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作者： 信力建   一年一度的劳动节又近，昨天，习总前往全国总工会机关，会见了全国劳模代表，据说这是工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足显新领导人对劳动者的重视。习总在与劳模们的座谈会上也特别强调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劳动最光荣，这实在是对中国亿万劳动者的莫大鼓励和支持。 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伟大领袖英明舵手？政府部门还是公务员队伍？事实上，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根本因素是生产力，而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马克思并进而将生产力分解为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除了我们熟知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所谓“三要素”外），还应包括“科学技术”——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自从机器生产以来，“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在起作用。他还认为除了科学因素之外社会劳动还应包括“自然力”这一自然因素在内。不管“五要素”也好，“三要素”也好，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精英）的只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经营者与企业家。 工人、农民的作用一目了然，我们衣食住行全靠他们生产，他们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主力军。经营者和企业家则是安排工农生产，从而使其生产水平和成果最大化的组织者。至于知识分子，则是为工农生产提供更高更有效手段的动力提供者。这三部分人立足本职，互相支持，形成了一个国家经济三位一体的根本支撑——他们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国家壮工。可是，这样的常识，在一些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得不到认知与尊重，他们做的往往是摧残这些精英，而大量豢养一些无关的冗员。 比如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他们对农民和农村经营精英所谓地主富农的摧残是不遗余力的。1929年，2500万户农民被强行拖进农业集体化。城市工作队、农村干部、警察、军队，一遍又一遍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大规模逮捕、放逐、围剿。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这些传统的”欧洲粮仓”，田园荒芜、村舍毁弃。成千上万、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农民，颠沛流离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集中营囚满了大批被叛苦役的农民。”国内护照制度”无情地阻止了饥饿的农民流入城市。到处都可看到农民流着眼泪宰杀自己的牧畜。农民说：杀吧，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了！12000万农民被卷入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1000万农民和300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1934年，3300万匹马、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14600万只羊，死掉三分之二。集体化彻底破坏了这个欧洲粮仓，直到2006年俄罗斯还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要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 有人将上世纪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农村种田大户 庄稼能手，可在斯大林看来却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如此摧残经济精英的结果也是一目了然的：在全盘集体化期间曾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情况，在此期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其中牲畜头数减少了50％。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35年才开始复苏。 在斯大林时期，除1937年、1940年和1953年收成较好外，直至1952年粮食总产都低于1913年。 在大量摧残经济精英的同时，苏联政权豢养了为数众多而又不做实事的政府官员。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几代领导人，苏联逐渐培育了一个特权阶层。后据俄罗斯学者估计，直接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达7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达400万之众。这一阶层的成员经过多次政治清洗和组织筛选之后，形成苏联造干部的两种类型：一类是能力平庸但听话的干部，另一类是处事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的干部。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基层组织成为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在专制的组织路线下，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各级领导层，干部队伍智力资源走向贫乏和枯竭，而大批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人被排除在外;还长期实行“近亲繁殖”政策，从身边选拔接班人，据统计，在苏联各联盟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中层领导人员中， 75%以上出身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基层和企业工作的经历，长期脱离群众，一旦发生政治剧变，很容易随波逐流。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注意力都集中在干部“稳定”上，不断搞各种条例、规定，但很多又与人民的诉求无关，反而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法制化，从而使这些官僚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决拥护者。