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作者： 信力建   1.@木然：有人问我你会不会自杀，我说，我才不自杀呢，我还有三个梦没有实现，第一是全面建设小康梦，第二是全面实现共产主义梦，第三是让贪官们都下狱的梦，我得把这些梦做完，不过做完我也不自杀，我还想做一个腊肉搬家的梦，就是这最后一个梦，体现了我本善良。 2.【网友的中国梦】：结得起婚，育得起娃，上得起学，医得起病，住得起房，养得起老，买得起墓，水、空气、食品无毒害，房子不被强拆，人不被活埋，摆摊不会被掀，无敏感词，说真话不被失踪，不被劳教关黑屋，嫖宿不能取代强奸，有事能依法解决而不用被迫去上访或血拼，真心自然地工作、学习、恋爱、生活。 3.针对日本就《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再议琉球（冲绳）主权”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昨天回应说，琉球问题是学术问题，中方不接受日本的交涉和抗议。另一方面，外交部也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铁证如山，“这不是什么学术问题。” 4.在1972年9月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民间对日索赔，中国政府采取“不鼓励、不介入、不反对”的立场。 5.民政部日前印发了《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就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和会场布置做出规范，旨在深入推进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实践。 6.江青于1961年在庐山拍摄的毛泽东相片，将于今日在北京华辰春季拍卖会上拍，估价3万至5万元人民币。江青此幅作品，在文革期间以李进笔名发表，采用手工上色将黑白照片做成彩色照片。 7.上学时，妈说：等你毕业妈就享福了。毕业时，妈说：等你找到工作妈就享福了。工作时， 妈说：等你结婚妈就享福了。结婚时 ，妈说：等你有小孩妈就享福了。有了小孩，妈说：等小孩长大妈就享福了……周日母亲节，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8.针对互联网上疯传的“广州拟投6亿建公墓只埋干部”一事，广州市民政局9日回应称，广州拟投6亿的福山公墓项目目前规划有4栋骨灰堂、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及公众墓区、烈士墓区、荣誉墓区、艺术墓区、壁葬墓区等，不存在“只埋干部”的说法。 9.小雨过后的郑州帝湖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翻肚的鱼。不少市民怀疑是水质出了问题，中原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从检查的情况来看，鱼翻肚可能与雨后水中缺少氧气有关。 10.5月9日，珠海公安、工商部门对位于珠海前山福溪一个“旧服装出口”的贸易公司仓库进行执法时，在仓库里准备打包出口的大批旧服装里，意外发现了印有珠海红十字会标识的编织袋。 11.今年年初，浙江温州被曝多地河流污染严重，网友纷纷悬赏环保局长下河游泳。8日，浙江省副省长卢子跃在视察当地河道整治工作时表示两年后再到龙港，协同环保局局长一同下河游泳。网友则进一步提出：能否由网友投票决定副省长和局长游哪条河？ 12.昨日，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所有民办非学历高校校名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和“国际”“大学”等字样。教委称此次改名旨在准确体现学校办学类别、办学层次，区分非学历高等教育与学历教育普通高校的名称。 13.昨天，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截至2010年，我国0-17岁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已达到9683万。其中，有近205.7万的留守儿童处于独居状态。流动儿童在个别省份非常集中，北京每10个儿童中就有3个是流动儿童。 14.兰州王先生买了一袋正林瓜子，没想到竟从中吃出一只干瘪的死老鼠。王先生称，厂家代表承认瓜子是正林所产，答应赔偿1000元，被他拒绝。厂家称王先生索赔1万，本希望对那袋瓜子进行鉴定，但被拒绝，现在难以确认瓜子是否正林所产。 15.由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受首都文明办委托开展的“2012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分析报告”本周三出炉，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去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达83.26，比上一年的83.05提高0.21个分值。至此，北京市民文明指数已连续七年持续上升。 16.人类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卢梭《忏悔录》 17.财新专栏作家王汉锋认为，市场化的改革、政府放权等，要取得成功必须考虑环境和前提条件，必须遵照一定顺序。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当其冲应逐步建立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让权力运行透明化并接受监督，而不在于急于求成地推进“放权”和推进“自由化”。 18.剧场里，有一个蠢人心血来潮大喊：“着火了。”人们纷纷朝门口拥去，大家挤成了一团，互相推搡。当事件平息下来后，有20人被踩死，50多人受伤。这桩大恶只是由一句蠢话造成。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蠢话的恶不像剧场里发生的这样当时就看得出来，而是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发展成大恶。——列夫•托尔斯泰 19.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取舍的过程。聪明的人，在于他知道什么是选择。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善于选择和敢于放弃。许多人一生碌碌无为，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敢于主动放弃，即标志着新的人生的开始。——林肯 20.@张鸣：在网上，经常有非常悲惨的消息，自称被迫害者恳求你转贴，关注。你说你不管吧，于心不忍。你说管吧，也的确有可能不真实，甚至还有故意来钓鱼的。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你有何办法去鉴别真伪呢？以传谣为名，封杀转者的号，无非就是不让人管闲事。不改变民众呼告无门的状况，专门封杀转帖者，本末倒置。

