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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 祝捷：关于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思考 进入专题 ： 两岸关系 台湾问题    ● 周叶中   祝捷   　　 　　摘要: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胡六点”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提出了新的主张。根据“胡六点”的观点，可以采取将政治关系定位“议题化”和“阶段化”的方式，通过大陆和台湾阶段性的谈判协商，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根据大陆和台湾关系发展的现状，“两岸”是现阶段政治定位模式的最佳选择。“两岸”模式为大陆和台湾当前的政治关系破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将为结束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对立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关键词: 政治关系定位；“两岸”；台湾问题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用于表征大陆和台湾如何看待对方政治地位，以及如何看待彼此间政治关系的概念。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合理的、可为大陆和台湾共同接受的政治关系定位，将有力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此，为促进两岸关系更加深入发展，就必须解决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问题。本文即根据两岸关系现状和两岸有关政治关系定位的主张，提出几点有关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思考。 　　 　　一、大陆和台湾有关政治关系定位的模式 　　 　　1949年10月后，大陆和台湾就政治关系定位曾提出或在实践中实行过多种定位模式。这些模式为我们讨论大陆和台湾在现阶段的政治关系定位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 　　1979年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都是“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只不过由于大陆和台湾各自所处立场不同，因而对该模式含义的界定有所区别。大陆方面认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取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是叛乱团体。大陆方面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联合国2758号决议在指代台湾当局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时，没有用“台湾政府代表”或“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而是代之以“蒋介石的代表”。台湾方面认为，大陆是所谓“沦陷区”、“匪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是“叛乱团体”。因此，台湾当局名义上对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实行所谓“动员戡乱”，在国际上声称代表中国，并延长在大陆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任期，以彰显其对“全中国”的“法统”。 　　“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是大陆和台湾在内战思维主导下的产物。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模式也为两岸所放弃。 　　（二）“中央对地方” 　　“中央对地方”是大陆方面在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张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商谈”的呼吁，这标志着大陆正式改变台湾当局是“叛乱团体”的定位，并已隐然将台湾当局视为一个地方政府。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提出“叶九条”。其中第三条是大陆和台湾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第五条提出台湾当局及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第六条提出中央可以补贴台湾的“地方财政”。根据“叶九条”，台湾被定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只是“叶九条”中没有正式出现“地方政府”这个概念。1983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客人杨力宇时，明确将台湾当局定位为“地方政府”。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一套”，台湾回归后“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时可以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1}。但是，邓小平同志考虑到台湾当局有关“中央对地方”模式的可接受度，又在同一场合指出：“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2}。在邓小平同志作出上述表态后，除在个别场合，大陆方面一般都不再用“中央对地方”模式来定位政治关系。 　　（三）“两党” 　　“两党”是大陆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主张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其渊源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3}。1981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叶九条”中提出“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建议。1983年6月，邓小平同志提出用“国共第三次合作”代替“中央与地方谈判”后，“两党”模式成为大陆对政治关系定位的新主张。 　　以“两党”模式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须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在大陆和台湾长期、稳定执政为前提。1986年至1987年间，台湾当局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又于1991年通过修改“宪法”，在台湾地区实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1993年，台湾当局曾在一份文件中认为，“在过去多年中，政府基于国内政党政治发展已具基础，面对中共一再提出‘党对党谈判’的要求，均表反对，或未予理会”，“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4}。台湾当局在该文件中的说词表明，以“两党”模式作为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前提已不存在。 　　（四）“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 　　“一国两府”、“一国两体”、“一国两区”等模式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1999年间主张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上述三个概念中的“一国”是指“中国”，其含义在1994年前指“中华民国”，在1994年后按台湾当局发布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两区”是指“大陆地区”和“自由地区”（“台湾地区”）；“两府”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两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两个“对等”实体。“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的核心思想是“两岸对等”，其意在通过“两岸对等”的建构，防止台湾被大陆“地方化”、“矮化”。 　　