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信力建 | 琉球何以烽烟又起?

作者: 信力建   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上尚未争出个子丑寅卯,琉球问题又浮出水面。2013年5月8日人民日报以《琉球问题也到可再议的时候》为标题,旗帜鲜明地提出:“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此论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官方的极大关注——“必须把‘中国主张不当’这一日本的立场向全世界说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日晚就此做出回应。当天早些时候,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已就《人民日报》刊文质疑冲绳归属向中国提出抗议。日本主流舆论场10日则表示“中国膨胀主义让人十分惊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不接受日方抗议”。 要讲清琉球何以烽烟再起,首先应当搞清楚琉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琉球群岛位于中国东海东缘,介于日本九州岛至中国台湾岛之间,由东北向西南成弧形分布,南北长约1250公里。琉球群岛最北端距日本九州岛仅为90多公里,最南端距台湾为80多公里。琉球群岛共有大小473个岛屿,总面积约4800余平方公里。其中以冲绳岛最大。冲绳岛距离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为820公里,距离台湾的基隆为630公里,距离日本的九州岛为600余公里。事实上,日本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就是沿着日本——琉球——台湾这条西南航线,延伸到南太平洋各国。因而,保卫海上运输线进而向大陆扩张,是日本必须面对的首要战略问题。自从吞并琉球群岛后,日本一直将此地作为侵略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跳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琉球同样是日本南下政策侵略东南亚各国的基地。直到二战末期,日本仍然拼尽全力,试图以琉球群岛为依托,阻止美军的战略企图。而美军进攻日本,也将锋芒指向琉球。 1945年,美军断然放弃了在台湾登陆的计划,将进攻矛头指向琉球群岛中的第一大岛——冲绳。在越岛作战思想的指导下,美军清醒地判断出,只要占领琉球,切断台湾和日本本土的联系,台湾早晚为囊中之物。而日本大本营在美军进攻前却愚蠢地把原本增援冲绳岛的精锐第九师团调往台湾,日军中许多明白人当时将这一命令称为“参谋本部这辈子最白痴的行为”。在战略棋盘上,日本这次碰上的不是昏聩的清政府,而是棋高一着的美国。战后,美军占领琉球群岛,建立了一系列海空军事基地。相比日本的“西南生命线”,美国的“新月形防御地带”体现的是美国对全球海洋战略的规划。所谓的“新月形防御地带”包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文莱——印尼——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军又建立了日本南方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加罗林群岛的第二岛链,由此将前面的“新月形防御地带”称为第一岛链。 那么琉球的归属究竟何在呢?冲绳本是琉球王国所在地。琉球王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明初即接受明朝皇帝册封,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藩属国。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派出册封使到琉球,此后历代册封使不绝于途。这里需要厘清的是“藩属国”跟“宗主国”的关系不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只近乎附属国与保护国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从西汉开始就有藩属国,中国历代王朝多对藩属国采取怀柔政策,很少干预其内政,却无偿为其提供保护。因而藩属国一旦羽翼丰满便脱离宗主国而独立,或改奉他国为宗主国的事也所在多有——比如,历史上朝鲜、越南等都曾是中国藩属国,可后来都改奉其他国家或独立。如朝鲜甲午后改奉日本,越南改奉法国,后来又都独立。 琉球也是这样。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登极,讽示流球朝贺。琉球国王遣其子赴东京贡献方物。日本天皇下诏,以琉球为藩属,1873年又列琉球为府县。1875年5月.日本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对中国的“朝贡”,并派军队驻扎琉球;为了消失中流之间“宗藩关系”的痕迹,6月又强令琉球改用日本年号。1876年,日本在琉球设立司法机构,事实上将琉球置于其统治之下。琉球国王不堪日本的侵略压迫,于1877年4月密遣紫巾官向德宏等人来华,呈递国正密信,恳求阻止日本的吞并行径。清廷派何如璋到日本进行交涉,但未取得成果。1879年,日本政府以武力派往不设军队的琉球,将琉球国王强行解到东京,吞并琉球王国,将它改名为冲绳县。这在日本历史上美其名曰“琉球处分”。斯时的中国满清政府,不仅没有力量保护自己这个藩属国,而且连属于自己本土的台湾、澎湖列岛也在其后不久的甲午战争后割让予了日本。当然,中国也有将琉球收回来的机会——这机会就是二战后日本战败。1945年7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和外长在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26日所签发的《波茨坦公告》。该公告一共十三条,跟钓鱼岛有关的是第八条,全文是:“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那么,“开罗宣言之条件”又是什么东东呢?《开罗宣言》是指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会议,确立中、美、英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是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行为,“剥夺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宣言》特别强调,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解读这个“公告”和“宣言”,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是有机会在二战结束后彻底解决钓鱼岛甚至琉球群岛问题的——毕竟,“公告”和“宣言”都强调“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将包括钓鱼岛琉球群岛在内的地盘收复回来。可是当中国政府(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收回台澎时却不但把琉球群岛漏掉,连钓鱼岛也置之度外!当时日本战败毫无发言权,美国又是中国的盟友,若中国注意到了琉球和钓鱼岛问题,拿出历史上的诸多证据向美国提出收回,想来这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台澎都收回了遑论此小岛。