关于捕快的种种 　　　　　　　　　　　　　　　　　张鸣 在现在的古装电视剧里，捕快的形象好像挺正面的，好似今天的刑警一般。这些刑警穿着古人的衣服，说着现代的话，侦破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上得厅堂，下得茅房，出入各种高级或者低级场合，盘问各种各样的人，跟乡绅和官老爷平起平坐。显然，编电视剧的人其实是在说刑警，不是说捕快。古代的捕快，虽然干的是类似警察的活计，但身份地位，跟警察却大不一样。如果要有人看出有点近似的话，也是古代“警察”的遗风有那么丁点孑遗。 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之外，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给县官老爷站班和做仪仗队的，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帮同吓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的。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打打杂，危机状况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于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地位重要的捕快，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其实，不止中国，古希腊城邦的警察，也是奴隶来做的，公民犯了事，要由地位低贱的奴隶抓他们。每逢开公民大会，好些偷懒不肯出来开会的公民，也是由奴隶拿绳子赶他们出来。 贱业由贱人来做，做这种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等于是让贱民行使公权力。所以，实际上，捕快在民众中威风极了，一点贱的影子也没有。动辄拿人、锁人，谁见了都惧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 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宽限钱”“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 最恶的事，是弄个无名尸体，趁深夜放在某些殷实人家的门口，谁被这样黑上，即使后来真相大白，家也肯定破了。弄不好，户主还可能进监狱丢了性命。再就是让娼妓假作良家妇女勾引过路行商，以拐带妇女名义讹诈之。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古代的“钓鱼执法”。 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 捕快之害，当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规定，要地方官尽可能限制衙役下乡。但是，大结构确定了贱人做恶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贱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把一些人人为地划成贱民，然后让他们做坏事，好转移老百姓怨恨的视线，其实，最后的怨恨，还是要落在统治者头上。

原文地址： 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分析 作者： shao 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就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西方的一些研究咨询机构也得出结论，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很难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甚至比不上印度。而在大学里，不少学生反应，花了四年的时间加上高昂的学费，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 的人后悔读大学，而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有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中国教育网曾刊文指出，当下中国教育现状堪忧。那么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现状如何？今天的中国观察我们听听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的分析。 主持人：程老师您好！ 程晓农：你好，希望之声的听众你们好！ 主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疑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西方的一些研究咨询机构也发现，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很难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甚至比不上印度，从这些反馈来看，您认为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程晓农：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官僚化。大学在一个民主国家是属于思想自由交流的一个学府。