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闵良臣:空军大校戴旭最不肯动脑筋想的问题

  最新一期,也就是2013年4月18日这一期《南方周末·深度》刊登一篇人物专访,对象是中国空军大校、国防大学教授、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戴旭。这篇专访的题目是《戴旭:我掌握的资料没必要告诉你》,紧接着还有一个类似文章副题的句子:“我本来就怀疑美国搞生物武器”。常在中国互联网上浏览的网友们都知道,戴旭是一个特别喜欢想当然的人。   这里不谈戴旭如何偏激如何张狂,只说你读这篇专访,除了介绍戴旭家庭的那些文字外,从字里行间读到的就是在戴旭眼中,美国就是中国的敌人,而美国似乎也总是要与中国过不去。不仅如此,如果有外星球来客,又懂中文,读了这篇专访,还会以为美国就是这个星球上的“邪恶国”——你看,在戴旭眼中:“美国的军事科技引领世界,并企图成为世界帝王,它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啧啧啧啧!   我不知戴旭是如何定义“威胁”这个词的。且不说让戴旭去想美国为何如此强大,且强大到能“威胁这个世界”,只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估计包括戴旭在内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更是一个民主国家,估计同样包括戴旭在内,也很难有人反对。那么说一个公认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国家“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如果还不能说他是胡说八道,我就想问:你的逻辑性在哪儿呢?   作为一名中国空军军官、国防大学教授如此不讲逻辑,就不怕别人耻笑?设若上帝哪一天真的安排了一场中美战争,美国空军作战指挥员遇到戴旭这样不讲逻辑的中国空军军官,他们又何惧之有?不讲逻辑,指挥起来必定混乱,而战争中一混乱,必败无疑。   换而言之,如果说一个公认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国家居然“在打乱、威胁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星球上那些不怎么讲法治更不讲民主的国家又会干出何等事来呢?当然,这些,估计都不在戴旭大校考虑的范畴。戴旭,就是一个跟着自己感觉走,代表一班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军人。其余什么都不是。   当然,上面所说的显然还不是本人这则文字最想表达的。现在退一万步,就算如他戴旭所臆断,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甚至“敌人”到像戴旭在一次演讲里所宣称的“2030年美国将肢解中国”,我也还是想问:一个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国?中国为何这么惹美国仇视?问题是出在美国还是出在中国?   戴旭肯定会说,问题当然出在美国并非中国。不然,他那强烈而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精神,也就没理由继续坚持并发扬光大了。既如此,就容我们往深处一点说。   估计戴旭大校也知道,美国之所以跟中国一直“好”不起来,关键不是别的,正是意识形态,再说得具体点,那就是美国讲司法独立,中国讲党的领导;美国讲一人一票,中国讲等额选举;美国讲法治,中国讲人治;美国讲民主,中国讲专制;美国讲人权,中国讲稳定。   当然,本人也能猜到,戴旭大校一定也会讲: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历史悠久方面,都数一数二;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中国不讲法治或中国很不民主,也仍然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总之,中国政府不论说什么做什么,关老美屁事!   是啊是啊!关起门来未必不可这样说,而且这些话说起来还总能“理直气壮”,似乎很合乎“逻辑”,仿佛真理一般,谁也驳不倒似的。其实不然。   就像美国政府讲的中国政府不讲一样,美国人懂的,戴旭也未必懂。比如,在美国人看来,流氓国家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如现在的朝鲜。由于这种国家实行的是专制独裁制度,而谁都知道,专制独裁下,一不讲法治,二没有民主。在这样一种国家,下至平民百姓,上至中央政府,什么坑蒙拐骗、欺诈谎言都能发生——再说得严重些,什么邪恶的事也都做得出来。而最不幸的是,这些年咱们的“大中国”有意无意间也正是这样表现的,因此,在一些外人的眼里也就成了这种“形象”。别的一切都不说,只举一例,我们几乎所有够不够级别的官员,一边大骂美帝国主义大骂西方,又一边把自己的子女和家人往美国或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送。我相信,无论美国政府、美国总统还是普通美国人民以及西方那些国家,都一定在笑话:看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官员把自己的孩子往我们这种国家送,却在国内说他们自己的国家说他们的制度是多么多么优越,甚至在一年一度全国两会那样的大会上一再宣誓“绝不”实行我们这种社会制度。   戴旭大校能没看到吗:近些年,面对普世价值,面对民主大潮,我们实在抵挡不过去了,于是就一再强调“多样的中国”、“多样的世界”。然而,“普世价值”的含意绝非是“多样的”,而是世界的“一元化”,如同孔子所讲的“大同”。大同,就是社会实行一样的制度。戴旭大校,你懂吗!   另外,我们其实就是想保留自己的“特色”,就是想“多样性”,不想和世界一样,不想“全球一体化”,更不想听到和看到什么“普世价值”,甚至就希望“马列主义加上华夏文化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周有光《朝闻道集》第11页)。而只要“多样性”深入了13亿多中国人的大脑,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全中国人“心往一处想”,那么政府在高度集权下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不管你说应该学习和建立西方那样一套民主制度,还是说也像人家那样把几种权力进行分立,以便相互有效监督,有人不仅一定会说那不合我们的国情,还会跟你讲:世界应该是多样化的呀,文明应该有多样性啊。不过,说这话的人有所不知,也正因此,这个世界的民主国家才对我们有所害怕,甚至还发出了“中国威胁论”。   说来很奇怪,据有人测算,我们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也不过才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水平。那么人家为何还会发出“威胁”声,甚至表示“害怕”呢?原来,正是缘于我们一个劲地强调要“多样性”要“多极化”。在民主国家看来,世界多极化容易导致战争,而一体化才能和平共处。更重要的,你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制度,人民难以监督政府,而在这样的国家,从这“多样化”一直“多样”下去,不论政府要说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人民也都只有俯首帖耳、听之任之,人家难免会害怕。   可这些问题,你问问戴旭大校,他什么时候动脑筋考虑过呢?在他这种人的大脑里,就只会考虑:美国在包围中国!美国若干年后要肢解中国!美国就是中国的敌人!正是出于这种思维,才让他不讲一点逻辑更毫无证据然后想当然地发表一则又一则荒唐透顶的微博,不仅让中国众多网民觉得可笑,估计也让既讲法治又非常民主的美国感到可怕。