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另外,也需要指出:无论是《波茨坦公告》还是《开罗宣言》虽然强调“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但都没有明确提出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这又为日后争端埋下伏笔。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内战,新中国政府成立,国民党逃去了台湾。中国因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拒绝和西方往来,还在斯大林忽悠下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联合国自然成了梦想。解决琉球和钓鱼岛问题自然没有可能。到1968年,日本、美国、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都证实琉球、钓鱼岛附近海域有大油田,见猎心喜,1969年1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日本首相佐藤达成协议,决定于1972年把琉球群岛交还给日本管制,美国国务院还在1971年4月9日发表声明:“尖阁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在1972年将同琉球一道归还给日本。”当然,也留下了一些空档:“尖阁群岛的主权的任何争执应由双方自己解决,或者由第三方加以裁判,如果双方希望这样做的话。”1970年,美国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把钓鱼岛“送”给日本,日本遂派出军队赴钓鱼岛巡逻。 此时中国才开始重视钓鱼岛问题——至于琉球问题,还根本无法顾及——从七十年代初起两岸的中国人才拿出历史证据,向世界申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要求收回这个岛屿。可是世界局势和二战结束时已经大不相同了,中国和美国分属二大阵营严重对立在国际上孤立不说,因为建国后一系列折腾,“经济已到了崩溃边沿”,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基本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国民党逃台后更是势小力弱,无法抗争。倒是日本,经过战后利用朝鲜战争和世界冷战,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二战刚结束的中日地位,到此时,已经完全逆转,加之日本是美国重要的盟友。此时要美国人把钓鱼岛直接还给中国已然是不可能的了。好在中国的抗议还算赶上了最后一班车,美国声称只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而钓鱼岛的主权则由中日双方自行解决。这为中国争回钓鱼岛的主权留下了一线希望,可是行政管辖权也就是实际控制权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就占到了先机! 后来中日建交,中国为了从大方面考虑,只好由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提出搁置钓鱼岛主权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方面主张钓鱼岛主权归中国所有,另一方面承认日本保有行政管辖权的现实。双方达成的默契是不用武力去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在这一问题上互相之间不作过分刺激对方的举动。 这也就是形成今天钓鱼岛局面的原由,故而日本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控制着钓鱼岛及周边海域,中国虽不断的声明此岛主权归中国所有,却从不采取任何官方的实际行动去改变钓鱼岛的现状。 所以,琉球问题的解决,比钓鱼岛问题更为困难——因为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作为中国藩属国的琉球群岛就已经被日本强行占领并改为日属冲绳。在钓鱼岛问题得到实际解决之前,琉球问题显然提不到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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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一篇被手撕的序言

近日,有不少网友发微博晒图说,在自己买的书《自由的界限》中,有书页被撕掉。据网友反映,被撕部分多为由汪丁丁教授所作的5000余字的序言,亦有网友表示被撕的位置在书尾,还有网友表示前后都有页码被撕。对此,汪丁丁发布长篇博文表示,撕书是出版社和编辑室行为,为此“感到可气又可怜”。浙江大学出版社方面则未否认撕书行为,也没有透露具体原因。   下文转载自 汪丁丁 的博客  我之所以答应写这篇序言,完全不因为译者是苏振华(况且我严厉批评了他低劣的翻译质量),而是因为作者是布坎南。那时,两年前,布坎南还健在(参阅我写的逝者布坎南)。手撕的决策,真令我感到可气又可怜。首先,这篇序言的结尾建议,注意,是两年前写的,现在恰好被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实现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商或编辑,庸俗不堪而且自私到完全忘记了新闻出版的社会责任,他们或许早已丧失了道德勇气,在我的学生来信告诉我“手撕”事件并试图安慰我之后,才来信道歉。这次事件再度表明,与上海完全不同,杭州是一个“小地方”。商业化(已毁灭了西湖),金钱拜物教,温馨而自私的小市民,如此而已。小地方不可能有一流的新闻出版,因为小地方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经查实,此类下三滥行为与中央主管部门无关,纯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室的愚蠢胆小而且自私的行为。我将与他们公开决裂,并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转交其它出版机构出版。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所以才犯了这次的荒唐错误,以致要被将来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要提醒读者,买这本书之前仔细检查是否有严重翻译错误。因为,苏振华当时来信表示接受我的批评,但他说主要译者不是他,而是第二译者。再后来,我始终没有收到他的修订稿,直到现在,从学生那里得知“手撕”,才明白此书已出版。 自由的界限的评论 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汪丁丁 布坎南1975年发表的《The Limits of Liberty》(“自由的界限”),这本书的英译序言作者Hartmut Kliemt(现在任职于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指出,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正义理论的讨论。