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作者： 信力建   关于长征，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是一次红军斩将过关所向无敌的“战略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红军英勇无敌指那打那，几乎就是百战百胜——这个意思，在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写的“七律·长征”一诗中，有充分表示。 然而，事实上，红军长征所以能走到陕北，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沿途军阀的放水，当然也得益于蒋介石利用红军的盲目流窜来收拾沿路军阀。我们已经在《泸定桥上神话多》一文中论及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放水嫌疑，现在，我们不妨就长征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再来看看沿路军阀是如何放水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1月初,红军离开瑞金后,迅速突破了蒋介石在红军前进道路上设置的第一二道封锁线,顺利进入湖南，蒋介石任命湘军头目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在第四道封锁线上，蒋介石最不放心的的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此前蒋、桂几度合作、也几次分裂，桂系集团高层内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积极参加了地方实力派掀起的几次反蒋战争。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直接与桂系有关。长期以来，蒋、桂之间的疑忌很深，蒋介石也看到了这点。为了拉拢桂系，利用桂军，他在发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慷慨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并随即派飞机送去两个军3个月的开拨费100万元、堵剿计划和电台密码本等等。李、白两人也复电“遵命办理”，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有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暗示不希望中央军趁机入桂作战。表面上，桂系除大张旗鼓修碉堡筑工事外，还积极响应何键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11月16日，湘、桂双方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达成“全州协议”，议定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湘军衔接。 桂系虽然口头上答应了蒋介石要“遵命办理”，实际上却另有打算。11月上旬，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堵红军的对策。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会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认为红军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攻四川。这三种可能性，他认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所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而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也符合红军的作战战术，因此第二种可能性次之；而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很难立足，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在会上，桂军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刘斐分析：红军虽然失败了，但仍有一、二十万的兵力，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一个集团军两个军16个团，总共才20000多人。他特别提醒与会者：“如果我们以20000人去堵200000人，肯定会被红军吃掉。古人云：哀兵必胜，红军到了无路可走时，拚死战斗，我们肯定会被吃掉的。老蒋的阴谋是叫广西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利。如果我们打输了，共军进入广西，老蒋就说‘我来替你剿’，到时广西就是他的了。如果侥幸打胜了，广西也已疲惫不堪，老蒋会说‘我来为你善后’，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名义吃饭，也会顺利地进广西。这个仗的确不好打。”几次会议研究的结果，桂系最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但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保全桂军的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具体做法是放开一条道路让红军从北部经过进湖南、贵州，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敷衍蒋介石——实际上就是“放水”。 特别搞笑的是：会后，白崇禧立即部署第十五军在灌阳、全州一带占领阵地，第七军则控制恭城、兴安一线，作出侧击阵地。白崇禧在视察防线时兴致很高地对十五军军长夏威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几乎就怕红军不从他们放水的“沟渠”流走。 更为凑巧的是：就在桂军逐一展开部署期间，白崇禧收到潜伏在南京内线的密电，称：蒋介石已定下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从龙关虎两侧地区流窜广西、广东，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中央军的大举进入，从而达到桂系、粤系、红军俱除的目的。据时任桂军兵部参谋长的汤圭回忆，白崇禧当时气极败坏地咒骂：“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立即命令转移桂军主力扼守龙虎关，灌阳到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在恭城机动待命。汤圭劝说要考虑防止红军由灌阳、全县突入。白崇禧愤然地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个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要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如果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广西内地，牺牲我们全省的精华。” 11月21日，红九军团攻克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向广西要隘龙虎关作佯攻，以吸引桂军东调增援。白崇禧接到报告后极为紧张，意识到红军过境势不可免，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他权衡得失，为了避免与红军决战，决定立即放弃湘江防线。当天向蒋介石发电谎报龙虎关、富川、贺县遭到红军进攻吃紧，要求桂军从湘江沿岸撤出到龙虎关防堵，让湘军前来接防。第二天下午，第十五军除留在全州、兴安、灌阳各留下一个团，其主力以及第七军的1个师全部转移到富川、贺县，而以第十九师担任龙虎关防务。 