阅读更多

余汝信:《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

余汝信:《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 进入专题 : 林彪 九一三事件    ● 余汝信        自2000年代中期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缘自于2004年3月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李晨所著的《世纪风铃》。   2006年3月,林立衡曾向笔者证实,这一材料确是她??写(但她称不认识李晨更没有将材料提供给李晨)。故此,当时对林立衡抱着极信任心态的笔者曾经断言:“关于‘九一三’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1]   过了数年,笔者有机会看到了林立衡这一材料的原稿修改件以及修改后的誊清件[2],才恍然大悟:李晨版的《材料》,虽的确截取于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惟李晨私下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和大幅度的改写。   去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笔者发现,书中声称“林豆豆口述、张清林记录”的有关“九一三”的材料,实际上就是舒云以“整理”名义进行了部分改写的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笔者还注意到舒云的改写,某些段落抄自李晨,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更大。   虽说已经过去了四十一二个年头,“九一三”事件对国人来说,仍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最大未解之谜。破解历史之谜的关键,往往在于厘清细节。如果将原始材料中的细节随意擅加改动而又不予说明,即很可能会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甚至将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那一些材料才真正是“原味原汁”的,那一些材料是经过加工甚至是深加工的。其后,我们才有条件凭借当事人最原始的叙述,与其他相关材料相印证,去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   基于上述原因,李晨、舒云对林立衡原稿的大量改动(虽然,李晨、舒云的改动并没有触及林立衡的基本观点),已使李、舒两书有关部分失却了史料价值。故而,本文辨析的对象,仅为林立衡材料的原稿。   在看到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并经与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忆相比对之后,笔者今天依然认为,林立衡的材料总的轮廓,还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当晚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情的大致经过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林立衡当时的思想活动,不等于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细节,更不等于说笔者赞同林立衡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后,我们今天更有条件去深入探究一下事件经过的一些关键点,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而这些启发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思考,很可能与林立衡的观念有很大距离,甚至截然相反。      一、原始稿、修改稿与誊清稿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的原始稿,为用“郑州汽车制造厂[3]稿纸”书写,注明编码共七十九页。以每页二百一十字计算,共一万六千多字。   林立衡手书的原始稿,抬头写有“段君毅、胡立教同志并河南省委转,韦国清同志并总政党委转,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并中纪委”。收件人未免多了些,但尚合符一般报送材料的规范。惟结尾部分却不合常规,至少没有署名,也没有注上日期(原始稿前给郑州市委李宝光、徐学龙的信倒有署名及日期,但此信是张清林后加的)。从行文内容、语气判断,原始稿很可能写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初至1980年初,修改时间则在1980年3月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   原始稿经张清林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抽去原始稿第26、29、38、40页共四页,增加补充了十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稿纸”背面书写)。经修改补充后共八十五页,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修改稿。   修改稿最后定的抬头是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材料定名为《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虽说此材料张清林作了大量加工,本亦可将其名冠于标题之上,惟一来这样标题不够简捷,二来更重要的是材料的框架主体、基本观点均是林立衡的。但在作者署名上,我们还是依据事实署为“林立衡原稿,张清林修改”。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可能比较恰当些。)   值得注意的是,由张清林手写的大段增加部分,都在已抽去的原稿页之后。如:   根据至少从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我们认为,九一三事件不等于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的一部分。因为林彪事件并非七一年才发生的。说晚一点,六五年中央上海紧急会议就已拉开了林彪事件的帷幕。也就是说,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对原“林办”张益民、张云生、王淑媛等秘书、工作人员和当时空军报社的王启夫、韩?辞凇⒖站?N啦吭?Τぱ钌?啻嗡倒?赫庋??笆壮ぁ保ㄖ噶直耄?峦?┱庋???场⑷??腿??嗣瘢?庋??氯ァ??浅ぞ貌涣说模?苡幸惶旎岜唤掖??飧隼?返陌缸苡幸惶煲???础!玖至⒑獠牧咸芮甯?以下简称誊清稿),页50-51】   因为原稿被抽去,已很难判断上述增加部分那一些是由原稿改写,那一些完全是张清林的。   所谓誊清稿,是林立衡本人按照修改稿的增删情况重新亲笔所书。誊清稿共七十六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公用笺”书写。林立衡重新书写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她本人是全盘接受了张清林的修改意见的。考虑到张清林的确作过大量修改的实情,誊清稿的作者,我们仍旧署为林立衡、张清林二人。惟其核心的、基本的观点,是林立衡的。在本文中,我们亦将其简称为“林立衡材料”。   回头看林立衡材料的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作为幸存者,写在前面的话”,主旨是批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遭唾弃的康生以及早在1976年已被“粉碎”的“四人帮”,捎带指责了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辞职”的汪东兴、纪登奎等。   林立衡、张清林声称:康生、“四人帮”制造了林彪“两谋一叛”的冤案。又如上文所引的文字称,“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   林立衡、张清林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史实细节和例证支持以上的指控。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当代史常识,以上指控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极为荒谬。康生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至少在文革的前、中期,并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即使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至“九一三”之前,也不见康有对林彪政治上的批评。