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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开心段子:谁在“敢动”中国?

作者: 信力建   1、敢动中国获奖名单:1、日本、2、菲律宾、3、朝鲜、4、韩国、5、泰国、6、帕劳、7、印尼、8、缅甸、9、索马里海盗、10、尼日利亚。 2、中国敢动获奖名单:1临时工、2拆迁户、3外来务工人员、4乡村医生、5流动商贩、6游行群众、7薄熙来、8捐款、9公积金、10养老保险。 3、有网友在网上发帖问私房钱藏在哪儿不会被老婆发现,收到神回复如下:直接捐给红十字会吧,别说是你老婆了,全世界都找不到。。。 4、【中国的悲哀】郭美美插一腿,红十字会被摧毁。女博士花常艳,空谈马列扯闲蛋。赵红霞贡献大,反腐倡廉用大胯。龚爱爱户口多,房本也能装一车。新委员名彭丹,艳星高照不一般。副市长海涛好,年轻貌美当领导。优卡丹有疗效,终于成了后悔药。各行业捷报传,谁说女子不如男。 5、【中国式医院】进了医院别想跑一百两百算最少,五百六百不算高一千两千也别恼;若是你往床上倒钞票越看越嫌少;毛病身上找一找肚子里面扫一扫;五千完事运气好一万出院事还小;啥药值钱开啥药反正病人有医保;三万四万全消费五万六万照样掏;如今医院更周到没个十万死不了。 6、喝酒象喝汤,此人在工商!喝酒象喝水,肯定在建委!人均一瓶不会剩,工作一定在财政! 喝酒不用劝,肯定在法院! 举杯一口干,必定是公安! 一口能干二两五,这人一定在国土! 喝掉八两都不醉,这人他妈是国税! 天天醉酒不受伤,老弟八成在镇乡! 白酒啤酒加红酒,肯定是个一把手!酒后啥都不怕,领导必在人大! 7、【买房那点事儿】据说在北京买房:如果您年薪400万-500万,2环-3环您爱买哪买哪;如果您年薪300万-200万,3环-4环您爱买哪买哪;如果您年薪100万-200万,4环-5环您爱买哪买哪;年薪100万,5环外爱买哪买哪。年薪3万-10万,您爱埋哪埋哪。 8、【反腐十妙诀】一靠媒体关注,二靠美女脱裤,三靠干女炫富,四靠短信外露,五靠情妇反目,六靠小偷入户,七靠二代跋扈,八靠烂尾事故,九靠访民拦路,十靠内讧悔悟。 9、【最新国情“顺口溜”】奶粉,米粉,面粉,粉粉有毒;京官,县官,村官,官官腐败;国道,省道,乡道,道道收费;国税,地税,杂税,税税有理;学士,硕士,博士,士士无用;影星,歌星,体星,星星脱衣;河水,江水,海水,水水污染;牛奶,羊奶,二奶,奶奶伤人。 10、【在中国最牛逼的事情】1、车“超载”了,车胎没爆,桥却压塌了。2、出动万人,击毙一逃犯,数百人立功。花18亿,塌一大桥,无一人负责。3、据说在中国能安全过桥的只有云南过桥米线了!4、每个倒塌的桥面上,必然趴着数不清的蛀虫。管你塌不塌,捞完走人。5、过个车大桥坠毁;打个雷高铁追尾;下个雨满城泡水;开个会全国戒备;生个病债台高垒;读个书全家受累;眨个眼肉价飙飞;上个访有去无回;喝个奶时间不对;摆个摊城管砸毁;炒个股终生后悔。 11、【相信政府】 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 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 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 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现在该信谁?谁才可信?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12、【如此队伍】 刑警队,案子未破人先醉。防暴队,朋友都在黑社会。巡警队,街头巷尾看阿妹。女警队,天天陪着局长睡。交警队,躲在树下等机会。扫黄队,赶走嫖客自己睡。治安队,吃喝嫖赌样样会。 13、在香港生孩子,小孩儿就是香港户籍了;在美国生孩子,小孩儿就是美国户籍了;在欧洲生孩子,小孩儿就是欧洲户籍了;在中国生孩子,小孩子还不一定是中国户籍:可能是黑户。 14、官方所说的每一句话,百姓都在质疑!百姓质疑的每一件事,官方都在否认!官方否认的每一件事,最后都被证实!最后证实的每一件事,都是不了了之。 15、上联:房价涨地价涨油价涨电价涨水价涨粮价涨肉价涨蛋价涨菜价涨药价涨,这也涨那也涨,怎一个涨字了得,涨了还涨 下联:上学难就业难买房难租房难择偶难结婚难育儿难就医难养老难安葬难,男也难女也难,看世间难字当头,难上加难 求横批 16、【四国干的事】1.德国人干的事:发明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挑起两次世界大战。2.美国人干的事:干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结束两次世界大战。3.英国干的事:发明宪政,继承希腊罗马,发明议事制度,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4.中国人干的事:建立朝代,推翻朝代;建立朝代,推翻朝代…… 17、金沙江大桥在没车行走的时候自我坍塌,这桥通人性,未伤一车一人,太善良了。应该当选2013年度《感动中国》特别致敬者。 18、【四大虚】老板的肾,当官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 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四大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 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太老【四大不能说】牛市被套, 小蜜被泡, 赃款被盗, 伟哥失效。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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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