桂军从全州、兴安一线突然撤防，顿使何键手忙脚乱，他不得不下令刘建绪部4个师立即南下全县，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11月23日，何键发给蒋介石一封长电，除指责桂军撤走让湘江防线“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外，更是叫苦不迭声明湘军无力迅速接替桂军所通防务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至此，桂北湘江一带只有桂军3个团分别闭城固守，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整整3天没有敌正规军防守，这等于给已陷入困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 可惜的是，红军未能利用蒋、桂矛盾，抓住桂军后移和湘军未到的3天宝贵时间，轻装突过湘江。如果是这样，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则战局也更为主动。当时受博古、李德控制的中央军委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用意毫无知晓。11月25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才发布关于进行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迅速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1个师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分兵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转入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然而已经错过最佳时刻：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大为震怒，在电报中插斥责桂军“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再次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李宗仁、白崇禧迫于压力，才将部队调回，与红军激战。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但损失惨重，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红八军团、红三十四师、红十八团基本上全军覆没，红八军团的番号也没了。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这还是桂军放红军一马的情况下，如果桂军拼死阻击红军，恐怕红军得全军覆没了。 （文章原创于2010年12月）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4/25/cc25quake/ 地震撕裂中国互 联 网 纽约时报 中文网 编辑 困困  2013 年 04 月 25 日   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   4 月 20 日在四川省雅安地区发生的 7.0 级大地震撕裂了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新闻发布后数小时之内，中国的社交网络如微博，门户网站的论坛及其他网络空间中即出现争议和争吵。灾难如同一个集结信号，将虚拟空间的中国人汇集成一个狂热的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派系争斗与人身攻击，很多议题无法达成具有倾向性的一致。这些撕裂式的争论既暴露了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时缺乏有序、专业的应对机制，也是中国网络世界由来已久的阶层割裂、语言暴力乃至官方舆论控制的一次集中爆发，最终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乱局。 争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及相关机构应对灾难的质疑，对 “ 公知 ” 公共言行的挑战，以及 “ 不添堵 ” 背后掩藏的关于商业化媒体和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重大事件的不同意见。 地震发生初期，针对中国政府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批评比较集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效羽整理的震后微博反应时间表， “ 事件发生后 120 分钟以内就会有知名公知批判 ” 。批评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的报道速度，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救灾速度与秩序等。这种批评起到了实际效果。比如至 4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天津辖区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住建部向四川雅安芦山、宝兴等灾区派遣城镇供水应急抢险分队车辆免收通行费。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鸣则在新浪微博发表《悲情是最差的选项》一文，提出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救灾、精细救灾， “ 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 ”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批评持续数日。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筹款约 14 万元人民币，与之对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 “ 壹基金 ” 一天筹集善款约 1000 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落败持续至今， 23 日，广州的一家邮局甚至挂起了 “ 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 ” 的标语。同时曾获得潘石屹、任志强等企业家信任的 “ 壹基金 ” 也开始遭遇责问：与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救灾能力，牛根生 —— 毒牛奶丑闻主角之一 “ 蒙牛乳业 ” 的创始人 —— 担任 “ 壹基金 ” 理事，这是否降低了它的公信力。 信奉 “ 围观改变中国 ” 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起到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但是对威权统治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满，以及信息不对等，导致这种监督逐步演化为愤懑之情的宣泄。 4 月 23 日晚间 8 点左右，北京民政局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评论和转发中出现了 20 多万条 “ 捐你妹 ” ， 14 万多条 “ 滚 ” ，两小时后这条号召被 “ 加密 ” 。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境遇如出一辙。 4 月 20 日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也使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赈灾和募捐信息，收获的也是数以十几万计的 “ 滚 ” 。 