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译注：一部名為《外鄉人：圖伯特的另一個化身》的紀錄片，在其Facebook上貼出這張海報。顯然，這幅奇怪的海報太多歧義。 “ TIBET ’ S NEXT INCARNATION?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其实在四月初，已经有香港媒体头版头条报道，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内频频外访和赠送礼物。根据廉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汤显明五年来总共外访34次，有154天不在香港，当中22次外访是到内地。总共耗费接近400万港元，其中他的个人开支共76万元，占总开支19%。他在任内还花了22万元公帑，送了136次礼物，主要给内地政府和官方机构。廉政公署对公务员收受礼物规定严格，一般不能超过五百，但是汤显明送出的礼物当中，三分之一超过了这个标准。 有些批评指，汤显明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退休之后当全国政协委员铺路。只是，这种用“动机论”来进行的猜测和判断，过于诛心，加上根据廉署当时的规定，不管是外访次数还是金额，还有送礼的金额一向是廉政专员自己看着办，可以批评不合理，但是确实不存在违规，只能说，廉署存在灰色地带。 四月中旬，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廉政公署有两顿宴请，为了避免超过廉署自己规定的，每人晚餐的餐费450港元的上限，这顿饭，甜品被分开申报，红酒变成了宣传费，至于另外一顿饭，实际每人开支1045港元，没有按照内部规定，事先由廉政专员审核，被算成了宣传费用。这让公众哗然，作为香港廉政的把关者，自己却想办法钻规定的空子，那如何取得公众的信任？尤其是用分单来越过正常审核手续这样的做法，廉政公署在自己制作的教育公众反贪的小册子里面，就把这视为贪污手法之一。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汤显明任内。 之后媒体报道，原来汤显明自己还有两顿超支晚宴，宴请内地官员，人均超过一千两百港元，还没有算上廉署自备的茅台、XO等名酒。这让公众不禁要问，如果再查下去，还有多少超额的饭和礼物呢？ “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这句口号，让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也是香港人珍惜的核心价值。即便身为特首，如果接受了超过规定的款待，都可能成为廉署的调查对象，即便是全球身价前百位的富豪，或者是退休高官，都会遭到廉署起诉。每当谈到如何应对华人社会，尤其是内地贪污问题的时候，香港经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被谈论最多的 身为廉署曾经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汤显明的行为让公众觉得无法接受，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证明他违规和违法，只是，廉署自身的违规行为，是不是上行下效的结果？部门领导人带头吃吃喝喝联络感情的结果？ 其实谁来监督廉署？在架构设置上，除了廉署内部监察部门，还有一个由社会名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不过这次事件显示，这两个机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好在架构上还有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独立审计的审计署，还有喜欢挑刺的立法会议员，还有忠于职守的媒体。其实最终还是需要制度的完善，让坐在专员这个位置上的人，不会有无心之失，或者被牢牢约束。 廉政公署现任专员白韫六表示，正在制定规定，修正送礼外访以及宴请等规定中的灰色地带。 别看吃喝送礼是小事，人情其实就是在这些礼尚往来中培养出来，而贪腐也往往就这样慢慢产生。香港的廉政公署花了多少年才让香港人没有了这样的习惯，但现在却因为一个人，自己有了这样的毛病。怪不得廉署这些年士气低落，流失率高。大家看在眼里的。

养人与改制 　　　　　　　　　　　　　　　　张鸣 事业单位，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特有名词。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吃官饭，由国家拨款供养。说起来，它们跟国家机关不大一样，里面的人不属于官员。但是，在中国凡是吃官饭的地方，都有共性，一个共性是都有官阶，科级、处级，局级……，还有一个共性，就是都能养人而且越养越多。 事业单位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类，有经营服务性的，有行政职能的，也有公益性的，比如学校和医院。不管哪一类，除了它本身的功能之外，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养人，养很多人。改革开放之后，权力含金量大增，依附权力的事业单位多了起来，服务也就顺理成章变成了借权弄钱。有行政部门做靠山，不怕企业不就范。好多挂靠行政机关的协会，都是干这个的。同样，学校和医院，也渐渐有了“店”的模样，本质工作，反而不甚了了了。从某种方面说，他们开“店”，也跟国家养不起，难以全额拨款，同时自己要养的人却越来越多有关。一个县，机关名额相对固定，进去难点，大家想吃国家财政饭，就拼命地往事业单位里挤，挤得每个办公室都满满的。据说，现在全国的事业单位，有 126 万个单位，有 3000 万职工。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大量的临时工。 事业单位的改革，早就嚷嚷多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终于，现在要下来人了，人影依稀可见。最大的改革，是说要把三类事业单位细分，其中，担任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政府机关，经营服务性逐步转成企业，而公益性的，则通过进一步细分，再分成几类，逐步改革。