作者: 信力建   整部 《西游记》,描述了孙悟空从一个性情顽劣的猴子,变成一个佛门圣者的故事。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无父无母,没有接受任何文化教养。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习惯了顽皮捣蛋,惹事生非,最后竟然大闹天宫,搅得天地不得安宁,玉帝拿他都没办法。最后,得到佛祖和观音菩萨的教化,孙悟空保护三藏法师赴西天求取真经,终于得道成佛。使“猴子”变成佛,显示了宗教的“教化”之功。 人一旦失去“教化”,纵然有知识,也只能当猴子。1919年,中国人开始捣毁古代偶像,焚烧古代的典籍,切断历史,灭绝传统。在文化上,中国人变得“无父无母”了。这不正是刚出世的孙猴子吗?孙猴子是要大闹天宫的,所有人都怕他,拿他当妖怪。可是猴子自我感觉却很好,可以享受自由,无需敬畏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打翻、什么都可以打倒,残酷迫害异己、甚至同志也不必有顾虑。折腾够了、累了,要想重新变回人,就只能靠宗教、靠信仰了。 宗教是人类数十万年智慧的积累,是文明的象征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根据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300万年前,森林古猿进化为人类,旧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20—30万年以前,宗教就开始出现。随后,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和发展,为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提供精神与智力支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民族或部落是不存在的,即使未开化的人也不例外。今天的澳洲、非洲等地仍然存在着一些原始部落,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些未开化的部落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宗教现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人类思维能力低下,无法理解和战胜自然的产物。这一点不可过分强调,否则无法解释人类产生的前200万年为何没有产生宗教现象。原始宗教必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第一,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提高,产生了一般概念和较强的想象力。第二,人的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有了提高,能较多地向自然界索取到生活资料。那些有宗教现象的民族或部落,比如非洲南部的猿人能够使用粗糙的生产工具,中国猿人会制造多种工具和用火,尼安德特人有了石刀、矛头、石钻、刮削器,这表明宗教观念是在对自然界斗争的胜利中而不是失败中诞生的。第三,人的认识的迷误,人们遭遇了无法解释的现象,需要某种理论对之进行解释。 巫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近亲。宗教经历了自然宗教、巫术宗教、伦理宗教的发展过程。弗雷泽则认为,原始人最初企图用巫术来控制超自然的力量,巫术失效后,转向了对神灵的祈求,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巫术与现代科学,在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巫术相信有某种非人的力量对世界包括神灵的支配作用,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操作和利用这种力量。科学同样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与巫术不同,宗教不是利用神灵,而是采取祈祷、祭祀等温和的谄媚手段,取悦于神灵获得福报。巫术发展到宗教,巫师就转变为祭司。马克斯•韦伯说,宗教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进程。弗雷泽则认为,巫师在对自然界长期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自然进程的规则,其中有些是珍贵的。今天,这些珍贵的规则被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应用科学的主体,那些谬误的规则被称为巫术。 文字,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目前已经最早出现的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从这些最早的文字记载中,人们可以知道,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并预测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他们承担极为重要的水利灌溉管理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祭司的出现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当时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人类最早的学校,也是苏美尔的祭司创办的。祭司和管理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需要学习文字,苏美尔人在神庙附设置了学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们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后来,祭司或教士一直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者的角色,宗教是人类知识传承的机构。 大学,是宗教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有些人会纳闷,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怎么成了宗教的?实际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这些世界闻名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大学诞生于被称作“黑暗时代”的西方中世纪。12世纪后期,城市中出现了大学组织,“大学”(Universitias)原意为“统一体”,是教者与学者的共同体,它拥有相对于教会和政府的独立管理权。