领袖在上面，拥护者在下面，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却与广大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一方面是精英的消逝，另一方面是冗员的跋扈，上下用力，终于在1991年将苏联这个曾经地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超级大国彻底撕裂解体。这种情形在我们中国一样存在。本来，经过上百年的近代化，中国本土也已经培养出了基本上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人才。可是在五十年代那场天翻地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这批人被摧残殆尽，不成片段三反”、“五反”之后，1953年夏季，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仍然延续着“五反”的极端化倾向，使他们因为“历史问题”不断被当作敌人遭到斗争、迫害。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承受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甚至连升学务工、娶妻嫁女都会受到歧视性的限制。歧视商人，迫害商人，在极权专制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任何朝代都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这样极端和彻底，也没有如此暴力和野蛮。中国商人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由张謇、卢作孚两代精英为榜样的现代商人文明被彻底摧毁，而野蛮与邪恶的专制传统却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复活了。这结果就是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只能在一篇废墟上进行，中国交了说不清的“学费”后，又才勉强有了一代跟卢作孚他们相比，还有不少差距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与此同时，以公务员为主体的政府官员却在日益膨胀——据《中国改革报》“我国单位GDP公务员数超发达国家20倍”一文介绍，我们国家公务员队伍尽管数次“瘦身”，然而老百姓对“瘦身”后的效果却并不满意。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67%的居民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应该减少，认为应该增多和保持现有规模不变的只有10%和5.9%。其中，城市和小城镇居民认为公务员数量应该减少的感觉较农村更强列，比例分别达到87.1%和88%。换言之，近七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而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除了数量问题，公务员的效率——也就是质量——也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对百姓来说，数量本身并不重要，部门的工作效率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印象中工作效率高低往往成为判断各部门该增还是该减的重要标准，因此，效率的提高要让老百姓知道。对熟悉的部门，百姓要看到你的工作效率和努力；对不熟悉的监管部门，百姓得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这种由于畸形就业（政府聘用大量公务员，老百姓就业唯公务员是追）和不合理资源配置（公务员占据大量社会财富）导致的问题一目了然：首先，浪费资源，限制发展——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社会里的“冗员”多了，就意味着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数量的减少；而“公务员”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他们的增多和直接从事生产者的减少意味着整个社会发展受阻甚至日趋萎缩。其次，公务员多了，还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效益，众多的“冗员”彼此争权夺利无心尽管理义务，结果只能是越多越乱，龙多不治水，鸡多不踩蛋，社会成本和负担因此加重。这种情形长此以往，可能拖垮整个社会——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作者： 苗蛮子   报载，4月19日至23日，创刊64年的《衡阳日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续3次更换沿用了数十年的报头题字。据当地媒体人员透露，这是刚上任不足一个月、有“换字书记”之称的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所为。作为一家市委机关报竟如此反复无常，市民读者直言“这是瞎折腾”。 时至今日，即便对于已为人们诟病的一些党报来说，报头题字多少也算是其形象品牌。因此，报纸一般不轻易更换报头。即便因行政建制变化、多家报纸合并、报纸扩版重新包装等等原因而变更报头，也是慎之又慎的事。毕竟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更换报头不仅关乎财力物力，更关乎报纸的脸面，关乎报纸的市场——尽管读者喜爱一张报纸，关键在于其内容。 然而，在党管媒体的现实语境下，地方行政长官对辖区内的媒体指手画脚，已然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莫要说更换报头，即便是关停报社，对于已然山寨化了的地方权力而言，也是易如反掌之事。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一张报纸的命运大致取决于两点：一是看领导的个人喜好如何，比如有的领导热衷题词，于是甭管自个儿的字写得如何，也无碍于其题词满天飞。二是看报纸内容是否影响官员的仕途，换言之，就是媒体从业人员是否遵守由上而下却已被权力私利捆绑了的所谓“宣传纪律”——直白些说，就是看你是否“听话”。倘若媒体“不听话”，往往遭受权力种种或轻或重的打压。 尤须说明的是，这种来自权力的打压，往往是在暗中进行的。也正因如此，官方也就很容易以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击汹汹舆情。依此来看衡阳更换报头事件，这里所延续的恐怕也是这种“黑箱政治逻辑”，毕竟你很难证明这是“换字书记”的“意图”。相反，涉事单位或个人往往会被迫出来替主子背书。比如，衡阳市委宣传部和衡阳日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口径一致地宣称“此次报头更改是报社根据报纸改版需求作出的决定”，而且还言之谆谆地说从“毛体”中选了两套方案供读者选择，并于4月23日“根据大多数读者的意见选定了第一套方案”。话说到这份上，批评者还能说什么呢？ 基于这种认识，一个市委书记既有“权力”更换报头，也有更换报头的“权利”——显而易见，这里的“权利”，更多来源于颟顸不可一世的权力，而非一个普通读者的要求。也正因这种权力，一份本应面向群众、代言公意的报纸，俨然成了某些官员的家庭私报。在这里，作为公共资源的媒体，已然异化为官意乃至权力者个人喜好的展台。 一张报纸居然三天频繁“变脸”，可说是一种“另类题词”。之所以说是“另类”，大致是因为近些年中央已明令禁止领导干部“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这对于那些有题词癖好的官员而言，无疑是一道紧箍咒。