至于“四人帮”,在“九一三”前根本未有形成,“四人帮”的形成是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   而对于林彪一案的审查,汪东兴、纪登奎并非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林(彪)——陈(伯达)问题中央专案组是由周恩来牵头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周,背后是毛。   因此,对于材料的第一部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花心思去理会。值得关注的,只是材料的第二部分,林立衡、张清林作为“九一三”当晚直接当事人的陈述。      二、被林立衡扭曲了的林、叶关系      林立衡在其手书的誊清稿第二部分开头即称:   林彪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多次嘱咐我:“我身体好些还能管住她(指叶群),要是我身体不行了,管不了她了,那时你可千万不能让她胡来。她政治上不行,你可不要听她的。”六四年后特别是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后,我和叶群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就是因为我听了林彪的话,反对骗林彪。叶群多次对我和公开对工作人员说过:“不骗‘首长’[4],听‘首长’的怎么行?!要是听他的,早就完蛋了!什么时候听他的,什么时候就得完蛋,我们也都得跟着倒霉!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对此,我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和‘主任’(指叶群,下同)之间是两条路线”,……六八年当林彪对我问及叶群时,我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坏事,林彪听了震怒,叱咤叶群后,给工作人员规定,不准叶群再见他。(誊清稿页53-54)   以上这些话,与“九一三”本无直接关联,只是林立衡为“首长是被骗的”此一贯穿全文的中心语句所作的“注解”。 为什么“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 ?“首长和主任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两条路线”?究竟林立衡“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什么“坏事”,以至使“林彪听了震怒”?“九一三”事件已发生四十年了,人们对这一切仍是一无所知。相反,从多年来各个方面披露的史料来看,林立衡所叙述的,与我们所认知的林、叶关系史,并不吻合。   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林立衡为了强说“林彪是被骗的”,扭曲了这一基本点,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翌年,1960年,叶群恢复军籍,同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就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五年后,1965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此一使叶群从师级干部升格为军一级高干的任命,不可能不征得林彪本人的同意。   以下两例,应可说明林、叶1964-65年间政治上的紧密关系。   其一,1964年底,叶群与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率总政工作组到广州军区127师379团蹲点,调研部队“四个第一”落实的情况,并写出了调研报告。林彪看了报告后,于1964年12月29日在广州听取了叶群的汇报,并对当时的部队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林彪称,1964年的部队工作“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1962、63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该指示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作为军委正式文件,下发全军。   其二,1965年11月30日,林彪就有关罗瑞卿问题致函毛泽东称,“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和口头汇报”。第二天,叶群携林彪的信及有关罗的材料,从苏州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一周以后,毛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揭发和批判罗瑞卿。   以上两例,足可说明,叶群是林彪的得力助手,配合默契,既非林立衡冒充林彪所称的“政治上不行”,更没有什么“胡来”甚至“骗林彪”。   作为“林办”主任,叶群为林彪应付外间的方方面面。叶群的心态,是林彪不要操那么多心,有些既非原则又不那么要紧的事,就不告诉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么“骗”,何况一般地说,所有“首长”的老婆,都是会给丈夫挡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称,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料,也是细心周到的。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周恩来以召集中央碰头会(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形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运转(本来毛属意林彪负责,但林托病推辞)。叶群代表林彪参加中央碰头会,以便于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相互通气。至少迄今为止,尚未有材料证明林彪与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之间有过龃龉不合,叶群在其间顺畅的沟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67年1月,叶群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同年8月,为四人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员,随即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并无具体分工,不过是在负责林彪与中央碰头会之间的沟通之外,又增加了与军委办事组之间沟通的工作。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叶群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与林彪同时达致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换言之,目前并没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林彪对叶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人)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满。对叶群职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没有坚决反对。   到了顶峰,就该走下坡路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更何况毛当初用林,不过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要利用林时,林、叶的政治地位可以被毛泽东一手所推高;不用林了,林、叶的政治地位,也可以为毛泽东一手所摧毁。   事实上,毛对他三年前确立的“接班人”,已渐生不满。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林彪对文革的一套,已丧失热情(其实,从林彪经多次催促才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来看,他自始打心底里就没有热情),他并非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传承人;二、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林彪 九一三事件   