它的重点是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培养出一种独立思考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和发挥的能力，重点是培养这个。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大学强调的学术只有和思想自由，如果失去了这两个自由，大学就成了一个教育机器，成了一个思想控制的机器。而中国恰恰是落入了这个窠臼。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如此。 主持人：什么是学校官僚化？ 程晓农：所谓学校官僚化就是说政府把大学办成了官僚机构。在这个官僚机构里头，从教研组、到系、到院、到校部，有一层一层的官僚机构，每一层官僚机构都按照行政级别来定级。比方讲，院长是处级，校长是局级或者副部级，这种把戏在西方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教授们会觉得我作为大学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如果把我比做官僚机构的处级干部，他觉得是一种羞辱。何况西方也没有什么处级、局级这些概念。但是，中国大学教师们抢着去抢 这些官僚位置，而且觉得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那么，同时它把大学办成官僚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官僚统治的方法来统治大学，剥夺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之所以使用官僚统治，原因就是共产党对全国的统治都是官僚统治，所以对高校也不例外。在这种官僚统治当中，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权威性，哪怕这个院长可能是不学无术的。但只要他是处级，那么他对科级的系主任或者是教研室主任就有非常高的权威，可以否决教授们的各种想法。所以在这种官僚体制里头，以重视官僚、培养官僚、提拔官僚为导向的大学教育，必然的使这个学校不会有生机。 那么第二部就是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就是刚才谈到的用官僚管理法。官僚化管理的特征之就是，它没有办法使用一套客观的、公正的标准来评价教师的学术成就。比方讲在西方，一个教授是否有学术成就，并不是系里面评比评出来的，也不是数量指标，发表了几篇论文，完成了多少工作量，不那么简单。西方当然有些基本的应课要求。但是他对教授还有很多其它的要求，比方讲教授给学生提供的所谓office hour，就是服务时间，为学生答疑、解难。这是对教师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同时，这个教师还要帮助学生做研究、选课、修课等等方面提供各种帮助。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教师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它不是校内评价，更不是系内评价，而是社会评价。也就是说，教师的论文发表，他拿出去的时候是要匿名的在学术刊物上由有其它学校的教师匿名评审。评审的结果决定这篇文章质量够不够那个杂志发表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校内的什么人际关系啦等等都没有办法产生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公平。 那么中国是没有这套制度的，同时它配合官僚管理。就是由校内下达指标，就跟工厂里面对工人下达指标一样。一个月得完成多少指标，它就会给教师按分级任多少门课折几分，完成多少论文折几分。那么，这种管理方法是必然的追求数量，而没有办法按质量标准来衡量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师其实能力水平不够，如果按社会评价，就像如果按西方的标准来评价，由校外的教师匿名的评审他们的研究结果，他可能根本就达不到要求，而应该被解雇。但在中国这种校内封闭似的管理当中，人情啊、熟人啊，一切都是透明化的、互相的、面对面的评，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完成数量指标就行了。这个结果就造成了大学里面很多教师的研究成果灌水。灌水有两种：一种就是档次不够的论文，通过关系在别的杂志发表了。这里面当然又涉及到中国的校刊质量又非常烂。编辑和教师之间又可以有种种的私人关系，它也不是匿名评审的。所以编辑知道作者是谁，所以拉过关系以后，编辑可能就给熟人优先发表。所以，这些因素都导致教师的科研成果的水平没有办法衡量。 另外，在大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很烂的标准，比方讲，社会科学领域。要把什么学习邓小平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文章也评成学术成果。而且据说还有这方面的博士。那么，象这样一些烂文章就充斥了中国大学校刊的头几篇。如果是社会科学校刊，头几篇都是这个东西。这种文章本身就是互相抄袭，甚至干脆抄《人民日报》。但是，在中国这种烂东西居然就可以评成教授。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很多教师为了凑数，能让更多的论文发表，得到职称上的提高，就开始抄袭。与此对应的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各种学术刊物，付费刊登。就是买版面。这个把戏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十几年来，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教育腐败。严重的降低了大学教师的研究质量。但是，他在中国官僚管理下就必然成为一种副产品。 主持人：有很多人反映，现在的大学里学不到多少东西，很多都是照本宣科，和实际出入很大。 程晓农：刚才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剥夺学生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所以，学生在课堂上，不是由老师帮助他们学习知识，然后学会提问题，学会质疑，学会挑战老师，然后学会发展自己的观点，学会一种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所有这些在中国，不仅是不鼓励的而且有的时候是静止。