1158年,罗马皇帝费迪南德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力影响,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地方。大学一般按专业分为神学院、艺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四部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都以神学院著名。起初,一名神父在巴黎圣母院讲授神学和逻辑学,形成了一个自由讲学的群体。1150年,依托巴黎圣母院,巴黎大学在塞纳河畔诞生,成为“世界大学之母”。1168年,一批从巴黎大学回国的英国学生创办了牛津大学。1209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学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逃到了剑桥,创办了剑桥大学。1636年,在美国的清教徒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其后的康奈尔、耶鲁、普林斯顿等知名大学也都是由教会出资创办。 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信仰宗教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科学家信教。2004年,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调查表明:美国有40%的科学家信教。其实,这并不奇怪。早在西方的黑暗时代,基督教学校里就在讲授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教会大学的诞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尤其大学教学包含“授课”与“争辩”两个环节,提倡师生间自由争辩,求真是大学的基本精神。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诞生。人们当然可以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人们却不能忘记,哥白尼头脑里拥有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教会学校的传授,哥白尼本人也是神学院的神甫,哥白尼的科学成果实为理性主义在教会中长期孕育的产物。布鲁诺也是如此,他虽然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却根源于宗教学术内部的分歧。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上帝是无限实体,万物是上帝的“展开”,是上帝的杰作。人要认识上帝,就要到“上帝亲手写的书”中去寻找。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用数学写成的,宇宙万物间充满了和谐的数学关系。这些观念,把信徒对上帝的虔诚转化为探索自然的热情,“用数学研究自然”的观点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 基督教内还孕育着人文思想。中世纪基督教学校不仅教授基督教神学,还包括“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它们对后来的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这就可以解释,文艺复兴何以首先是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实际上,“人文主义”的最初意思就是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atatis),它大致相当于古罗马传授的博雅学科(liberal arts)。通过文艺复兴,人不再是匍匐在上帝脚下的被造物,而是上帝的杰作,世间最宝贵的生灵。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尊严获得了崇高的价值。基督教还是“人人平等”的倡导者,它宣称,在主内,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今天,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使人呈现异化的趋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是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有力武器。 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 1839年11月1日,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马里逊学校”。该校是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学校。在随后的日子里,基督教学校在中国迅猛发展。 1898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拥有155个教会和849个分会,4万余名中国教徒,有初等学校1032所,学生16310人,有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3819人”。 1912年,全国基督教会举办的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约14万人,加上当时天主教所办的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约8万人,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外国人在华办学学生总数约22万余人。 1917年,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学生数占中国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教育4%;中等教育11%,高等教育80%。 1926年,全国有基督教小学5000多所,中学200所,大学16所,学生30万名;天主教小学和神学约9000所,中学200多所,大学3所,学生50万名,两者合计,共有学生80万名。 