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作者： 信力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帝国的解体可以说是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标志着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破产；其二，则是因为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也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因此初见端倪。 苏联帝国当时对人类和平的威胁，我们或许可以从它当时的军费开支上看出来。一九六〇年苏联的军费开支相当于360亿美元，当时绝大部分用于兵员和常规武器，到一九七〇年， 苏联的军费开支已达700亿美元，主要是用于发展导弹和核武器。据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估计，一九七〇年苏联军费开支达743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九十。如把军事“科研和发展”费用算在内，实际军费开支将达905亿美元， 约占该年度苏联财政支出总额的一半。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也曾公开表示，一九六九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即达800亿卢布。即使按一九七〇年苏联的军费开支为七百亿美元计算，它占苏联当年的物质生产净值即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3215亿美元的21.4%，占整个财政支出1675亿美元的42%；苏联平均每人一年的军费负担约三百美元，占当年每人平均的国民收入1313美元的23%。由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而每年的军费同美国接近甚至超过， 因此，它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无疑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冠军”。1989年6月的第一次人代会上，苏联官方破天荒的承认之前公布的国防开支仅是军队的日常维持费用，1989年的国防开支为773亿卢布（约为1300亿美元，不包括70亿美元的军事宇航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占国民收入的12.1%，1990年公布的军费为709.76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和国民收入的11%。虽然这个数字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一般认为应在2100亿美元左右），但国际舆论倾向于认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就一般认为，苏联军费应该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17%之间。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60年代中期，苏联的战略武器系统还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到70年代末，苏联在核武器总量、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导弹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的数量上都超过了美国。然而，正是因为军费的无节制增长，拖累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与美国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骗局）的诱导下，苏联经济终于崩溃，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有鉴于此，解体后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军事遗产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计划。首先是压缩军队规模。从1992年到1996年，俄军从250万人裁减到170万人；1997年到1999年，俄军再次大裁减至124万人。2008年开始，俄罗斯再次裁军，在2012年，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人数将从现在的124万减少到100万，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4年。解体前苏联有五万多坦克，而裁减后只有3000辆！陆军中，唯一水平还能稳中有升的，是空降兵。在核武器方面，由于和美国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规模比起苏联来大幅缩水，而且现在的支柱力量是苏联后期发展的SS25白杨和SS27白杨M，此二种导弹目前只能搭载单弹头（55万吨TNT当量）。但是美国单方面废除《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又开始给白杨M发展机动多弹头，现在没有列装迹象。本来冷战期间苏联的核弹头是多于美国的，现在已少于美国。在海军方面，这个军种相对于苏联时期，可能是削弱最严重的。鼎盛时期的七艘航母，如今只剩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而且由于发生了大故障，库舰远达不到设计航速，所以只能是给海军舰载航空兵练手用的训练品罢了。从规模上，俄罗斯海军只能达到苏联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或更弱了。在航天工业方面，当时苏联为了争夺超级大国地位，冷战时期一直奉行与美国争夺航天领先地位的发展战略。