使有承包时段的期限产权，权力也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土地是国家的，政绩是我的。我要征地，能给你些补偿，你还不识相。如果和我讨价还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权力本姓恶，否则也不成其为权力，哪怕它是‘必要的恶’。但既然是恶，就需要限制，法的限制。否则，有权力，无法治，权力必然从‘必要的恶’变得无恶不作。”免于恐惧的何止是农民，是中国的所有人。不过这个问题说到这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中国人何时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没有，谈 “还”就是无的放矢了。
更为重要的是，空泛地指认权力意义不大，因为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了权力。民主社会的权力和专制社会的权力显然不同，民主社会的权力受到宪政和法治的严格约束，按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说法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专制社会的权力却如脱缰的野马，不受约束，不受限制，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都会受到专制权力的粗暴践踏，专制社会的权力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按其妻江青的说法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想当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毛泽东还语惊四座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么多的录音机！”尼克松辞职下台后，毛泽东一直牵挂和惦记着这位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朋友，并多次在外交场合为他“打抱不平”。毛泽东曾对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1975年7月1日，毛泽东又对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报怨道：“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专制者总是无所畏惧的。
中国有两句话，把专制权力的纵向结构传递规律说得一清二楚，第一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二句是“上有好者，下必甚蔫。”第一句主要涉及其制度结构，第二句主要涉及其运行的规律。具体地说，表面看来都是权力基层惹的祸，实际却是专制顶端权力滥用的逻辑结果和必然延伸，是专制顶端权力滥用的扩大化。可以设想，毛泽东不反右，下面会抓五十五万右派吗？毛泽东不主张大跃进，下面会死几千万人口吗？毛泽东不主张搞“文化大革命”，中国会陷入混乱吗？这些事如果放在美国，哪一场运动能搞得起来？美国的民主制度把尼克松都搞得狼狈不堪，就是国会两院、新闻媒体、政党派别、民意民心、利益集团这帮大爷，尼克松哪个能惹得起？毛泽东到了美国，哪怕是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法，哪怕有壮志凌云，也会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什么运动也搞不了。有时我想，毛泽东真要是美国公民，他也就是一个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青年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仅此而已。
专制制度奉行的恐惧主义原则，一则精神恐惧，二则肉体恐惧，这是专制得以统治的不二法门。专制的恐惧有时是赤裸裸的，如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朝鲜的金氏家族，但这种统治会随着人物的退出而淡化。有时是温情脉脉的，此种情况类似于把人当成快乐的猪或者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只要快乐的猪不去思考，不去抗议，只要孩子不去提出非分的要求，不会谈论政治、不会议论政治，作为猪是快乐的，作为孩子是快乐的，但恐惧会一直在猪和孩子身边潜伏，因为猪的快乐的结局是人们的盘中餐，孩子快乐的结局是长大，最为关键的是，即使孩子长大，专制都希望看到的是臣民或顺民，而不是公民，为了避免公民的出现，专制者只能奉行恐惧原则，让他们不能思考、不会思考、不想思考、不敢思考，让他们不知道权利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捍卫他们自己的权利。专制者往往想不到的是专制者培育的顺民都是《水浒》中看到的绿林好汉，即暴民，也可能暴政出暴民是一个规律吧，何况兔子急了还咬人，人总还是比兔子聪明些。
总之，恐惧来源于专制权力，而不是来自于民主的权力，专制权力既是让人恐惧的总病根，又是制造恐惧的罪魁祸首。消除恐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建立民主宪政是切断恐惧源头的根本措施。不过，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分析，去解决，也是出于策略的优化选择。毕竟，我不说，大家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同羊毛薅的像葛优似的谁都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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