阅读更多

信力建 | 摇号派位难产的损失不应让家长埋单

作者: 信力建   广州首次公办园摇号派位原本说好在4月中旬出世,现在已近“五一”,却还在难产当中,如果再不使出吃奶的气力,不仅“保证家长有足够时间做好入学前的准备”的承诺会落空,这个教育新政还极有可能成为头痛的扰民政策。 被逼无奈的家长们,已经开始两手准备了,一边等待,一边到民办园挂号——万一摇号不成,也不至于孩子到哪里都没人要。这年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娶到“白富美”,留一个备选的方案是“明智”的办法。而民办幼儿园对此也心知肚明,为防家长报名后“过河拆桥”,采取了交“留位费”的方式应对。一旦家长因为摇珠成功而转投公办园,这些费用是不退的。由此可见,行政过失对于家庭和市场的冲击究竟有多大,时间、金钱以及规则成本都大大提升了。 然而,教育局一句“认真研究解决”之后,又无具体的解决措施,仿佛家长们舍得一身剐是理所当然的,有所得到便需有所风险。如果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行政过失,让家长单方面为此埋单,那么,教育新政的诚意极有可能在滑坡效应中破产。本来,30%的公共资源由机关内部消化,已经是对纳税人的不公,现在既然已经答应部分“下嫁”,就不要想借口“逃婚”。 到底是行政部门不作为,还是公办园和主管部门相互推诿,已经不是目前追究的重点。当务之急,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尽早结束内部的流程和扯皮,拿出方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兑现当初承诺,将家长们的损失降到最小。并且还有必要对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个说明解释,好让人们情绪稍微稳定。 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更是一种警醒:公共服务应该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鞋子;一旦做出承诺,一定要有周密地计划,按部就班实现目标;不要等到火烧眉毛,才想起承诺无法兑现。如果真有困难,不妨公开信息,与市民多沟通,通过协商解决难题。最后,还要提醒的是,政府解决教育公共服务短缺的现实,除了在存量上进行分配公平的改革,同时要在增量上想办法,当市场上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优质幼儿园,民办和公办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接近了,家长就不用挖空心思进公办园了。 (文章发表于2013.4.24《信息时报》)