运用“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是台湾当局的主流观点，并被分别规定在台湾地区现行的“宪法”、“国家统一纲领”等规范性文件中，成为台湾地区“法定”的政治关系定位。在“一国两区”、“一国两府”和“一国两体”的政治关系定位下，台湾当局逐渐改变了原来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逐渐走向“台独化”。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所谓“两国论”，在理论上抛弃了“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的主张。2006年2月，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也在制度上抛弃了“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目前，台湾当局除在“宪法增修条文”中维持“大陆地区”、“自由地区”等用语外，已经放弃使用“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来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 　　（五）“两国” 　　“两国”是以李登辉、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主张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将大陆和台湾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确提出所谓“两国论”。“两国论”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为“两国”，认为“一个中国”是两岸统一以后的事情，目前两岸是“两国”，因而“互不隶属”。但是，这个“两国”关系又是特殊的，既不是一般的“两国”关系，也非“内政”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是内外有别，“在对外关系定位上为两个国家，但对内则互不称外国，也非内政关系”{5}。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国论”被改造成更加偏向“台独”的“一边一国论”。早在当选之前，陈水扁曾发表一份名为“跨世纪中国政策白皮书”，其中有一段话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这段话是陈水扁对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主导思想。2002年8月，陈水扁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正式提出“一边一国论”，试图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为“两国”关系。根据陈水扁对“一边一国论”的解释，所谓“一边一国”是指“台湾是我们的国家……不是别人的一部分，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别人的一省，台湾也不作第二个香港、澳门，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彻底抛弃了“中华民国”架构，比李登辉的“两国论”走得更远。通过“一边一国论”，陈水扁将“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进而刻意区分中国与“台湾”，试图造成两岸“一边一国”的态势。 　　由于“两国”模式主张“台独”，不符合两岸关系的现实，也与两岸主流观点相背离，因而不可能为两岸所共同接受。即便在台湾地区，以“两国”模式作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也仅仅停留在政治人物的口头言说阶段，没有落实为具体的政策或纲领。 　　 　　二、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解决方式：“议题化”和“阶段化” 　　 　　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定位，核心是提出大陆和台湾可以共同接受的模式。从上文的整理可知，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上的争议主要有二：第一，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第二，大陆和台湾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关系。由于大陆和台湾存在“国家”和“主权”等高度敏感的政治争议，两岸目前尚未形成关于政治关系定位的共识。因此，为了避免因政治原因影响两岸事务性交流，大陆和台湾在两岸事务性交流中都采取了“搁置”政治关系定位的做法，在事务性商谈中回避政治问题。而且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授权团体，将两岸关系转变为“两会关系”，从而透过“两会框架”解决两岸事务性交流中的有关问题。但是，两岸关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事务性交流阶段，要使两岸关系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找到解决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问题的合适方式。 　　（一）“政治对立”论的解读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胡六点”）中，对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进行了新的阐述。这是大陆方面在政治关系定位问题上的最新主张{6}。虽然“胡六点”对于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论述只有三句话，但这三句话揭示了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的实质，提出了解决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问题的方式。由于“胡六点”对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论述，围绕“政治对立”展开，因此，本文将“胡六点”中的相关论述称为“政治对立”论。 　　第一，胡锦涛同志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就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尽管台湾地区已经两次实现“政党轮替”，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两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即是上述历史事件的延续。国共内战以及大陆和台湾过去近60年间实际上的敌对状态，使得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高度对立。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对立，而是一国内因内战而产生的政治对立。因此，虽然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但仍然是“一个中国”内的“不统一”，不能以大陆和台湾尚未统一为由，否定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应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从“一国”的角度来思考。而正确认识上述事实，是对大陆和台湾进行政治关系定位的基础。 　　第二，胡锦涛同志指出，“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这就确定了大陆和台湾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的标准。台湾当局主张的“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政治关系定位模式，都以“领土”、“主权”、“政府”、“国家”等两岸关系中的表面性、形式性概念为基础，而没有意识到两岸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对立。事实上，正是由于大陆和台湾存在政治对立，所以才在形式上体现出“两个地区”、“两个政府”、“两个实体”，甚至“两个国家”的外观。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关系定位模式，违背了历史事实，因而不可能为大陆所接受。因此，以“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模式来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不仅不能解决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上的争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两岸关系 台湾问题   

学友讨论 缘何?