比较振奋人心的，是砍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不让学校和医院有那么多的官。显然，这样的改革这是好事，但还远远不够。最令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最后能有多少事业单位，挤到政府机关的序列里去，按过去改革的常理，只要改革留这么一个后门，这样的挤，是会很激烈，也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有可能挤破大门，让众多的事业单位，摇身一变，成了政府机关。使本来就臃肿不堪的政府机关，更加臃肿。其实，这类事业单位的职能，本可以由 NGO 组织来承担 ，由政府出面，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职能，国外的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而且具有效率的。 所以，这样的事业单位，可以干脆转成 NGO ，非政府组织 。反过来，变成企业的事业单位，会相当的少，不经强制，这个过程很难实现。当然，改革最不彻底的，还是第三类事业单位，将之分成公益一类和二类，还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无论一类还是二类，都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任何的学校，医院，都可以实现国立、私立和教会三者并存，没有道理非得由政府包下来，一家垄断。实际上，政府现在对于公立医院和学校，包又包不下来，拨款根本不够人家花的。为了养人，这些单位不得不创收，现在医院的以药养医，学校的乱收费，乱办班，都跟经费不足有关。国立或者现在叫公立的医院和学校少一点，也就可以养得起了。很多医院和学校，包括大学，可以转制，变成私营的。以大学为例，在发达国家，没有说私立大学就办不好。相反，美国恰恰私立大学才是最顶尖的大学。中国人又不比别人差到哪里，别人能办的，我们也应该能办到。民国时，无论大学还是医院，都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足鼎立。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医院和大学，尤其是大学，办得相当好。 当然，最难的，恐怕还是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所有这些单位的领导，都会叫起来。别看不是真的政府官员，级别的含金量也不高，但一旦没有厅级，处级这些头衔，所有单位的头头，都会浑身难受的。行政级别，就是他们的灵通宝玉，须臾不可分离。 多少年，所谓的事业单位，至少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养人。连大学，都会因人而设课，只要去了这个所谓的职能，事业单位也就好改了，把养人的地方，变成干事的，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养活更多的人。

作者： 信力建   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形势错综复杂，似乎正验证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对于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转型困局，以及无从解释和无规律可言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夹击，各方显示出来的更多是惴惴不安，惶恐与彷徨。 当惶恐与彷徨一直蔓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防卫的能力。当自身有条件逃脱这种社会困境带来的不安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于是“用脚投票”的各种移民出国在近些年来才会大规模爆发。而当自身能力不足以“逃脱”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另类的宣泄方式，比如醉生梦死，比如寻找精神支柱，比如发泄愤怒。而这三种宣泄方式，也就构成了目前中国的三大“语言场”：娱乐话语场、非典型左派话语场与非典型右派话语场，由于国内的左派与右派与国际上的左右派划定标准不一，姑且称为“非典型”。 1、娱乐话语场 近些年来，娱乐的发展更加多样化。以歌曲、电视剧、电影的“老三套”为基础，不断推陈出新，尽管这种所谓的“创新”经常是毫无底线。从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还有非诚勿扰、非你莫属、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以及接连发生故障的中国星立方等等，还有各种对电影的恶搞。娱乐节目可谓层出不穷，时刻轰炸着普通大众的眼、耳、脑，让你没有机会思考。 除此之外，关于钱的话题：晒富、晒名车、晒名表，以及关于商学院、大学府里的各种不堪各种勾结，和各种小三、情妇、红楼十二衩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全民娱乐时代，全盛来临，风花雪月，男欢女爱，话题之多应接不暇。 著名作家奥威尔和赫胥黎曾在其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娱乐至死》中，表达过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不同的担心。奥威尔担心“书籍将被禁止流传”，赫胥黎担心“人们自发不读书”；奥威尔担心“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有人给予我们太多的信息，使我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盖”，赫胥黎担心“真相将被无关的汪洋所淹没”；奥威尔担心“文化将被禁锢成为一片荒漠”，赫胥黎担心“文化将因琐碎而杂草丛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务痴迷”；奥威尔担心“政府用制造痛苦的方式来支配大众”，赫胥黎担心“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法来支配大众”；奥威尔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赫胥黎认为“人们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赫胥黎还提到：那些随时警惕暴政抬头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恰恰没有计算到人类“几近无限的消遣取乐的欲望”。 