航天科技工业是前苏联少数几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之一，他们采取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航天工业的策略。在创造辉煌的上世纪60~80年代，全苏联的航空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已达到300余家，整个行业从业人数高达70万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约90％的航天工业，在改革过程中，俄罗斯航天计划经费大幅度下降，折合成美元一度低于巴西。从1990年到1994年，俄罗斯航天企业总人数减少35％，专家减少50％。 裁军与军费的减少的好处也是俄罗斯能有更大的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由于转型为市场经济，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许多原来公有制的军工企业以及为军工企业配套的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等先后转变为私有制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也有所发展，商品丰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补发了以往的工资、退休金等白条欠款。更重要的是：人们再不会把俄罗斯视为当年苏联那样是战争策源地。 然而，国际形势总是此消彼涨。就在俄罗斯裁剪军费走上和平发展之路的同时，一些国家——尤其是东亚一些国家，其军费开支却在增加。 比如日本。虽然，从2003年开始，日本便因“财政难”而采取了控制国防预算的政策。2012年，民主党政府所拟定的国防预算是4万6453亿日元军费，比2011年少600亿日元。可是，据《读卖新闻》2013年1月8日报道，重获政权的自民党决定摒弃过去的防卫节约路线，本年度的军费开支将增加1000亿日元（约合11.5亿美元）。这其中大部分将运用于加强“军事预警”能力上，比如为早期预警机增更多燃料费与修理费、为研发先进雷达技术增加资金等。又比如，在2008-2011年间，亚太地区国家军费开支经历了快速增长，其中又以文莱、越南和菲律宾增幅最大：分别为135%、90%和80%。印度军费开支增幅约35%。英国IHS简氏集团预测，2012-2015年，亚太地区军费开支将继续增长1180亿美元，涨幅高达37%。 当然还有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军费开支呈“凹”字状：改革开放之初，因为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所以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而在1986年到1998年的14年间，中国军队处于忍耐期，被迫做出了巨大牺牲，那时候中国的年度军费仅够勉强维持正常运转。然而，从1999年开始，军费开始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2001年的国防费比上年增加235亿元，增幅为17.7%；2002年增加266亿元，增幅为17.6%；2003年增加200亿元，增幅为9.6%；2004年增加292亿元，增幅为11.6%；2005年的国防费预算比上年增加247亿元，增幅为12.6%。从2000～2005年的6年间，国防费支出从1207.54亿元增加到2475亿元，翻了一番。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总额翻了两番还多。因此，当2008年，中国军费开支为849亿美元时，便跃居全球第二位。。最新数据则是：2012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6702.7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76.04亿元人民币（约合1063.7 亿美元），增长11.2%。中国计划2013年军费1143亿美元 较去年增10.7%。 快速增长的军费其后果之一就是使“中国威胁论”再度升温。比如2006年5月23日 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就声称，中国与军事有关的总开支是中国公布的军事预算的“两到三倍”，按目前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增长三倍甚至更多”，中国军力的增强已经威胁到地区军力平衡，从长期而言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美国等国的军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2007年5月25日公布了的最新中国军力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又称，“中国正在进行全面军事转型，加强力量投送，反进入和地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着眼点近期是应对潜在的台湾冲突，远期是为了实现地区和全球目标；中国未来的军力将成为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亚太地区”。这种威胁论的升温，可能引发地区间军备竞赛，从而为和平埋下隐患；其次，过快的军费增加可能拖累经济发展。这道理也很简单：军费和经济发展是个零和游戏，军费越多，那么经济发展越小。过多的军费支出，可能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简氏集团分析师盖伊•安德森就指出：单纯的军工产业发展在和平时代势必会耗费国家巨额财政，拖累经济发展，苏联已经用事实告诉后人这一教训。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军费增加过快问题值得警惕。