比方讲，中国从小学开始就实行满堂灌。老师背教材，念教材，学生抄教材，记教材，然后考试的时候也是考教材、背教材。所以，学生只要把教材背熟了，当然理工科可能还要多做些实验，或者多做些习题，那么，学生就成了好学生，就能达到标准，拿到好成绩。但是，这样的学生常常是除了会考试，并没有多少创造力，有些人甚至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问题来。这一点，从中国留学生出国以后到国外上学马上就能对比出来。中国的留学生在海外大学上学的时候，一个很经常能看到的特点是，如果这个班上竟是中国学生，那课堂顿时就非常寂静。和美国学生在堂的情况下完全不一样。美国学生已经习惯于随时发问，随时思考，随时反问。学生也是敢于提各种问题的。 但是中国的这种学生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在大学时就被剥夺了。另外，西方国家，学生校园自己组织的学生性自发活动、社团活动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培养学生社会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在中国只允许学生从事所谓娱乐性的，或者是不涉及思想性的这些社团活动，比方讲：诗社、文学社，这个学校都受到鼓励。但是，你要说我组织一个读书会，自己选择一些书来读，讨论一下，就会受到校方的干预。原因是涉及到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换句话讲就是思想禁锢和学术自由的禁锢在中国是一个没有写在教育方针里头的事实上的潜规则。 所以在中国的大学里头，学生被看作是完全的教育对象，或者说是被训导的对象，被驯服的工具。在这样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他们常常分辨不出来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讲，中国现代的大学生甚至不如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中国大学生其实是仿造西方的自由的校园传统，从事教学活动。那么个时候中国大学生的做法跟国外的大学生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水平也相当接近。但是，一九五零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大学生的素质，特别是综合素质实际上一直是出于下降状态。可能只有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文革刚刚结束，中国思想界比较活跃，政府在思想管制方面相对来讲比较松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校园里有过一段活跃。但这是很短暂的。很快反对自由化以后，各大学又重新进入了思想禁锢区。 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大学对学生的控制越来越严格。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情况就更恶化了，大学开始大量培养特务。当然有一个好听的名称，叫学生信息员。信息员有两类，一类是监视学生的，一类是监视老师的。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能得到重用，奖学金上有优先，毕业时候能够混一个党员，也许还能介绍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很受组织上的信任。但是，它是在摧毁学生的人格。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开始把特务学生当作培养学生的重点，这个国家的大学系统就开始全面堕落了。很可惜的是，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堕落的国家，加上一个堕落的教育系统。 那么在师生关系方面，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现在在中国首先是老师不能鼓励学生自由讨论。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到思想政治问题的课程方面，学生是没有发言权的，甚至不能问为什么，也不能问有没有不同的与官方定的教科书的不同的解释。比方讲，谁也不能问所谓毛、邓、三这门课里面的一些基本观点，比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猫论，这些东西。四个坚持有没有错？哪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说，邓小平的立场是不是违法马克思主义，象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可以问的。学生只能当机械的背书机器去背那些教材。这正是官方的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训练一批懂一点专业技术知识，但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出来以后可以工作，为党和政府工作，但是不会给党和政府带来困扰。这样的教育方针导致了中国的大学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很少有人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比较系统的，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的政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绝大部分人只能师云我云、校云我云，就是学校怎么教我，就怎么说，党让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当然这样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驯服工具，同时也毁掉了这个社会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师生关系存在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越来越功利化。