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博客

为了让大伙儿瞧一瞧地震发生后，不和谐的另一面。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网上瞎逛，搜罗了一些网友评论和图片。 ★又见 “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居然在灾区搞募捐】 @一财网: 一财记者在宝兴县看到, 红会摆出捐款箱号召募捐。 在有 “孤岛” 之称的宝兴县, 灾民是接受救助的人, 设个捐款箱就是让非灾民捐款了? 非灾民不是媒体就是救援者。当地居民捐出物资免费提供给参与救援的人, 红十字来设捐款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谭咏麟: 大陆的《红十字会》很黑、很霸道, 强势的叫我向他们捐款50万元人民币, 说是叫我起个带头作用 (曾志伟也接到同样的电话) 如果不照办, 他们说: 他们跟有关部门说一下, 以后大陆的演出和艺人活动我们还想参加, 那是做梦……

四川雅安地震之后，对中国政府的救灾活动，网上有赞有弹，尽管网管删除了不少负面讯息，但还是能够梳理出大概来。比如中国政府与民间团体对地震救灾都做出 快速反应，比前两次有不少改进；救灾模式仍然沿用老套路：国家领导人讲话，总理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记者报道，军队出动，红十字会募捐等等，因此救灾活动成 了彰显领导能力以及体现爱民之心的机会。 川西地处龙门山断层之上，与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之上的日本情况类似，发生地震的概率很大。因此，吸取日本的防震救灾经验十分重要。日本防灾体系主要分两个层面，国家专业救灾队伍提供的公助，民间的自助与共助。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目前这种运动式救灾模式所缺乏的。 *日本的防灾行政* 日本是个地震大国，据日本政府统计，世界上每5次地震中就有1次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无论是从地震的预测到防震准备，还是从救灾活动到灾后重建，日本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使防震救灾活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按部就班地进行。 在 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当中，最基本的法律就是于1961年开始实施的《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律涵盖防灾组织、防灾计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以及灾后重建 等各个领域，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组织关于地震等灾害预防的责任，从制定防灾计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直到灾后重建时实施的财政金融措 施以及其他必要的灾害对策的基本措施，都有相应规定。这部法律的实施，全方位、有计划地推进了日本的防灾行政。 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超强海啸及核泄漏事件酿成的复合型灾难，即使如此，这套救灾体系也体现了反应快速、专业化程度较高、组织实施有序、民众自救能力较强等特点。虽然存在 救援力量不足，后续行动滞后的弱点，但日本整体救灾能力让世界叹服：先后动员10万名自卫队员，6500名预备役人员和1128支紧急消防援助队投入抢险 救灾，灾后三天内搜救出1.5万名幸存者，并将55万名受灾者疏散到2100个避难所。 中国也是个灾害频发之国，加上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早就应该建立完备的防灾救灾行政体系。目前政府虽然设有各种灾害应急预案，但多是官样文章。这次在雅安救灾中，承担救灾主力的仍然是并未受过救灾训练的野 战部队。最奇特的是，民间组织壹基金救援联盟成员的九支救援队于4月21日便迅速赶赴灾区救援，但国家地震专业救援队__38集团军某工兵团国家地震紧急 救援队却迟至4月22日下午13时才派出一支32人小分队，携带4条搜救犬及 10余件专用搜救器材到达宝兴县城，此时距离地震发生时间4月20日8时2分已经过去51小时。 *日本房屋的防震标准* 日 本地震多发，但就算在7级地震中，都很少发生房屋大规模倒塌现象。这是因为日本建筑有高标准的抗震指标。1981年，日本制定《建筑基准法》，规定日本建 筑物必须能够抵御6-7级地震。这一标准全国通用，并没有因为地域的不同而产生区别。此后这一标准几经修改，抗震标准一再提高。2005年，日本将住宅、 楼房的抗震标准提高为经得住6至7级地震摇晃而不会坍塌，并制定计划，到2015年让90%的住宅建筑达到这个标准。 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学校的抗震性能的高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要求“学校的耐震性决不能因地区间财力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学校安全性能出现差距”。从2006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提高学校耐震率为重点，出资创立了“建造安全、可靠学校补助金”制度。 由于在“大地的颤抖中长大”，日本人掌握了丰富的地震知识。在购买房屋前，他们往往会要求开发商出示建筑抗震评估表。1973年，日本成立了建筑防灾协会。