中国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如1845年创办的之江大学,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大学,1888年创办的私立岭南大学。教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成为近代中国的中流砥柱。如东吴大学有金庸、费孝通、潘汉典、李政道,金陵大学有南怀瑾、方东美、程千帆、陶行知、程抱一、赛珍珠,辅仁大学有王光美、叶嘉莹、周一良、王光英,燕京大学有冰心、周南、黄华、俞大纲、萧乾,圣约翰大学有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荣毅仁、曹云祥、俞大维,岭南大学有陈荣捷、梁羽生、钟荣光、林思齐,沪江大学有徐志摩、李公朴、李道豫等。遗憾的是,所有教会大学都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而合并到公立大学。从此,教会大学在中国绝迹了。更让人痛心的是,它们不仅没有沿袭成为中国近代大学,西方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也随之失传了。 中国人失去宗教后,已经呈现出病状 祖辈们凭借着祖先崇拜、儒家伦理、多神信仰得以保持了心灵的健全。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为中国带来了科学昌明和现代文明的曙光。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文化大扫荡”,所有这一切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丢,被打为“四旧”、“封建”、“迷信”、“大毒草”,甚至一度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钦定共产主义为唯一正确的信仰。实际上,祖辈的信仰在一定意义上起了宗教“替代物”的作用。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完美,却维持了社会的基本伦理与底线。祖先崇拜,让民众心灵有一个最终的归属,承载了一个人最终的价值。儒家思想,维护者社会基本的道德秩序。多神信仰,惩恶扬善、敦化风俗。基督教则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宗教、传统的覆灭,中国人失去了一切信仰。上帝宣扬的世人之爱被遗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主义”横行,社会风俗凋薄,乱象丛生。中国人变得有权就腐败,有钱就霸道,出现了人人为私的世界奇观。文革中,政治人物扯下遮羞布,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读书人斯文扫地,他们不仅向官员讨好献媚,甚至揭发迫害与自己素无瓜葛的知识分子,把自己“从人变成魔”;普通百姓也被动员起来,上演了一幕幕父子相残,夫妻相讦,兄弟反目,学生蹂躏师长的人伦惨剧。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承受由此带来的伤痛:人而无信,相互猜疑,亲情淡薄,自私自利。当官的,只知道贪赃枉法、包养二奶、有意无意地欺压良善。暴富者,鲜有怜悯之心,对弱势群体的处境无动于衷,反而以炫耀自己的财富为荣。中纪委委员康日新家里堆放着7000万欧元、“我爸是李刚”都是社会蕴藏危机的危险信号。更严重的也许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敢于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被消灭了,没有人敢再批评中国社会,中国失去了社会的良心。自我改良机制就此丧失了。逢此乱世,真可谓:官不官、士不士、父不父、子不子。 没有信仰,人只会变成争权夺利的动物,有知识而无文化。失去信仰的人,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没有任何行事的准则,为了私利,他不择手段,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即便他得到了他谋求的东西,他也不会满足,他忍受着烦恼的折磨,生活空虚而无意义。人生活的意义不在任何物上,而在于人的灵魂之中。李洪志能够一呼百应,开山立教,正表明中国固有的“文化生态”被破坏后,人们的信仰出现空白的饥渴状况。 恢复宗教信仰,走上幸福生活之路 要医治社会的弊端、补救信仰的缺失,唯有恢复宗教信仰。不仅要提倡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还要鼓励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一些宗教,早已为人类确立了“平等”的理念,比如基督教、佛教。它们都能为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提供信仰基础。佛教认为人的本性相同,“人人皆具佛性”,这是人类平等的基础。佛教甚至主张众生也是平等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在现代看来,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宗教使人心中产生敬畏,有了敬畏,做事就会遵守一定的规则,产生道德,为社会建立底线。对个体而言,宗教在个人心灵中建立信仰和价值,使生活充满意义。这是个人幸福生活的源泉。 实际上,早在传统覆灭之际,国父孙中山就曾大力提倡基督教。在《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一文中,孙中山表示:中国“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孙中山是明智的,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以及基督教对世界文明乃至现代政治文明的功绩。孙中山皈依基督教了,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生命弥留之际,孙中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文章原创于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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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说大家都在说的却从不认真关心的东西最安全