具体到“换字书记”，不妨想象一下：既然上面不让题词了，那就不妨根据自己喜好换换公共领域的字体。 但说到底，无论是一些地方官员题词满天飞，还是“5天3换报头”，都是蛮横而虚妄的权力美学发作的病态产物，再次昭示出了权力的无边界。很清楚，一些官员如此热衷“题词”或“换报头”这种表面文章，端在于这些“表面文章”制造了财富、政绩以及权力的多重狂欢：不仅显政绩、见效快，名利双收，而且在权力意志得以贯彻执行之际，官员的权力虚荣得到了无比满足。 正因为这种多重效应，于是做“表面文章”在官场内蔚然成风，且绵延不绝。现在一些深谙宣传之道的官员，越来越善于通过媒体包装（伪装）个人形象。而我国媒体的特殊管理体制，无疑又为官员打形象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我们容易看到，一个官员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实实在在抓民生大事，而是挖空心思提出一些新概念、新口号，以标榜自己的所谓“创意”、“新政”。在某些舆论逼仄的地方，一些“高大全”式的官员，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地方报纸的版面。 应当说，官员热衷打“亲民牌”，并非全然是坏事，但评价官员有无作为，关键还是看其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对于衡阳这位“换字书记”来说，我们不能说他不作为、能力低下，但人们难免不会这样怀疑：上任伊始便如此折腾于上演“皇帝的新衣”，又怎会搞好经济民生呢？

作者： 苗蛮子   她被称为“撒切尔夫人”，但是更多人记住她是“铁娘子”。这位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1979年成功当选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并于1983年和1987年两次连任，直至1990年11月28日被迫辞任，并因此而成为英国20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 造化弄人，撒切尔夫人在随后的二十余年岁月中，却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一个彼此遗忘的世界里——2002年中风后，撒切尔夫人被可怕的老年痴呆症强行抹去了她珍贵或者痛苦的记忆；也就在当年她77岁生日那天，这个一度被奉为大众偶像的政治明星，竟然只收到4张贺卡。 2013年4月8日，这位历史上浓墨重彩的政治家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落幕了。 梁启超曾言，“（天下非常之人）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然会面对种种非议。撒切尔夫人的身前、身后名，正如她爱憎分明的个性一样泾渭分明：痛恨她的人，把她视为独裁的魔鬼，为她的离世欢欣鼓舞，因为她彻底摧毁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并不择手段解散了强势的工会，让一部分工人丢掉了饭碗；而怀念她的人，则奉她为榜样，因为她尊重市场与自由，使长期陷入停滞的英国经济焕发生机，并带领大英帝国重新返回了世界舞台中心。 饶有趣味的一个现象是，相较于英国国内两极化的评价，撒切尔夫人在国外的评价总体趋好；特别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知识精英，对于这位被英国反对派工党评价为“那个年代最卑鄙的人物”“最愚蠢的女人”，几乎一边倒地表达了尊敬之情。很容易理解，这同样是站在于己有利一方看问题的结果，毕竟撒切尔夫人曾为中英关系的发展以及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过重要贡献；基于此，而重温两位时代伟人——撒切尔与邓小平多次交锋的历史片段，对于素有“伟人情结”的中国民众而言，无疑是一段可资谈论的佳话。 不过若站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大背景，来审视撒切尔夫人在中国的礼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与其说是中国民众对一个与自己国家有过美好交集的风云人物的由衷敬意，不如说是一种言此意彼的政治诉求表达方式。显而易见，这种曲折的言说方式，所观照的更多是“此岸”而非“彼岸”的现实境况——我们因“铁娘子”的离世，而感慨强人政治的终结，乃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政治强人来破解改革困局的时代。 正是因为这种期待，所以当我们梳理撒切尔夫人的一系列大胆改革，俨然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改革”。比如为打破国有体制和垄断，撒切尔大刀阔斧地对医疗、邮电、交通、教育等领域的国有经济成分，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造，推动实现了“国退民进”，这相当于完成了一场“中国国企改革”；而不惜一切代价驯服势力庞大的工会，削减沉重的社会福利支出，重拾“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缩减政府职能，向社会放权等等，则无异于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政府机构改革”。 撒切尔的这一系列改革，从改革内容来看，其实并无多少新意，盖因这是政治家们以及政权合法化的惯常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对象及其力度——前者，是向谁开刀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动真格还是蜻蜓点水的问题。换言之，就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问题。梳理撒切尔的系列改革，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条主线，那便是更多时候，撒切尔都在和包括工会、反对派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作战。 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承平日久、利益集团愈益庞大、阶层板结化的背景下，改革者敢不敢以及如何对抗利益集团，往往是衡量改革乃至国家兴衰的关键。撒氏改革无疑是一个最佳注脚：在英国病日益沉重的年代，撒切尔夫人毫不犹豫地向“内部的敌人”、庞大的利益集团举起了“手术刀”，由此而推动了英国的复兴，重塑了现代英国。这对于改革常常流于“到官为止”的中国而言，显然具有镜鉴意义。 撒切尔夫人对于中国的启示，显然不止于中英两种不同本质的改革。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软实力的一段话，或许更值得我们省思。她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撒氏这段言论，所展示的是其一贯坚持的国家主义立场，而且其中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不得不承认有其现实支撑。 应看到，相较于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中国文化贸易还存在巨大逆差。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更多是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非文化和精神。