　　最近一段时间，贵金属、大宗商品和美元、日元的价格波动，主要源自大量流动性的相互关联。这些流动性是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的产物。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一批人炒作同样的东西，而并非由于经济原因。 　　随着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继续，闪电崩盘肯定会再次发生，所带来的大规模恐慌可能改变一些经济体的运行轨迹。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如果日本国债或日元的持有人对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感到恐慌，由此导致的混乱可能会引发日本的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日元崩盘会把东亚和世界整体拖入危机。 　　黄金价格已经触底。由于实物黄金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但是黄金金融市场却位于纽约和伦敦，因而黄金市场是被严重操纵的。散户投机者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被人为制造的“恐慌-兴奋”周期所欺诈。 金价已经触底 　　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引发了世界各地对投机资本的重新定位。大家都在做日元兑多种货币的做空交易。澳元和欧元已经升值。日本央行近来推出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增加了购买资产的风险。这加强了做空日元的共识，进一步造成了流动性从其它交易向做空日元的流动。 　　结果就是，除了在没有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抬高了部分货币外，还吸引走了一部分黄金的流动性。黄金价格下跌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美元升值，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在历史上一直是负相关。华尔街渲染黄金利空的故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敢打赌，那些一直谈论黄金价格下跌的人不久就会转而力挺黄金。这是一场游戏，向容易轻信、容易跟风但结果总是当冤大头的散户投资者开刀。 　　但是，为什么贱金属和贵金属价格会同向变化？ 　　中国一季度低迷的GDP数字吓坏了市场，引发了一轮抛售。市场正在讨论中国会再次出现投资热潮。这种观点在中国的经济环境里可能是可笑的，但现在却是华尔街的共识。这是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中国经济增长低迷，对于工业产品价格明显是个坏消息，由此引发的抛售是合理的。但是，这对于贵金属价格本应是个好消息。疲软的增长会刺激央行延长量化宽松政策，由于货币与黄金价格的负相关性，从而支持黄金价格。增长低迷会降低对股票的需求，对于黄金价格也是一件好事。然而，黄金却同其他贱金属一起出现了价格下跌。 　　原因在于，世界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延长为投机流动性创造了巨大的资金池。有些资金池把钱投到了各种商品上。在亏损的时候，这些资金池会收缩在所有商品上的资金规模。由于大量高调投机者都在唱空黄金，在诸多资金池清算之后，黄金市场就会开始非常脆弱。中国一季度GDP数据出炉后的市场波动，触发了市场人们毫无疑问的恐慌。 　　最近的崩盘肃清了黄金市场的投机流动性。对黄金的需求主要来自长期面临高通胀率的新兴经济体。最近的增长放缓将这些经济体推入了滞胀，它们对黄金的需求可能会是持久的。 　　现在我认为黄金已经触底。黄金的投机资金已经离场。通胀和增长放缓对黄金价格是有利的。股票市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临困境。美元的上涨暂停，似乎对黄金的逆风已经停止，顺风正在越来越强。黄金在今年未来时间里应该会表现良好，甚至可能会达到新高。 　　散户必须时刻警惕市场操纵。对实体黄金的需求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东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但黄金金融市场是在纽约和伦敦。金融玩家可以通过制造人为的周期，创造兴奋和恐慌，来从新兴市场散户投资者身上赚钱。黄金购买者不应当在价格暴涨之后买入。现在正是抄底的良好时机。 日元长期熊市 　　基于日本的衰退以及持续的贸易赤字，我相信日元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熊市。 　　日元最近下跌10%的原因是，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央行在推动日元下跌，都冲着免费的午餐来了。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几乎翻了一番,大大增加了其承担的风险。它打算购买远期政府债券、股票市场ETF以及房地产信托产品。市场参与者被鼓励进行抢在日本央行之前出手，即扒头交易。这就是日本股票市场市盈率暴涨近30倍的原因。一些无聊的日本消费类股票的交易市盈率涨了近40倍。理由是随着日本央行将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推到接近零的水平，保险公司和养老金注定将会进入股市。即使市盈率达到30倍,交易者仍然可以赚钱。 　　由于债券和股票市场价格过高，日本金融机构将不得不把资金投到海外回报率更高的国外市场，日元价值将会大幅走低。这就是现在日元大规模做空的情况，扒头交易因此获益。在过去20年里，对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曾有过几次短暂的乐观情绪，它们都是外币驱动的。国外赌客们都纷纷把赌注押在日本人最终会高价接盘这一假设上。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日本没有玩这场游戏。 　　这次和以往会不一样吗？其中一大差别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于金融市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想必会觉得受宠若惊。