以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担心为对照，看看时下中国的现状，你会发现：他们所担心的都成真了！且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并行不悖的。一些“书籍”被禁止，一些“书籍”在畅销，而畅销的书籍往往无关思想无关人文，而是励志成功学、幻想穿越小说、心灵鸡汤等等。微博出现之后，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得你分不清真相和谣言。文化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各种恶搞的网络语言，低俗的字眼。痛苦和娱乐，都由政府导演，该哭时候要哭，该笑时候要笑。人们忘记了追寻生命本真和价值，一切都是为了“快乐”活着。 2、非典型左派话语场 学者秦晖曾在《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中探讨了知青的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他说：“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无奈也正是当前许多左派遇到的现实困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被瞬间摧毁，那是多么难受的事情。在他们心中，如果那个“桃花源”依旧存在，他们当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为具言所闻”而“叹惋”，却希望“不足为外人道”：即使“我们”那种信仰被现实捅破了，也请不要告诉“我”，更不要告诉“别人”。这些人是没有听到现代化集结号的“孤儿们”，封闭自己如鸵鸟般，不与世界打交道，永远夜郎自大。 而提供给这些人“精神养分”的除了虚无缥缈的“信仰”之外，还有一群“别有用心”之人。这群人以贩卖民粹主义为生，在美国“生活”，在国内“工作”。譬如某些官媒某些五毛党魁，他们为何能够生存下去？正是为这些在“桃花源”里，不敢出来面对世界变化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的“麻醉药”。于是，各种已经被告别和埋葬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汉奸走狗”等词语，重新被抬上祭坛，成为他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身在底层，受尽侮辱却无法改变现状，只能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麻醉”让自己获得认同感和存在感。 因需要而存在，左派们得以占据一席舆论场地，兴风作浪。阿丁说：“读到止庵先生一句，‘罪恶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这句话可以解释被洗脑者在这个信息难以被完全屏蔽的时代依然大面积存在，以及为恶政背书、为主子维稳的奴才横行于世的原因。”其实，多数单纯的左派，是被假左派利用了，成为助其一呼百应的打手。 3、非典型右派话语场 中国的右派，被称之为“有良心的一派”，他们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嫉恶如仇从善如流，讲自己的话、讲真话。这批人从八十年代文化复兴之后，近年来又得到迅速崛起。他们不理会官府套话和设计好的“真相”，追究到底，让真相晾晒在阳光之下。他们著书立说，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除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即使是体制中人，也是铁肩担道义。央视的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赵普等人，都一改央视一味唱赞歌的作风，坚持说真话办实事。就连娱乐圈的姚晨、伊能静等等，都为公民社会的建立起到不小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的言论情况还是不错的。吴思先生曾把中国的言论自由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宪法》，第二层是新闻法规，第三层是行政命令，第四层是开放的媒体，第五层是准入制度。在吴思先生看来，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而是至少包含这五种层次。言论自由从100平方米缩水到10平方米，再扩展到60、70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这些年来，封锁是有的，但至少言论空间和信息面比以往要好些。这次的芦山地震，就比汶川大地震时信息透明，行动迅速，知道真相的人们理性了很多。 这三个话语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里，还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细分为八种，即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各种话语、思潮的产生与碰撞，在原本僵化的“一言堂”语境里，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开放的社会里，需要更多的理性讨论，只要大家尊重真相，坚守底线，就能够产生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共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