一周语文‖2013〈18〉‖2013-4-29~2013-5-5 右 为本周单字“铊”。本周五,来自中国新闻网的 消息 说,“复旦投毒案已破,清华朱令案仍悬而未决。案件信息拒绝公开、嫌疑人‘官二代’标签、神秘‘回帖指南’等再被深挖热议,对此有关部门不应沉默,事件更不能石沉大海”……因此,发生在19年前、至今未能找到真凶的“清华投毒案”关键词“铊”亦被超频提及。 这个原本冷僻、陌生、词频率极低的化学元素再度成为热词,甚至由此生成很多新生词。作家西门不暗周二在微博里 说 :“朱令事件重新被翻出,有两个新词产生,1.孙铊,2.铊集团。搞明白这两个词是怎么回事,对朱令被投毒一事应大致了解了”……与之相关的新词语多为改良成语:如“百年清华,为铊代言”,如“考入清华,流落铊乡”。 周三,城晚报记者余姝等重访朱令父母,较完整地回溯朱令案。采访收尾处,说到朱令 现状 ,“在父母的照料下,朱令安然度过了这些年。但谈到将来,两位老人仍有忧虑:“我们现在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希望尽量能活得久一点,要是我们不在了,朱令该怎么办?” 汉字“铊”为后起专用字,用指金属元素“铊”,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业原料。来自维基百科“铊中毒”词条的解释 说 ,“铊中毒是机体摄入含铊化合物后产生的中毒反应。铊对哺乳动物的毒性高于铅、汞等金属元素,与砷相当……职业性铊中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职业病。” ————————————————————————————————————————— ● 「 中国大妈 」 本周热词,最早来自有关“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的一则段子,新闻 说 ,4月起,国际金价大跌,可“近10天内,仅中国内地投资人就鲸吞了实物黄金300吨,约占全球黄金年产量的10%。全球都在经历数十年未见的黄金抢购潮,散户消费者跟国际‘黄金大腕’掰起手腕较劲,抢购潮似乎一度击退了黄金空头。国际黄金本周涨幅近6%,收复近十天以来的 跌幅 ”……在现汉实际语用中,“大妈”属对年长妇女的泛称之词,而当它被添加上“中国”定语后,这个泛称变得更宽泛也更模糊,跟“大妈台”“得大妈者得天下”里的那些“大妈”,其实终究没人知道她们到底是赵姨还是钱婶? ● 「 刚娶的老婆 晚上就完美越狱了 」 语出饭友费厄泼赖饭文:“谷歌眼镜刚出来就被完美越狱。这帮家伙怎么得什么越什么?有一天会不会有这样的新闻, 刚娶的老婆,晚上就完美越狱了 ?” ● 「 第四墙 」 又称“第四堵墙”,本为戏剧专业用语,本周却因《新编辑部故事》引发争议被再度提起。“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主演经常会演着演着突然盯着镜头,来段内心独白,并试图用眼神与观众交流。这种打破‘ 第四堵墙 ’的表演方式在国外的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像《贝隆夫人》、《纸牌屋》都将这种表演方式运动得很恰当。在国内,打破‘第四堵墙’的表演方式大多被运用到先锋话剧中,影视作品很少敢挑战那堵墙,为的就是不让观众跳戏。” ● 「 一册书 一池花 一阵风 一盏茶 」 语出老树画画微博:“假期安排:再大事情且放下,只身遛达到天涯。找个寂寥无人处, 一册书,一池花,一阵风,一盏茶 ”……老树画画的这几句,让人想起诗人戴望舒在诗里写过近似的句子:“几架书,两张床,一瓶花,这已是天堂”。 ● 「 键人 」 语出网友sennheiser周三微博:“‘网上发言,请不要随便自称笔者,毕竟有没有在用笔在写一目了然。这个词汇已经要汇入历史长河了,虽然曾经的那么疯狂存在过,但至少在互联网上该消失了。’‘那以后自称什么?’‘ 键人 ’。” ● 「 满篇推理和猜度充满了有罪推定的狐臭 」 语出诗人橡子微博:“我觉得今天传播最广但最不靠谱的报道是南方周末关于复旦投毒案的。‘当天多云,阳光被遮挡’,‘林取出试剂瓶’,‘毒药被注入寝室门边饮水机的水槽’……请问,这种情景描写是怎么来的?记者看到了,还是口供里说到了? 满篇推理和猜度,充满了有罪推定的狐臭 。”在另一则相关微博里,橡子 说 :“南周的写法,就是先设定林某是罪犯,然后再从他的成长和心理机制中寻找犯罪原因。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 ● 「 肉夹馍 」 本周网络热词,简指网间作家肉唐僧与老莫间的争执,相关语词还有肉粉、市恩、肉铺、送饭党等 ● 「 说大家都在说的却从不认真关心的东西最安全 」 语出饭友左堂堂周四饭文:“女人们凑在一起,说八卦,说男人,简直是不变的永恒话题。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有些话已经不适宜和人讨论。什么青春啊理想啊爱情啊,都不该再拿出来娇情。越珍惜的东西越不要轻易说出口。所以 说大家都在说的却从不认真关心的东西最安全 ”……“东西”定语“大家都在说的却从不认真关心”是指星座或手相之类? ● 「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 来自美食家作家沈宏非微博 推荐 ,语出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专栏文章,原题《“铁娘子”为何不相信社会?》。作者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定义里说,它是指“复杂整体的运作机理一定能够以个体成员的形式表达出来——化学元素用原子表达,原子用亚原子粒子表达,国家用公民表达”才可成立……“例如,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探讨了战争的抽象概念。‘战死的许多人——或者说是身着军装的男人和女人——才是 确定 的。’” ● 「 星星为什么上来得这么慢 」 来自演员姚晨微博推荐,语出诗人沈浩波新作《命令我沉默》:“亲爱的/我们来天台/数星星/一颗/两颗/应当还有很多颗/但是我们/看不见/ 星星为什么 /上来得这么慢/就像你的纽扣/一颗/两颗/什么时候/解得完”……姚晨截取的这段诗句类成人童话,热烈,清澈。 ● 「 键盘党 」 语出李承鹏微博:“何炅刷微博传递正能量被骂做秀,黄晓明发急救常识被骂跟风,王力宏录音频捐款低调不发博被骂没爱心,杨幂晒捐款直接被黑出翔。