正如撒切尔夫人所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以及新思维都是西方的，而且连理论研究也都是在西方的结论基础上进行的，不否认这些思想观念的正确性，但它是为西方价值观服务的。 需要追问的是，中国为何难以出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原因无疑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恐怕与中国式改革——即“改革到官为止”或者“国进民退”不无关系。很显然，这种“国进民退”式的改革，强化了集权与人治，这显然是市场经济、文化创新的障碍。 推行变革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者的信念、勇气和好运，三者缺一不可，但前两者无疑最为关键。而撒切尔的诸多改革能够顺利推行，显然也更多得益于她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果断刚毅的改革勇气。很显然，作为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现在对撒切尔的政治遗产盖棺论定为时尚早，但她尊重市场自由、敢于改革的“铁娘子”精神，无疑值得中国的改革者们学习。

　　最近几个月，有些读者建议俺分享经济类的电子书。以下是俺上传的首批经济类电子书，算是抛砖引玉。如果你认为某本书比较好，欢迎推荐。 　　按照惯例，上传的电子书都放到 ” 编程随想的收藏 ” 这个站点。 　　 要下载的话，请用鼠标猛击” 电子书清单 “（需翻墙） ◇亚当·斯密：《 国富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 亚当·斯密堪称现代经济学之父，此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经济学专业必读著作。 国富论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管制。 此书还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 ◇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 作者是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最有影响力的成员。 他一贯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 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此书指出了许多常见概念（”社会科学”、”个人主义”、”经济人”、等）的误解。 ◇米尔顿·弗里德曼：《 自由选择 (选择的自由) 》 作者是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此书用通俗的笔法，对常见的社会问题（医疗、教育、通胀、等）进行分析。 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阐明了作者对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 ◇本杰明·格雷厄姆 & 戴维·多德：《 证券分析 》 本杰明·格雷厄姆号称”证券分析之父”，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人。 他还是股神巴菲特的老师，对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产生重大影响。 此书虽然是1934年初版，至今仍被称为”价值投资领域的圣经”。 ◇乔治·索罗斯：《 金融炼金术 》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金融投资大鳄，此书是他的代表作，主要介绍他提出的”反身性理论”。 “反身性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市场的认识必定是扭曲的（有缺陷的）； 这种扭曲的认识会影响市场，导致市场波动； 而市场的波动反过来会强化这种”扭曲”——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反身性”。 ◇列维特 & 都伯纳：《 魔鬼经济学——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 》 列维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书中分析了很多常见的社会现象，其结论往往颠覆传统常识。 2005年出版后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 ◇约瑟夫·熊彼得：《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 作者是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创新理论。 此书包含10篇文章，分别介绍10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 ◇詹姆斯·多蒂 & 德威特·李：《 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 》 本书的两位作者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 此书摘录了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关于自由市场的文章，另外也包括两位作者自己写的文章。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 作者是印度经济学家，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 此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自由的增长。 此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目录从35页开始。 ◇保罗·萨缪尔森：《 充满灵性的经济学 》 作者是知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 此书收集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99篇评论性文章，涉及经济的各个方面。 ◇茅于轼：《 生活中的经济学 》 作者是国内经济学家，曾获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此书汇总了作者在中国社科院内部刊物上的专栏文章，内容比较通俗。 此书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经济体制三个方面，介绍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许小年：《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 作者是国内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此书批判了凯恩斯主义，并分析了08年金融海啸的原因。 作者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 如果你想找某本电子书，可以 翻墙 到俺博客留言，或者 翻墙 到 电子书页面 留言。俺有的话，会分享给大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