阅读更多

信力建 | 中国“二人转”是如何转动的?

作者: 信力建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一文中我指出:目前我们的政府组织方式可谓不伦不类:一方面它不是内阁制,因为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不仅没有“立法权”,而且连基本的人事权也没有。国务院因此不是“责任内阁”,顶多就算“影子内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总统制”,这原因不仅因为我们的国家主席不是“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出来的,还因为在权限上,他并不是“政府首脑”,而只是国家象征——就此而言,他倒有些象内阁制中的“总统”,但与内阁制中单纯的国家象征的“总统”不同,我们的国家主席是执政党党魁,在这点上,他又与内阁制的总理或首相类似。这种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状况也直接导致我们国家在行政上责权利不分,是非难判的“行政乱伦”后果。 不过,就我们国家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二人转”的具体运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值得我们做点具体的梳理工作。 必须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来源于苏联,而苏联政治体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党代政,党政职能分不清,执行机关代替权力机关的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机关、科技、经济、文化组织,社会团体的重大决策权都集中在党中央,从而大大限制了这些机关职能的发挥,减弱了它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养成只听从上级命令行事的习惯。这种决策体系只靠少数人,决策容易出现失误,而且长期得不到改正。党政职责不分,党包揽行政事务过多,这种情况在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机关情况更为严重,机构设置重复,干部兼任党政职务较多,并经常联合发布指示,而作为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却常常只徒具形式。 因为这些缘故,在毛泽东指掌国家主席的那段时间(1949年10月1日—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总理与国家主席的关系基本上是小伙计与大老板的关系:国务院总理只是毛泽东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这种主仆的“二人转”在所谓“高饶事件”中有清楚的展示:1953年,高岗所以对攫取更大的权力有兴趣有信心,其关键就在于当时他所执掌的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与政务院平级的行政架构,被称为“经济内阁”。到1953年,毛泽东就有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来分国务院权的设想;与此同时,上毛对“新税制”给予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形下,高岗以为自己取代周恩来的机会来临,所以四下活动,最终因为牵扯面太大而被毛抛弃。从这一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人转”中,总理是处于怎样一种可以随时被取代的可怜地位。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闯了祸后,声望大跌,加之一向自由散漫的他也无法忍受国家主席必须出面的那套迎来送往的礼节,所以,1958年后,他推荐自以为是自己忠实信徒的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他则专任党的主席。这其间,因为周恩来在党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刘少奇,加上二人都属于比较稳健的务实派,所以在两人合作期间,政策比较一致,尤其是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人携手使国家度过困难,而且经常一起接见外国领导人及来访团。其间,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基本上处于互相携手平分秋色的状况。当然,此时,真正能决定中国这艘大船航行方面的,还是幕后的毛泽东。 然而,当刘少奇的务实政策取得实效,其声望也在缓缓上升之际,毛泽东感到自己威望和地位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于对自己权力的保护,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从此,国家主席一职成为谁也无法觊觎的禁脔,而林彪集团的垮台,也与他们打算让林彪出任这一职务有关。他们显然低估了刘少奇在这个职位上取得的声望对毛泽东的威胁,结果,林彪自己也很快因此折戟沉沙。此时的“二人转”变成了国务院总理的“一人转”——虽然,周恩来也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使办”,但毕竟少了一个牵制,加之毛本人自由散漫,对具体政策很少直接插手,因此为周恩来的施政留下了一定空间——也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人转”,周恩来才在国人心目中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印象。 接下来的华国锋时代太短暂,国务院真正有些责任内阁色彩的是赵紫阳时代和朱镕基时代。 1980年9月~1987年11月出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可以说是中国历届总理中作为最大,也最有责任内阁色彩的一位总理。在他出任总理其间,启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对此,中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田纪云在2008年的《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中国体制改革必须从打破僵化、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而推动这项改革的是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文中提到:赵紫阳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和中共元老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指出,计划体制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核心,要透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计划,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赵紫阳表示,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但是当时中国的价格体系极不合理,如果要理顺经济就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可是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赵紫阳也指出,应该试行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田纪云在文中还透露,邓小平对这一信件曾作批示:“我赞成”。陈云则复函赵紫阳指出,他完全同意。至于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田纪云表示,赵紫阳用了12个字:“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对1984年由赵紫阳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表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学的初稿”、“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而赵紫阳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作为太上皇的邓小平的对赵紫阳的欣赏和放手使用。其次,则是因为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是民主宽厚的人。胡耀邦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有这样一个例子:1987年,胡下台后,外面曾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也因此,赵紫阳对胡耀邦的评价才会是: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人们在总结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突飞猛进的原因时有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而此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则基本上是一个荣誉性职务,中国政坛颇有内阁制意味。 在这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江朱”时代。朱镕基也是一个强势总理,在他任内,改革措施频出:诸如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原有铁饭碗机制,改变了集体吃国家大锅饭,个人吃集体大锅饭的局面;改革银行机制,除中央银行外,其他银行都改制为商业银行,成就了现今的商业银行格局;国务院机构改革上面,1998年他上任后就启动了国务院领导机构的改革,大幅度精简部门精简人员,为之后的进一步走向大部制奠定了基础;反腐倡廉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任内,落马的高官明显增多等等。而朱镕基之所以在总理任上能有所作为,除了他自身素质外,更关键的是邓小平对他很欣赏——1992年,邓小平出现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他的身后跟着政治局新当选的7位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此前,邓小平对朱镕基有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我们党选干部不光要政治可靠,还要懂经济。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然而,邓小平逝世后,朱镕基身后的保护伞不复存在,而此时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已经合一,中国再次进入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且以国家主席为主的传统“二人转”模式,责任内阁昙花一现。也因此,朱镕基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获连任的总理。至于今天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人转”,我已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一文中有所介绍,此处不赘。 纵观整个建国后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总理强势,国务院近乎责任内阁时,正是中国发展最为平稳和改革最为顺利的时期——这或许就是我们呼吁一个责任内阁出现的原因所在吧。