我也中招。有些抹布就是这样,你不去是冷漠,去了是做秀,不去是 键盘党 ,去了是跟政府抢民心。民心要这么容易被抢,不是在抹黑深得民心的政府吗?” ● 「 记忆是某种更为有效的反抗 」 来自诗人巫昂博文,原题“朱令: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回顾当年任职《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朱令案往事后,巫昂写:“这个案子对于我们七零后生人来说,有个基本责任:隔段时间要重新提起,让晚来的新一代人重新去网上看一遍相关资料,这件事不应该被遗忘,她是真切存在的,她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记忆,以及无法表达的耻辱感。就是那种即便你什么事都没做,也深感愧疚的奇特的耻辱感。记住,也是我们眼下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有时候, 记忆是某种更为有效的反抗 ,某种等待时机的态度,以及高于同情的坚韧不拔。” ● 「 AKB48 」 语出学者小宝 专栏文章 ,原题“衰退年代的偶像经济学”,介绍日本当下最著名的偶像团体AKB48,小宝说,“以我这样的老男人,聊这样的资讯,有点犯罪感……做学问的好处:任何时候都能用学术之手抚摸不该触碰的人物,还可以装得一脸慈祥。偶像团体“AKB48的名字就是取自秋叶原(Akiba)。秋叶原过去是电器商店的集中地,现在是日本宅男(御宅族)的生活、活动中心。AKB48将她们的核心粉丝锁定为日本宅男。”小宝认为,AKB48“赚的就是经济衰退的钱,不景气的钱,萧条的钱……青年女性往往是这一时期就业市场上最弱的一群,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社会成见历来将弱势与心灵、良知划上等号,成为移情、感动的象征。” ● 「 我长得有目共睹 」 语出作家赵赵微博:“我丈夫看到宿舍的人烦某人就给下毒的说法后心有余悸,说当年老把@杨葵 叫宿舍里折腾给同屋烦够呛好后怕,我说你看你俩长那模样早就被下毒了,我丈夫极不服气地问:我长得怎么了? 我长得有目共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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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人的目的——为立人大学讲座的准备文稿

余世存:人的目的——为立人大学讲座的准备文稿 进入专题 : 人的目的    ● 余世存        这个题目是临时想到的。虽然相关的文献已经有些了解,但对世界观念史的演进比如时间、空间的观念却不能说有深入的研究。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好在对我们来说,关于世界或人生的演进有我们经验层面的知识,这已经足够我们展开思考和讨论的了。   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立人的李英强、传知行的郭玉闪、蓝衣工人合作社的何忠洲等几位年轻朋友当年曾跟我多有来往,在我远赴云南乡下养病、读书之后,我就跟他们少了联系。前年春天正式回北京谋生,已经世移时易,不再有当年的社交生活。而这几位年轻朋友在各自己的领域都做得相当出色。我自己的人生角色也日渐单一,我日益转向书斋、旁观,转向自己的读写生活。我出版了《老子传》,这一本在我自己看来足够重要的思想传记,是一部有着现代性品格、又多少还原历史真实的书,也有些人以为这是我的“政治遗嘱”。我还出版了《非常道2》,这是一本在我自己看来回应国内近年唱红歌、民族主义思潮的书,是回答中国富起来后的国家、个人认同的书。我个人稍稍遗憾的是,这些书虽然也有不错的市场,但并未像当年《非常道》那样深入人心。而且,我仍一以贯之地关注当代社会,但我的文字或影响基本上边缘化了。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更大的精力转向先秦、上古中国史,转向易经。这个转向似乎更少有人能够理解。我意识到,我个人跟时代有些距离,要么时代落后于我,要么我落后于时代。有时候我自己也不免悲从中来。在我个人的生计还飘忽不安、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我经常长达两三个月不怎么出门,在家里读书,想象古典中国人的生活,并试图理解他们之于我们当代人的意义。当然,我也曾经跟自己开过玩笑,那就是,我居然在步孔子的后尘。我回过头看自己这十来年的读写生活,除了对当代社会的批评以外,我更多的工作是述而不作,是整理、温故前贤的德行、言论、事功。这有点儿像孔子,当然,他老人家是集夏、商、周三代大成,但他也是述而不作。   话说回来,因为追溯中国的源头,我对现实的关注不再用心。对现实的关注一度使我获得了命名的能力,这是一种观察社会、进而得出结论的创造力。我几乎是轻而易举地提出了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自由之美、成人之美等概念,以至于有人说我是造概念的专家。在当代,大概只有毛喻原先生、吴思先生等思想家们具有提供概念的原创和结构能力。但是,自从我回到北京生活,我发现自己的这一能力有所降低,这一度让我非常恐慌。就好像一个人兜里有银子心里不慌,兜里瘪了之后,他心里极度不安一样。或者,就像江郎才尽那故事的主角一样,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江郎才尽了。   这样的经历在我写微博时都有所体现。我的微博大概跟大多数人的微博不同,我几乎都是原创,每天上网时写两条发布,有时提前写好,有时临时杜撰。在写微博时,我试图表述过想给大家提供新观念的想法,比如我批评知识暴发户现象,还有我从中国劫的概念后退一步,我说我们社会最近七十年是朝三暮四,前三十年政治文革,后四十年经济文革,都在革文化的命。但因为是微博,而且我的精力极为有限,我难以展开,后来就不了了之。   这种跟现实有距离的情况表现在很多方面。当朋友、或外人问我一些现实问题,我已经不再有当年那样深思熟虑的答案,不再有那种明确、信心满满的答案。比如,有人问我重庆事变之后中国的左派会如何变化、发展下去,我就没有研究;比如,有人问我中国政治演变的可能性,我就没有答案。面对社会空前复杂的变化,以及年轻一代人的人生选择,我开始不断地拷问自己,我是否做得像这些年轻人一样问心无愧?我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是否背叛了自己的青春梦想?