中国人的良心问题:不做 “ 吃米饭的机器人 ” 徐 贲   我们生活在一个良心匮缺的时代，我们胆怯、懦弱，看着别人受难，却自己躲在一边；看着强权施虐、却默不作声。虽然我们羡慕有良心的人，为自己没有良心勇气而羞愧，但在现实的考验面前还是会选择不理睬良心地存活下去。良心本身不是道德原则，良心是在处理具体情况时，在特殊场合和问题面前根据某种道德原则所做的选择和行动。这种道德原则往往来自一个人的信仰，尤其是道德信仰。 良心虽然能帮助人辨别对错和是非，但良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或善恶的实质内容。决定良心实质内容的是运用什么道德原则（这关乎承认哪种道德权威）和如何运用道德原则（这关乎运用者是否具有“审慎”这种实践性美德）。对于良心的这两个方面，理性的作用都特别重要，但宗教信仰却能给予特别的便利。在宗教信仰中，基本的道德原则及其权威来源都是清楚的，而宗教传统文献和共同经验则有许多良心行为引人向善的先例。这就像法治传统良好的社会不仅有受尊重、有威望的法律，而且还有许多可供咨询和参考的判决先例一样。 说到良心的道德原则的时侯，人们往往会想到神和神对人的道德诫命，因此，虽然美国宪法中没有关于保护个人良心的条文，但还是有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解释为实际包含了保护个人的良心自由。那么，在神的诫命和人的良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不妨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做例子，那就是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在剧中，安提戈涅想方设法要安葬她的哥哥波吕尼克斯，但国王不允许，因为波吕尼克斯是在叛国的战斗中死去的。安提戈涅对国王说，有一种比国家法律更高的法，她要服从的是更高法律，只有更高法才具有神圣权威，更高法不仅要求人不做恶事，而且还要求人做善事。安提戈涅坚持说，神要求她善待自己兄弟的遗体，将其安葬，违反国法做这件事是她正当的良心行为。 那么安提戈涅所说的神法是什么呢？希腊的神从来没有向凡人宣喻过神法，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珀耳修斯（ Perseus ，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传说中迈锡尼， Mycenae 的开国者）从来没有像旧约中的摩西那样登上西奈山， 在熊熊烈火中谛听上帝的诫命，接受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定。 大神宙斯也从来没有用文字公布过像《圣经》中的那种“十诫”。因此，尽管安提戈涅说到具有神圣权威的更高法，但那不可能是像基督徒从《圣经》里读到的戒律。当然，她说的也不是什么部落里的规定。她心目中的神法是每个正常的人都能用良心感知的原则，也就是后来自然法哲学家们长说的那种 “ 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 。 与异教的希腊人不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文字的启示，摩西在西奈山上宣喻上帝的诫命，《圣经》里有十诫，都是用文字记载的。人们因此常常以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不同于自然法的道德传统，他们有了神法，因此根本不需要自然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天主教哲学教授布德西斯泽乌斯基（ J. Budziszewski ）在《良心的报复》（ The Revenge of Conscience ）一书中指出，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排斥自然法，而且， “ 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那里，写在人心上的律法要比在异教信徒那里更牢固、更坚实得多。 ” 他还指出， “‘ 写在人心上的律法 ’ 这个说法本身就出自《圣经》，是从新约 ‘ 罗马书 ’ 里来的。 ” 犹太教称自然法为“诺亚法”（ Noahide Laws) ，因为传说，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后代订定盟约之前，上帝就已经为诺亚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设立了一些普遍的行为准则。 基督教因此有对 “ 一般启示 ” 和 “ 特别启示 ” 的区分。一般启示是对所有的人类而言的，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受到一般的道德启示，即伦理学所说的“不可能不知道”。特别启示则是对教徒信众而言的，由见证过神迹的人传播于世，是写在《圣经》里的。一般启示让人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知道凡是人都可能有罪过。特殊启示让人知道罪过的性质和靠什么力量从中得到救赎。一般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是自然法与神法关系的另一种表述。 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 St

★引子 　　最近2-3年，俺写了一个系列博文《 如何隐藏你的踪迹，避免跨省追捕 》，教大家如何对付朝廷的走狗。这个系列广受关注，看来不少同学都挺注重上网的隐匿性。近期，又有若干读者来信或博客留言，建议介绍一下公司上网监控的问题。貌似关注的人挺多，所以俺就着手写了这方面的扫盲教程。 ★写在前面的话 　　先声明： 俺写这方面的技术内容，出发点是基于保护个人隐私。 　　做这个声明是考虑到：肯定会有一些从事公司管理的同学，责怪俺传播了这些招数，是教唆网友”学坏”。其实俺也知道，很多人关心这个话题属于动机不纯——企图在公司打游戏、看有颜色的视频、上网瞎逛、干私活、等等。这样的动机，俺是不太赞同滴。 　　但是捏，技术向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用来干坏事。这样的现状，可能永远也改变不了。不能因为技术可能被滥用，就阻碍技术的传播。另外，好的公司管理，是不会单纯依赖技术手段来约束员工的。这么干永远是”治标不治本”。 ★常见的监控手段 　　扯蛋完毕，言归正传。从技术层面讲，公司对员工的监控，如下三种比较常见： 1. 网络行为监控——基于网络流量的监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