阅读更多

转载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 居民照常生活(图)

原文地址: 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 居民照常生活(图) 作者: 一品贫民3 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 居民照常生活(图)   2013年04月23日 10:00 来源:新华社 作者: 贾永、王玉山 编发:一品贫民3   分享到: 更多   “张家大院”坐落在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东南的一处山脚下,上下两层,木瓦结构。与周围民房或倒塌、或开裂不同,老宅除了屋脊上掉下几页瓦片外,其他几乎完好无损。7户张姓人家震后在这里照常生活。… 详细 【奇迹,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巍然屹立,堪称“屋坚强” 】7户张姓人家震后在这里照常生活。张家大院为瓦木结构四合院,坐落于芦山县龙门乡 古城 村山脚下,主人之一张大金说:“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了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有任何损伤。”长征期间,这里曾是红30军司令部。(新华视点 记者贾永、王玉山) 同题报道 走进这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老宅,青石铺面的天井里,88岁的何玉珍老人正在用从山上引来的山泉水淘米洗菜。老人告诉,现在住在老宅里的7户人家,都是她的子侄辈,本来盖了新房的5户已经搬走,震后又都搬了回来。“老屋经事多,住着踏实。老老少少40多口人住在这里,生活和震前没什么两样。” 何玉珍老人的侄子张大金介绍,老宅是祖上传下来的,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坐南朝北,共有16间住房,面积700多平方米。 老宅背靠郁郁葱葱的山林,房前一棵据考证有1200多年树龄的金丝楠古树,足足有6人合抱粗。红军长征时,老宅曾作为红四方面军30军的司令部。古树下一汪清水,据传是当年红军将领的饮马池。 “地震前,时常有人来参观。”张大金希望更多的人们关注这座百年老宅,留住一段历史。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八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