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26日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征求意见稿)》，拟将食盐中碘含量的上限降低。在意见稿编制说明中，强调了碘过量对健康的潜在危害。称，目前食盐中碘含量偏高，有约5个省处于过量水平，16个省处于大于适宜量水平，有下调余地。这是自去年的“碘盐风波”以来，官方首次承认碘过量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承认目前食盐中存在碘含量偏高的事实。
卫生部检讨全民补碘的弊端，并以实际行动修改相关国家标准，这虽然与去年“碘盐风波”时的期待相较有些行动迟缓，但总算是一种顺应民意之举，值得鼓励。
从1993年起，我国就开始了全民补碘，以防止居民因缺碘导致甲状腺囊肿、甲状腺癌等疾病，但据专业工作者调查发现，全民补碘实施15年后，相关的甲状腺疾病反而有增多的趋势，这跟碘过量摄入可诱发某些甲状腺疾病密切相关，随着官方对此一说法的认可，基本上可以确定，当年的全民补碘是一项有瑕疵的公共政策。
由于时隔久远，当年的全民加碘政策究竟如何出台已难以考证，但从今天的结果来看，全民补碘政策恐怕难以称得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产物。
全民补碘之前，中国有数亿居民处于缺碘状况下，但同时，也有数亿居民的碘摄入量充足或略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全民补碘，一个很直白的问题就是必然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会过量补碘，这一点普通人都能想到，作为有专业技能的决策机构，想必也不会想不到，如果当时即能秉承科学决策的原则，以试验等方法查证出“碘过量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全民补碘还会不会推出呢？
或许，一些专业人士大致了解碘过量的危害，但他们以为分别补碘难以操作、成本又高，全民补碘之利远大于过量补碘之害，两相权衡，就选择了前者，而牺牲了部分地区居民的利益……这当然只是个假设，但如果决策之时足够民主，能够多倾听下高碘地区居民意见的话，这种惰政思维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杜绝，因为高碘地区居民肯定会强烈反对强制补碘的。
还有加碘盐的暴利问题，据报道，各地垄断经营的盐业公司从生产商手中购买食盐的平均价格为400~500元／吨，加碘成本只有20~50元／吨，但加碘后盐业公司的批发价格却为1500~2000元／吨，价差高达4倍，如果推行全民补碘，受利最大的肯定是这些盐业公司，它们有推动全民补碘的经济动机，在决策不民主、不透明的情况下，谁来制衡这些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干扰呢？
实际上，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就指出：“除高碘地区外，逐步实施向全民供应碘盐。”，政府的精神很明确，就是有条件的全民补碘，但后来为什么政策推出以后变成无条件的全民补碘呢？这又是一个决策漏洞。
所谓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评价一项公共政策好坏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它是否在制定过程中坚守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是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是否可以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改进。一项公共政策的好坏往往不以制定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上世纪20年代，为了维护国民健康，美国的精英们甚至耗费巨量民主资源，通过修改宪法颁布了“禁酒令”，但好心未必有好报，“民主”未必符合“科学”，禁酒令除了造就了一大批黑社会以为，几乎没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最终惨遭废除。
与美国“禁酒令”相仿，从当年全民补碘政策的出台再到今日付出的代价及反复，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反例。现实中，还有多少决策是几个专家开个会，拍个脑门就快速出炉的呢？
请看原文：
全民补碘是如何决策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