不幸的是，金融市场有塑造像他这种人物的历史，市场一旦获利之后，就会把他们扔到一边。日本失业率很低，而且总人口数每年减少100万。推高需求的是什么呢？人在哪里？谁来生产和购买更多的产品呢？ 　　日本的通货紧缩是由于储蓄盈余和竞争力下降这两个原因同时造成的。日元价值一直以来都受到储蓄或贸易盈余的支撑，但同时也导致了工资和竞争力的下降。随着储蓄盈余的消失，日本的通缩问题正在逐渐解决中。安倍经济学却是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用高射炮打蚊子。 　　日本的复苏取决于竞争力的提升。GDP增长率就是生产力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和。当劳动力每年以1%的速度减少时，生产力增长率需要达到3%,才能实现2%的GDP增长率。对于一个成熟经济体来说，3%的生产力增长率是很难实现的。安培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就只是一种宣传罢了，在最差的情况下则会把日本带入金融危机。如果日本国债持有人相信2%的通胀目标，可能会拒绝购买利率为零的政府债券。日本政府仍然有巨大的财政赤字，其庞大的债务每年都会利滚利。一场大危机就在眼前。 　　外汇对日元的影响力恐怕已到尽头。要让日元进一步跌落，除非日本金融机构或散户投资者也加入其中。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今年日本人不会加入到这场促使日元下跌的活动中来。目前的趋势是将美元兑日元汇率逼至90。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相信日元价值会和日本的赤字一起逐年下降，包括不久就会下降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元兑日元汇率可能会在五年内达到150。除非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复苏，日元的疲软状态才可能出现转机。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的产品销路甚广。但如今其产品既陈旧又无法迎合消费者需求。日本必须兴起新的领导集体才能将日元复苏。 大宗商品价格此消彼长 　　自从去年9月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上任的中国政府会像2009年一样，出台一个新的投资热。这个观点在2013年初甚至成为共识。在这种共识的驱动下，铁矿石价格从去年夏天每吨不到90美元，上升到了最近的150多美元。 　　实际上，这个观点只是人们的臆断。中国的地方政府负债畸高，国有企业亦是如此。大部分国有项目的回报率下降到了借贷利率之下。不断增长的负债不可能再为这样低回报的投资提供资金了。近期，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增发，这被看作是新一轮投资热的铁证。但实际上，这部分新增货币主要用于还清旧债和利率较高的债务，以及支持土地和矿产的过热投资免于崩盘。如果不能忍痛进行改革，譬如采取减税、严控政府支出和国有企业投资等措施，中国的经济恐怕很难恢复。所以目前人们对新一轮投资热的期待完全是幻想。 　　铁矿石价格最有可能在今后几个月内全面崩盘，有可能会跌破去年的最低价格并且在低位保持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钢铁需求很可能只降不升。在今后五年内，铁矿石的供给量已经超过了中国目前的所有进口总额。价格战很可能会爆发。 　　有色金属价格也将面临严峻下跌。虽然供给量不像铁矿石那样超出需求，价格跌落的预期也不如铁矿石明显，但是其价格依然会由于今后的需求减少而受到影响。以铜矿石举例，其价格即使比现在下降30%也毫不意外。 　　由于需求增速减缓，能源价格难以上涨。从供给而言，美国页岩气和石油的供应依然在压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但是，能源和金属的差别在于能源无法回收利用。薄弱的全球经济意味着需求增速减缓，但并不是需求本身缩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价格在今后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中都很可能会保持稳定。 　　然而，如果中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产业逐渐壮大，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种资源在中国的储量很大，但该产业在中国壮大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能源行业由几家国有企业独家垄断，阻碍了该行业的发展。在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产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独立的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可以购买其资产。这种并购对于中型企业来说恰好合适。相比之下，中国不允许能源行业有独立的中型企业的存在，从而让能源供给一直难以上升，价格居高不下。 　　多年来，我一直对农产品报有乐观态度。就算在全球经济放缓时期，我也坚持这一观点。在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减缓时，当地居民的收入会大量流向食品消费。这种情况在收入起始点较低的经济体中尤为明显。新兴经济体的庞大人口将会使全球农业发展上一个台阶。 　　证明上述观点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中国食品进口量的快速上升，目前的增速是10%。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无力，导致了中国农田的严重污染。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食品安全挑战，中国必须大量进口食品。这将对全球食品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发表于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