就是很多教师不再把培养学生的成长当作自己的荣耀。很多教师，一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实际上现在对大量培养学生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因为用网上的话讲，就是很多学生的脑子灌水了，问出来的问题非常傻。只有等他们大学毕业了，进入社会以后才发现学校里教的全是垃圾。这是在社会科学很多领域是这样。那么在政治思想课方面也是这样，毫无疑问。 在理工科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学生长期以来面对的是背教材、读教材、做习题，做实验，应付考试，似乎这样就完成了高等教育。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很多人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的选择他想学习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西方国家的大学头两年学生是不分科的，也就是说任何大学的学生进去以后，比方讲美国，加拿大也是这样。头两年学生是自由选课，虽然他有些基本要求，就是学生不能够说我有理科偏向或者文科偏向。理科、文科都要修足一些基本课。在这个基础上，学生知识面阔开了，然后再让学生自己选择你想主修哪个专业。这个时候才进入所谓的专业课。就是后两年才有专业课。这样的一种培养方法，其目的是培养通才，让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在大学时代就显现出在某个专业领域里具有非常高天分的那种状态。这种可能性在大学里本科是很少的，大部分学生在本科里显示不出来他的专业优势，他需要经过研究生教育后才能看出来这个学生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所以，中国的大学教育一方面在思想自由方面扼杀了学生的思想空间，另一方面在学生的学习空间上也是，从入学的那一天就可以显出。这个基本上是苏联教育体制留下来的一个传统。就是从大学招生开始，就是严格的分专业、分系定向。这个学生的知识面非常窄，他只能接受一些很专门的技术知识，用于应付它这个行当里头一些最基本的操作要求。那么，结果就是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来大批的，所谓的，可以说是技师级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其实在西方是属于技术专业学校的东西。比方工科很多是这样。但最后到专业化的时候，他们学的东西又非常专，非常精。而这种专精的方向能不能让这个学生毕业以后，把他学到的这点技能用到这个领域的工作当中去，那是完全靠不住的。原因是每一个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在不同的时代是有不断变化的。而学校的系科不会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比方讲，我举个例子，煤矿采掘或者地质勘探。以地质勘探比较合适，地质勘探是培养野外的地质员的。那么中国现在其实地质队大批的采测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地质员。所以，很多地质院校地质院系的学生毕业以后，他们所学的知识完全没有用，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但是，但并不是会因为学生找不到工作大学就把这个系撤了。教师还要教书不然他没饭吃。为了让教师有饭吃就得不断的招收学生，不管学生学的东西有用没用。甚至明明知道这个学生修这个专业没有前途，学校也不肯做任何改变，绝不放松学生自由选科的。 主持人：这种僵化的官僚式的管理制度会造成什么后果 程晓农：僵化的教育体制下，中国就不断的培养出很多符合大学教师自身需要的，但是不见得符合社会需要的所谓人才。再举个例子，中国在工科领域里有原来国防专业的，所谓的跟原子弹生产加工相关的核物理和工业原料铀的加工制作这方面配套的专业，这套专业的学生在六十年代很受欢迎，因为中国当时大规模制造原子弹。但是，现在中国的很多制造原子弹工厂已经关闭了。这种学校毕业和这些专业毕业出的学生甚至连发挥的空间都没有。但是，这些大学的专业依旧在办，还在不断的培养这种学生。学生很辛苦的学完了四年，结果大部分知识都扔到垃圾堆去了。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会说，我学的东西一出大学门我就扔掉了，再也不用了。原因是他可能选的系科就是落伍的系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一个高中生在高考的时候他就懂得哪个专业的培养方向，这个大学专业的师资能力，能够培养出社会需要、市场需要的人才，这个高中生很少知道。但是，高中生在报考的时候就已经能把他人生命运决定，常常是稀里糊涂的他们就进入了一个，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从事的行业，或者是他进入了一个他自己觉得还有点兴趣。但是毕业以后才知道那是一个冷门，或者是一个落伍的淘汰的行业。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工科院校这种现象很常见，因为它整个教育制度不变。 这里也涉及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官僚化的结果就是，一个系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一旦建立起来是不能轻易撤掉的，因为它涉及到一批人的饭碗。比方讲，我当了系主任，如果系撤销了，我这个处级干部的待遇就没有了，学校里没法安排我的这个处级的位置。所以，为了我们这些系主任、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位置，这个系就必须保留。所以，我刚才谈到，因师而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师需要什么，老师需要饭碗，学生就得修这个专业，说起来是非常自私的行为，但是，在中国就正好成制度，还无从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