在普遍的责备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4 月 22 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发表《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一文： “ 批评更需要节制和慎重，特别想对那些充满讨伐激情的网友说一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 ‘ 找一个敌人去讨伐 ’ 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 北京学者、作家崔卫平曾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中提出 “ 权力性反对 ” 的概念， 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 “ 出现了另外一种 ‘ 以官方为中心 ’ ：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 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 。 互联网公知质疑公权力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自身言行的挑战。 “ 公知 ” 这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十分微妙，它既被泛化 —— 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用户被笼统称为公知，也面临污名化的危险 —— 公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负面词汇。公知的代表人物，作家李承鹏在地震当日前往灾区救灾，过程中不断遭遇 “ 作秀 ” 的质疑之声。而另外一位公知、作家韩寒则结合 2008 年汶川地震参与救灾经验发表《地震思考录》，呼吁冷静与理性， “ 在救援最重要的 72 小时内，明星名人不要前往 ” 。这使针对公知的讨论分裂为两个阵营：积极参与与冷静以对，双方互相讥讽。《都市周报》的编辑耿清华在微博上提出用 “ 职业政治家 ” 的眼光看待行动派公知： “ 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 ‘ 出名 ’ ，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 ” 4 月 21 日晚间，国务院下发通知， “ 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 ” ， 随即 “ 不添堵 ” 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头版 ，网络针对这一词汇的争议持续发酵。这既是对救援车辆在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堵车这一新闻的反应，也指向涌进雅安的媒体记者，志愿团体和个人。响应 “ 不添堵 ” 者认为此次对于地震的反应过度；而 反对者则猜测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自官方对商业化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 前往地震现场的媒体数量是否合理，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负责人卢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地震当天报社派出了 21 名记者前往灾区采访。他承认 “ 媒体的到来肯定有挤占灾区资源的影响在 ” ， “ 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媒体报道对信息公开，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上。 ” 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疑问： “ 很多媒体派记者去一线采访，但有多少是独家报道呢？我们不要为了去雅安而去雅安，不要为了表示而表示。 ” 各色媒体都涌向前线，一些消费灾难的报道引发反感。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账号 “ 作业本 ” 发布一条消息称： “ 四川卫视戴眼镜的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 ” 该条微博被转发超过 5 万次。普利策奖得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彼得 · 阿内特 (Peter Arnett) 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 “ 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要始终考虑受访人的感受，在报道中要剥离自己的情绪去遵守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最重要的是快速准确地报道灾情。 ” 在公众层面，由 “ 围观改变中国 ” 演变为信息过载，不知所措和情绪激奋。韩寒创办的电子杂志《 One 一个》在新浪微博的账号 “ 亭林镇工作室 ” 针对围观网民的困惑发表评论： “ 捐款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多是炒作，捐少是抠门，公开是显摆，不说是装逼，解释是掩饰，沉默是心虚，无图无真相，有图说伪造。 ” 互联网用户面对灾难选择性摇摆的同时，针对灾情的反应相左者，也互相指责和倾轧，一言不和即出现人身攻击和诅咒性言论。 崔卫平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呼吁中国人 “ 善待他人 ” 的文章中写道： “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 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自网民集结并参与公共事务以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养成方面积极意义的探讨，与对网络暴行的反思，一直并肩齐行。 2012 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一文，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见证的力量， “ 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 ‘ 网聚 ’ 而产生。 ” 而杭州市委下属的市情研究所研究员姜方炳则于 2011 年在《浙江学刊》发表文章批评 “ 网络暴力 ” ： “‘ 网络暴力 ’ 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 ‘ 道德 ’ 、 ‘ 正义 ’ 等 ‘ 正当性 ’ 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 如同硬币的两面，中国互联网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而在此之上又有一种潜藏但却极为巨大的力量介入 ——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 2013 年 4 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大的笼子》 (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 ，该文认为，互联网本来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中国政府通过雇用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最终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 网络信息分散的特性，中国网民的愤懑性行为习惯，以及中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导致了互联网生态的乱象，雅安地震将这一持续已久的乱象在短期内放大。