……这些问题,在我这里,最终变成了对身体的追问,对时间、空间的追问,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人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们个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会说,房子、车子,成功人士……这样的目的在我看来跟放羊娃的目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你们大概都知道那个放羊娃的故事,在一个贫穷的大山里,一名记者问一个放羊娃,“你在干嘛?”放羊娃答,“我在放羊。”记者又问,“你长大后要干嘛?”放羊娃答,“长大后娶媳妇,生娃。”接下来你猜到的。记者再问,“生娃干嘛?”放羊娃继续答,“放羊”。人们用这个故事教育大家说要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大山,才能赚大钱。可是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赚大钱之后呢?取媳妇生娃?生娃以后呢?读书赚大钱?……在这里贫穷与富裕的目的没有区别,都是循环、轮回。大概很多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成为贫富各自秩序的一个环节,一个链条。   说实话,我好像很少考虑过这样的生活。尽管我跟人们一样,希望过好日子,希望有像样的、足够体面的物质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有为挣钱而放弃我个人的心性、兴趣。就在前两天,我跟一些媒体和出版的朋友聊天,尽管他们是朋友,但我还是为他们那种小心谨慎又不免有些得意的心理感到不安。说严重一些,他们在从事这个国家的谎言行业;说轻一些,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有很多压抑个人、压抑人的良知和常识感的东西;但他们都忍受下来了,都适应下来了,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进而得意了。这才是我所不安的。我想,即使我从头开始,进入这一行业,我至少不会得意的,不会有活着的优越感、轻浮感。进一步,我想我还是会退出的,哪怕我去街上擦鞋、卖花,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有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辛酸苦辣,有我们人类的幸福。我们做不了像国家机器或市场机器中的瞒和骗那样愚人愚己,我们做不了这个专制或异化人性时代的帮忙者或帮闲者。   也许你们会体谅这些人,就像爱因斯坦当年也极为谨慎地说,大多数人都不免世俗一样。爱因斯坦说,在他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伟大的爱因斯坦还说,他很快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即一种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的残酷。   我想,我自己没有像爱因斯坦那么早熟,但他说的那些我能够理解。甚至说,即使大多数人的世俗选择,比如大多数人的沉默、乡愿、犬儒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这种选择是越来越不可原谅的了。因为这种选择不仅有爱因斯坦所说的残酷,本身也有一种人性深处的罪错。   用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说,这种选择是使人生处于一种“无明”状态;用佛家的话说,这种选择是一种业力,大家的共业带来了当代的灾难,带来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苦难。大多数人的传统选择,如放羊娃或高级放羊娃,比如城里的高富帅,那些放羊娃的2.0或3.0版本们,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加剧了现代性的危机,加剧了现代社会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近年先后发生了很多事,从经济危机、内战、革命到抗争运动,都是这一全球化时代下的各类危机的本能反应。像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和平请愿的方式吁请大家拿出良心来,不要那么贪婪,这是相当悲壮而又无奈的。人们对现代制度及其制度机器中的零件表达不满,这个制度机器目前具有压倒一切个人的威力,人们在这个制度机器下生活一时难以博弈出一种新制度来,但人们可以请求大家回到良知良能状态,能够扪心自问,人们要求大家不要做制度机器中的零件,不要做工具……   因此,我们今天要回答人的目的有着很大的普遍性。   但这个目的我们不能提供抽象的答案,或想象着提供答案。比如说人的目的是要给社会做贡献,是要爱国,是要做成功人士,是要有健康的身心,等等。或者干脆否定说,人没有目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贡献、爱国、成功、健康,这些东西,并不能概括人的全部生活,表达人的全部经验。而否定式的答案又往往跟我们人性中的虚荣或高尚需要相背离,无论贫富贵贱,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活着的根据,有他自己活着的方向、阶段、手段、目标,否则我们虽然为所欲为,但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   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们把人的目的跟人的一生相连,目的就在于跟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关系。人生百年,或人的命运,其潜在的目的意义等待我们去认出来。这一点,我们普通人也都有经验。就拿放羊娃的故事来说,那个放羊娃听记者教诲要升级换代,去读书,结果他追问记者,读书做什么,读书挣钱,挣钱娶媳妇,娶媳妇生娃,生娃读书挣钱……这个放羊娃嘲笑记者的麻烦,他说他的爸爸是放羊的,他的爷爷是放羊的,他的人生乃至他的孩子的人生放羊没什么不好……   关于放羊娃的故事可以引申出很多道理。但这个放羊娃对城里记者的反应却是最为值得我们讨论的,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放羊娃并不愚笨,他很聪明,他甚至想象过自己和世世代代亲人的命运。