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张北川接受了北京一家媒体的采访。在电梯口，他感谢媒体的关注，他与记者话别时的握手持续了半分钟，如同他依依惜别自己创办了12年之久的《朋友》。
被众多同性爱者视为伴侣的《朋友》双月刊因资金问题已于6月底停刊。而它的编者张北川已投入到新的艾滋病防治项目中，他认为《朋友》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停刊还是略有遗憾。
“停了也好，我轻松了，多年来的‘过劳’状态也结束了。”27日，记者走进了《朋友》的“老家”——青岛大学医学院附近一个简陋的小居室里，见到了张北川。今年已经62岁的张北川头发灰白，他原是青医附院皮肤科的医生，已于2008年退休。从1998年2月《朋友》创刊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同性爱的研究。
张北川告诉记者，《朋友》创刊12年来，在反对社会歧视等方面，起到了领头羊和破冰的作用。“但是不能只依靠这份杂志，还要靠人群自己的觉醒。”张北川说，多年前很多同性爱者不敢公开身份、更没有公开的社团，而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社团志愿者和工作者，这是很让人欣慰的。这些成果正是《朋友》创刊之初所要达到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朋友》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朋友》每期发放1.5万份，需要资金50万元，为双月刊，主要面向男同性爱群体、艾滋病患者及卫生界、相关学术研究方面、媒体等人士。从今年开始，《朋友》的赞助方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把在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性教育，不再为《朋友》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朋友》停刊。
张北川说，目前，中国大约有3000万同性爱者，而对于这个群体，在政策、法律方面一直是空白，推进同性爱者的平等地位，还需要像《朋友》这样的杂志进行理念的灌输。
据了解，《朋友》依然是国内唯一一份“学术本位”探讨同性爱现象的健康杂志。几年前，国内先后出现了几份类似杂志，但因资金等问题，最长的仅生存了4年。
张北川说，多年前很多同性爱者不敢公开身份、更没有公开的社团，而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社团志愿者和工作者，这是很让人欣慰的。这些成果正是《朋友》创刊之初所要达到的。从这个层面上讲 ，《朋友》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话
张北川：同性爱需要法律保障
记者：同性爱这个群体，与艾滋病是个什么关系？
张北川：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和性伴侣的不固定，艾滋病正在这个人群中迅速蔓延。在血液传播得到控制后，男男之间的性行为将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高危的途径。2009年末，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传播总数的32%，超过了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记者：同性爱这个群体，跟整个社会是个什么关系？
张北川：同性爱已经成为仅次于吸毒者的第二高危人群，保护他们，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他们与整个社会唇齿相依。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的权利，不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性爱的议题上，还面临哪些课题？
张北川：20世纪90年代，同性爱的议题进入了公共话语，对于同性爱的议题，官方还没有正面来应对。目前，我国对于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我们都有了很完善的权益保护措施，而对于同性爱者却始终没有相应法律、政策规定。
数字
新华社近日的报道称，目前全国约有74万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然而，新发感染者由2005年的7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 4.8万人，其主要原因是近两年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一系列有效的预防干预政策和措施。
《齐鲁晚报》2009年12月1日报道，截至2009年8月底，统计数据显示，男男同性爱者中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占到1.8%。
《朋友》应该”后继有人”
7月27日，在张北川不足6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张北川正跟他的助手一起回复各地读者的邮件和信件。
《朋友》每期80页，分为资讯(国内信息)、艾滋病教育、认识同性爱、天下(国际要闻)和生命(同性爱者自己的声音)五部分，而从写稿、组稿到选稿，主要都由张北川来完成。
据媒体报道，张北川曾因研究同性爱而受到歧视，只好在陋巷中租房展开研究工作，吃了不少苦头。
最初决定对《朋友》提供资金支持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学者琼·高芙曼，时任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性与生殖健康项目主管，在《朋友》的终结刊中写道：”《朋友》为中国无数同/双性爱者及跨性别者提供了预防艾滋、拯救生命的信息和心理支持，表达了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琼·高芙曼认为，从2002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处理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敏感问题，着实令人钦佩。然而，政府的努力虽然很有必要，但遗憾的是它不能完全阻止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排斥和歧视。
张北川说，对于艾滋病的防控，中国目前大量资金用于病例治疗上，而在预防方面资金远远不足。《朋友》停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大环境使然。《朋友》是一份公益杂志，一旦缺少资金支持，难免停刊。
中国社科院的邱仁宗教授说，当前形势下，《朋友》的停刊很可能不是时候，《朋友》应该”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