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在采访中对我们说，这种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 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没有公共辩论的训练和习惯，中国网民在享有较之以往更大进步的公共言论自由时，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威权统治遭受质疑，意见领袖随着公知污名化而失去尊重，宗教信仰也缺少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基础和力量，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 特约撰稿人王鑫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这些年，如果带家人逛公园，比较难受的事情就是遍地怀旧歌曲。湖光山色中，常常有退休老人，以及一些中年人聚在园中一角，用歌声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坦率说，我对这些老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怀旧很难感到认可，更难以忍受的是，这些老人们往往习惯用很响很响的劣质音响设备，格外扰民。除此，在一些特殊时候，这些人会重新拾起过时的装束、标志物、旗帜，让观者有瞬间穿越之感。不妨将之视为一种cosplay—后者也往往是同样是公园里的另一道景观。 唱咏怀旧歌曲是比较委婉的说法—这些老人怀的不是流金岁月民国范儿的旧，却是红色之旧，“文革”之旧。对于这种情绪及其表达，难点在于，很难分清楚究竟是“奉旨怀旧”还是自发表达。 事实上，唱红怀旧性质多变。比如之前的西南某地所掀起的红歌潮，大有席卷全国，让时光倒流之势，不过，所谓之势，仅仅就是个“势”而言，一旦权力变化，瞬间就有沧海桑田之感。从“得势”到“去势”，其中转换，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近日一则新闻颇为引人关注：有报道称，在曾经以唱红歌蜚声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庆，一年以前，狂飙突进的红歌运动戛然而止，红歌甚至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除了一些广场、公园老人们的文娱活动中还有红歌的声音之外，红歌潮水般在这个被称为火炉的城市退却。而更意想不到的则是，曾经风光一时的重庆红歌研究会，通过审计，却因主管部门不给盖章而无法年检。最后，这个“社会组织”只能停摆。 不大喜欢红歌，可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没有什么喜悦。当然可以指责我意识形态那根弦崩得不够紧，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又降低了一点走回头路和“文革”复辟的危机。可实际上，这些风险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我颇有疑问。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诉求究竟状况如何？最近有学者用实证办法进行了调查，结论如下：如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在中国人心目中，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这个结论源于中国社科院张明澍负责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在2011年进行了调查之后，他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得出这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 这些结论肯定会遭到重重质疑，而且，似乎与微博等新媒体表现出来的倾向也不尽相同，但是，考虑到网民与国民还是存在着数量上较大的差异，以交互为特性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同时存在着放大倾向压抑异质声音造成“沉默的螺旋”这般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相信社会学调查的结论，毕竟，调查机构在全国四类城市—直辖市及特大城市、省级及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及县级市中，随机抽取北京、深圳、孝感、榆林做随机入户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样本数量1750人次，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基本相同。 如果结论靠谱，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把中间化立场的51.5%因为缺乏鲜明主张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其他的民众，无论是何种倾向，都存在表达的欲望，而于社会而言，有声音发出，渠道表达意见，是纾解社会压力，缓解民众焦虑心理，以及降低戾气之必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实际上缺乏社会共识的特殊阶段，形成一种初步的社会共识非常重要，而表达，确实是其中关键的第一步。 其实，正如时代周报不久前做过的“脱节者”专题所阐述，由于话题体系的特殊性乃至病态性，在话语对抗中，这些唱红或者怀旧人群的力量是被放大了，语言之间的逞勇斗狠，却无法遮掩其被改革和时代遗忘造成的脱节者的现实。即便是拉着横幅去讲座、会议等地方“砸场”，甚至搞言语上的人身攻击，也都还是民间的行为，最多算是依仗想象中的上意狐假虎威而已。 另外，作为现实中的人，既有理性一面，也有非理性一面，当一种学说和话语体系上升到信念信仰等媒体领域，即便有事实有道理，说服依然是很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偏执者怀旧者的存在注定是每个文明社会都存在的现象，而在思想市场上，正是因为有这些声音，才多元，才有竞争。 除此，要注意，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缺乏“公正”，怀旧的民意基础是存在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审美的问题。而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如果媒体漠视这些声音，不形成民间最大公约数，没有合力，很难形成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变化。而现在，中国社会尚在底线形成过程中，既如此，直面多样声音，更成为必须，如不再唱红的红歌会长所言，“80后唱周杰伦的歌，字都吐不清，我们不反对，但也不能反对我们唱红歌”。 当然，一切的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民间的归民间，官方的归官方。奉旨怀旧，将怀旧当成生意，闷声发大财者，往往最喜欢把水搅浑，所以，建设健康的社会舆论生态，恐怕关键一点在于划清官与民的界线，让法律发挥作用，保证民间各种表达的权利，同时，对于一些涉及诽谤、侮辱的言论乃至行为，提供法律诉讼制裁的渠道。 无论如何，正视社会现实乃至真实，是必须的。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3-05-09/129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