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说,他是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的。   我们说,记得自己的命运本身就有一种目的性,他的人生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目的下面简单、自足、充实、确定地生活,这就了不起。其实,任何生灵,乃至非生物,都有这种目的,你们可以称之为记忆,也可以称之为神识,一种神明认识。比如动物有记忆,植物有记忆,石头有记忆,河水也有记忆,甚至钢铁也有记忆,一旦钢铁的负荷过重,它的记忆出现断裂,就会发生金属疲劳,钢铁很疲劳,不能再出力负重了……   从非生物开始,宇宙万物的记忆或神识越来越神奇。比如种子有记忆,古典中国人观察到,有的种子就在芒种前后一两天发芽,有的花朵就在雨水后一天开花……他们观察天象,发现种子发芽时,天上会有雷雨,雷雨带来了水份、肥料,似乎老天知道种子这时需要水份和养料,似乎种子知道老天会给予水份和养料。天象与地象如此巧妙地配合,这是一种巧合吗。不是的,这是一种千万年的进化经验。你可以叫它经验积累,叫它记忆,也可以叫它别的什么。   其实人也是,比如我们身体的肠胃也有着近万年的经验,我们对食物的承受和消化吸收能力,在这千万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常数。用专业术语,这个常数的轨迹经行了温饱阶段、营养阶段,目前向功能阶段过渡,如果不知道这个常轨,如果硬要把人生当作是人身不断地无节制地摄取各种食物的过程,那么我们的人生和人身就脱轨了。比如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据说是吃牛肉撑死的,我们伟大的诗人穆旦在印度也差一点饱死……   可以说,打破这个常数,非肠胃能力所及,身体就出现了变异,成年人的各种病症五花八门,惨不忍睹;就是孩子,很多十来岁的小孩,也是一个巨无霸式的肚子,而很多成年人的病如癌症、糖尿病等等已经在孩子身上发生了……这就是变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人跟钢铁一样,失去了记忆,疲劳以至衰变了。或者说,在他们投身于吃喝时,他们忘记了人的目的。   因此,我们说,失去记忆、背叛过去的人没有目的,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目的。那些假装健忘,忘记你的人;那些背叛青春理想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那些似乎有惊人的胃口忙于吞食这个社会的各类食物或其他资源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在人的意义,在人类的意义上,在心灵的层面上,他们是无目的的。他们是无心的。所以他们显得很忙,心亡了就是忙;他们显得健忘,心亡了就是忘。   我们说,人的目的就在于寻找记忆,寻找人跟世界的关系,寻找人的类的认同。人首先是以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的。用儒家的话说,人心惟微,所以人要正心;意念无穷,所以人要诚意;人栖息在以身体为中心的文明单位之中,所以人要修身;人栖居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文明单位之中,所以人要齐家;人属于邦国为中心的文明单位,所以人要治国;人更属于以天下为中心的文明单位,所以人要平天下。   这个推己及人的文明单位的扩大,带来的是前一单位的去中心化。就是说,文明的演进是不断去自我中心化的。就像那个放羊娃,最初只是以自我为中心,但他放下这一中心,把过去、未来,城里、乡村纳入他的视野,他就有新的感觉。活在当下来放羊,对他来说就更为自觉了。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当我们以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独特得无以伦比时,我们就是以自己、家国为中心的;只是有我们去自我中心,我们才能更平实地、更坚定地爱我们自己的家园,爱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去自我中心的文明演进意思,其实还是年轻的学者聂传炎提醒我的,我觉得他的发明极好。发扬个性、发现真正的自我,就得去除自我中心,去除自私自利主义。这种去自我中心的自我意识,在费孝通那里,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身处无明状态,仍生活在自我中心的幻觉里。甚至伟大的孔子虽然说仁者爱人,但他未能跳出华夏中心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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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进入专题 : 政治史 权利 国家主义 堕胎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 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 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 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四 “希特勒婴儿”      从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会了大规模消灭身体的“集中营”。从古拉格到奥斯维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这种“生产死亡的工厂”,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为了更加“人道”和高效,纳粹普遍采用了毒气技术——氰化氢的比子弹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史 权利 国家主义 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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