也因此,布坎南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读者或许首先要求解释“利维坦”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们可能接受并帮助一个政府成长为庞然大物(利维坦)以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和他们追求的正义一起被这只利维坦巨兽吃掉?Anthony de Jasay(亚赛)早年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的匈牙利同胞海撒尼(John Harsanyi)一样,1948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从奥地利辗转至澳大利亚。数年后,海撒尼从阿罗(Kenneth Arrow)在斯坦福大学研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亚赛则辗转至英国并获得牛津大学研究职位。后来,亚赛在巴黎一家银行就职,再后来,他成为独立银行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投资。退休后,他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论著。1985年他发表《论国家》,引起布坎南的格外关注。2007年,布坎南和一群寻求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者发表文集《良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旨在阐释和发挥亚赛的一系列简明但深刻的见解。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至少一位作者认为亚赛,一位退休银行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在“自由基金”网站下载了亚赛的或许是最后一部作品,《Justice and Its Surroundings》。这部2002年发表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上述问题的清楚解释。与亚赛一样,或许不那样偏激,布坎南坚持契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路。他在《自由的界限》开篇提出一个问题:无政府状态可否产生秩序?这样,他便直接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的那场辩论。 诚如布坎南本人和Kliemt所言,在布坎南的思想体系里,《自由的界限》(简称“界限”)应被视为他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2年发表的《同意的计算》(简称“计算”)的姊妹篇。在“计算”里,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被用来解释关于“公共善”(public goods)的投票规则的选择。在“界限”里,如布坎南在第一章所说,这一模型被用来解释“公共恶”(public bads)的形成。这里所谓“公共恶”,就是借助民众投票同意而形成的“利维坦”。预见可能形成公共的恶,也就是预见自由的界限。那么,制度是如何失败,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恶呢?这是布坎南写作“界限”时的基本问题意识。 布坎南指出,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制度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效的。换句话说,最初我们一致同意接受某种政府形式的强制,或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为了获得秩序。然后,当政府权力不断扩展,直到某一阈值之后,我们再也无法收回或抵抗这一强权,我们在哪些环节犯了错误?对于美国的情形,布坎南这样描写:“大萧条以降,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的利维坦的持续和加速扩张。……可以被称为宪政无政府的状态下,……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与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以上所述,若将“大萧条”这一时点推迟七十年,即1999年以降,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呢?“四面八方的人们要求废除官僚机构,……将个人从加速增长的税负之下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要求公共控制继续扩展的呼声也大量存在。我们观察到,政府虽然将其指爪伸向各处,但在此期间,一般而言,由集体依法推行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似乎都在消失中。”布坎南追问: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否在侵蚀社会所依赖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遵守行为规则时,创造了公共的善。当个体违反这些规则时,公共的恶出现了。以上文字,大致表达了布坎南这部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 于是,我们可以探讨下一个问题:怎样界定权利?这是一种要严肃对待权利的呼吁(第三章)。布坎南承认,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界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他在第十章“脚注1”里批评哈耶克盲目尊崇传统。这一批评意味着,布坎南倾向于有更积极的传统革新,例如,他多年来努力推动的“美国宪法重订”会议。现在请读者回忆我开篇提及的亚赛的那一见解:权利源自契约,而不是契约基于权利。对布坎南而言,这仍是一个可质疑的假说。因为,布坎南指出,假如契约各方在一开始没有就任何权利达成共识,怎么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呢?一个著名的例,是尤士丁尼讨论过的,甲方认定乙方是一名奴隶,则他们之间的契约不能成立。产权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奴隶可以怠工,从而奴隶主的理性选择是允许奴隶有更大的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拓展契约概念,使能包括“隐契约”的情形。这样,产权之源于契约就符合情理了。类似地,布坎南可以争辩,我们也可以拓展权利概念,使能包括“隐权利”的情形。大致而言,我相信,诺齐克与罗尔斯都有理,因为权利与契约可以相生相用,只要允许概念拓展到包括“隐”情形。当然,隐的情形,不论权利还是契约,迟早都要隐入漫长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当中去了(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谓“the status quo”(可译为“既成事实”或“现状”)。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最早出现的既成事实(权利),可称为“产权”——财产权利。根据洛克的解释,产权有三类:life(生命),liberty(自由),possessions(财产占有)。我称之为洛克的“广义产权”概念。洛克的产权定义,源于自然法传统。 布坎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的深刻影响。奈特在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文章“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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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最后一跃

尽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收益昭然,而风险可控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速正当其时。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九项重点工作,“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位列金融改革之首。这两项改革正属于会议所称“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如能取得突破,必将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起到显著的“杠杆性作用”。 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向,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时就已明确。经过20余年探索,两项改革均已取得重要进展。目前,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理财产品和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已经实现市场化,央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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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全球政策失灵 投机为王

  全球经济已经陷入滞胀,增长率仅为2%,而通胀率为3%。今后18个月中,通胀率很可能会超过4%,而经济增长率却依然会止步不前。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一倍,令全球经济很难走出滞胀。   近来商品价格有所下滑,但这并不代表通胀趋势有所转变,只是将收入转化为消费者购买力的一次再分配。当前实际利率普遍为负,货币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在任何经济要素诸如新兴国家的手工劳动力、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农产品、房租、医疗、教育等等出现短缺时都会引发通胀。   在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预期本身已经在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也将长期面临这一问题。当前,由于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有误,全球经济陷入通胀危机。   跨国公司仍然是当前全球局势下最大的受益者。宏观不稳定因素使其有机会从全球需求与生产成本的频繁波动中套利。负实际利率又大幅提高了其利润。   经济挑战和政策回应的错配,也令投机资本从中获益。全球经济需要更加灵活的供应链,以解决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带来的错位问题。迄今为止,政策回应主要是以货币刺激拉动需求,期望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各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就像涨潮一样,将所有结构性问题淹没在潮水中。但是,过去五年中,货币政策并未实现其主要目标,反而使资产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投机资本迎来了从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中大发利市的黄金时机。尽管近期金价有所回落,但是黄金持有人仍然是当前宏观环境的巨大受益者。2013年金价可能会再创历史新高,并在2014年大幅上扬。只有当通胀危机迫使全球央行大幅紧缩时,黄金牛市才会终结。    全球政策失灵   新兴经济体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滞胀征兆。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都正在面临严重衰退。但是在尝试刺激方案时,却又都受阻于通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预测,2013年新兴经济体国家GDP增长率为5.5%,一季度的数据却显示,今年其增长率严重放缓。我预测,今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增长率仅为4%,GDP平减指数最高很有可能会达到6%左右。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仍将继续维持。通胀率很有可能会达到GDP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7%,而GDP平减指数为2.4%。据报告,2013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其中1%源自存货积累,而GDP平减指数为0.9%。我相信,实际上GDP平减指数要更高一些,而经济增长率则仅为2%左右。美国经济处于温和的停滞期。高失业率将工资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尽管经济疲软,我们就不应当关心巨大的通胀压力了吗?由于美国的失业局面仍有可能继续加剧,因此许多部门可能会出现工资通胀。能源和农业部门已经面临这一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预测,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为1.4%。一季度数据表明,这一预测过于乐观。我认为1%的可能性更大。经合组织成员国很有可能与美国一样,GDP平减指数高于经济增长率。   按照当前汇率,经济组织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是新兴经济体。上述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通胀率为3%。   最近的20国集团会议并未提出新办法。还是同样一批人在谈同样的政策药方。迄今为止,刺激的规模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已经相当庞大,但全球经济依然陷入停滞。刺激政策的支持者的主要借口是刺激规模还不够大。   我曾经成功地预测2008年经济危机,理由是西方国家在长期竞争力衰落的情况下还继续维持高生活水平,势将引发债务狂澜。危机爆发后,我曾经预测,全球决策者会错误地支持刺激政策,从而无法解决困境,全球经济将陷入停滞。   泡沫破灭本应敲响警钟,但是却被错误地解读诸如自然灾难一样的周期性事件,或者只是源自糟糕的金融决策。英语国家的主要对策是以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欧元区的主要对策是以紧缩政策控制债务增长。两者都没能奏效。但是相关的政策辩论却仍然局限在两者之间。   技术进步与全球化使得工作岗位、生产流程、甚至服务都可以全球流动。但民众仍然局限在国境之内。个人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竞争,但诸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许多支出都取决于地方性市场的定价。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种不对称现象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混乱。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错配,发生在地方性市场的灵活性与全球竞争之间。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比不上商品或服务市场,因此失业陷阱比其他生产要素陷阱更为严重。为了保护劳动力,经合组织的各个国家建立或是容许了许多措施,限制企业调整劳动力需求,以应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波动。然而,这些人为设定的市场障碍受阻于全球化的大潮。跨国企业无需将制造流程安排在其售出产品的国家,苹果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国家由此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   这两种错配紧密相关,必须同时解决。除非生活成本中的大部头开销能够体现出全球竞争,否则取决于全球竞争的工资就不是可以维生的工资。因此政府应当关注生活成本的下降,并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   货币刺激政策使得问题更为严重。受其影响,诸如医疗、教育、住房这样的非交易项目价格上涨,给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带来了更大阻力。就此而言,刺激政策和紧缩政策可谓殊途同归。    第五纵队   世界由主权国家组成。如今跨国公司实际上是破坏国家稳定的第五纵队。IT信息革命成就了如今的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可以转移到任何低成本国家,以扩大盈利。由于主权国家各自独立发展,彼此之间差异巨大,因此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盈利机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相继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更大的盈利机遇。尽管全球增长放缓,但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跨国公司的利润仍然高速增长。   全球化使得大部分国家都融入了全球市场。而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新的跨国公司诞生。这一因素使得现有的跨国公司更有价值。我认为大多数养老基金应当投资给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规模大不一定能确保成功。必须有别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是当今世界的最好资产,尤其是食品品牌很能从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增长中获利。尽管奢侈品牌最近受挫,但其优势仍在。   总体而言,新兴技术产业并非长期投资的好选择。在IT产业,早晚都会有人发明出更好的技术。然而,在成熟产业,有些技术很难复制。能源、化学与机械产业都有投资优势。   金融市场普遍相信公司信用不应当高于国家信用。这种想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今世界了。跨国公司的收入来源遍及世界各地,其收入波动小于一国的税收波动。跨国公司的杠杆效应比国家低,收入增长率比国家高。我认为,如果要买债券,跨国公司发行的债券要优于国债。    打不过,就合作   危机往往能催生出铁腕领导人。“二战”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就是如此。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却没有出现铁腕领导人。可能需要再出现一次危机,才能产生能够正确应对危机、并将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新一代领导人。可是在此之前,人们必须竭尽全力熬过滞胀。   如今全球的实际利率可能为负2%。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两者相差3%。这意味着财富从存款方再分配到贷款方手中,资金规模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每天超过550万美元。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法抢劫。但是各大央行行长总是用晦涩的学术术语来掩饰真相。所有这些都是包装策略,无论如何,这都是抢劫。   一旦经济增长率欠佳,人们总是呼吁加大货币刺激力度。可以预见,央行为了安抚市场,只会执行宽松政策。即使货币刺激政策果真奏效,那也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一政策会即刻影响资产市场。如果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间点采取相同政策,就会给全球所有流动资产带来巨大的投机机遇。   经济学不擅长研究投机行为,假设其并不重要。但是,投机资本如果充分利用其杠杆率,可能会撬动全球GDP的一半。它们可能会将波动放大到造成大众恐慌的程度,改变国家乃至世界的均衡模式。宏观政策的制定或多或少受制于全球投机资本。   打不过,就合作。加入全球投机资本的做法可能不道德,但是利润丰厚。人们可以投资部分此类基金,或者模仿其运作模式。毕竟,当前全球各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将财富从不懂投资的存款方再分配到贷款方或投机者手中。你可以加入反方,进行回击。   最近的金价暴跌动摇了许多人的信心。不用担心。金价已经探底,马上还会涨到新高。长期来看,金价的涨幅会远高于通胀水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买黄金是抵抗通胀的最佳手段。各国央行帮着小部分人掠夺众人财富,对小人物而言,买黄金是抵抗各国央行的利器。   是的,买黄金不会产生利息。包括巴菲特在内的许多人都低估黄金的投资价值。但是,买画买古董也不会产生利息。当货币供应量上涨时,任何稀缺资源的价值都会上涨。   黄金是世界性稀缺商品。会作画的艺术家每天都在增加。可是世界上80%的黄金已经开采出来了。剩余的20%只够再开采20年。货币供应量会一直增加。但是黄金的供应量却只能增长20%,以后不会再有。   新兴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将大幅拉动全球需求。当人们意识到世界上黄金余量已不多时,金价就会飙升。如果你不知道在通胀环境下如何给财产保值,就应当积累黄金。当金价像三周前那样下跌时,就出手多买点吧。   (发表于中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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