该协会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指定的建筑性能评估机构，主要负责对日本的建筑进行 检测评估和灾难控制。日本商人如果伪造抗震数据，建造出不符合标准的房屋，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2005年，日本稻城市高级住宅区稻城大舞台的建筑商因 伪造抗震数据，建造的房屋不合格，受到法律严惩，成为日本建筑业一桩惊天大丑闻。 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几乎遍及高楼大厦、居民住宅、桥梁公路，没遇到地震都经常出现垮塌现象。汶川地震中，政府办公楼屹立不倒，中小学大都倒塌，这一政府失职几乎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尤其应当向日本政府学习。 自助、共助优于公助 日 本救灾能力强，还缘于该国的救灾模式提倡自助、共助优于公助。这倒不是政府推诿责任，而是因为地震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的通讯系统和交通运输中断，中央政 府很难了解灾区的实际情况，外部救援人员一般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赶赴灾区，一切都等来自政府的公助会失去救援的黄金时间。鉴于灾害发生的救助必须 及时，日本强调个人的自助和区内居民的共助比国家提供的公助更重要。意思是说：防震救灾最关键的还是国民个人的努力以及区内民众的相互帮助。 日 本各地基本上都提倡居民在房屋内储备三至五天的应急食品和药品，床边摆放防灾背包，包里装有足够的食品饮料以及手电、口哨、收音机等必要的求生物品。工厂 和学校经常进行防灾演习和避难训练。日本的地震预报系统会尽可能早地通过电视、广播等网络播报地震参考信息。在了解震情动态的情况下，有了应急准备及训 练，一个地区的居民就能在震前离开房屋，震后相互救助，并在第一时间尽量挖掘出被埋在废墟中的邻居，对伤员进行急救，从而大大地减少地震造成的死伤。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中，大多数生还者是被当地民众而非后来赶到的专业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的。日本政府并不鼓励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救援，各地前往灾 区参加救援活动的志愿者，必须经过培训。 日本防震救灾经验乃多年积累而成。可以说，在应对地震灾害方面，日本人是真正做到了“有备”，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无患”。中国虽然历经多次大地震，伤 亡惨重，但由于政治惯性，始终只能沿用从毛时代就开始的运动式动员救灾模式，事前不预警，事后信息透明度差，政府对在民间推动自助与共助也了无兴趣。这种全能政府体制下，国民的自主性极差。 中国早就进入了灾难多发期，如果能够借鉴日本防灾经验，从政府提倡资助，放手让民间建立自助及共助体制，一点一滴地努力建立公助与自助、共助相结合的防震救灾体系，既可以有效地建立防灾救灾体系，还可以养成国民自主性，促成社会进步。

作者： 信力建   整风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运动，每逢历史关键时期，领导人就会祭起整风运动的大旗来大整政敌，大树权威。我们不妨就中共历史上的两次大整风——延安整风运动和57年整风运动来看个究竟。 始于1941年5月终于1945年4月20日的“延安整风运动”，其运动动机就是为了清除党内的不同派系，建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威。其实，早在江西时期，就有地方党派因不服从毛泽东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反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反AB团运动影响了毛泽东的声誉，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夺取领导权与毛泽东发动的反AB运动有很大关系。到了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成了最高领袖，但党内还是有不同派系，对毛泽东有不同意见。这其中对毛泽东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王明集团。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不久，王明就从苏联回国了。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演讲博得了全场的喝彩，人们都对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代表的是共产国际，等于是钦差大臣的身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附和他的言论。毛泽东私下里对一位朋友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毛泽东刚刚到手的领导权又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这个危险产生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发展，深入到敌后建立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王明则认为抗日必须遵守国民党的领导，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随后的岁月里，王明来到武汉组建了长江局，由于王明获得周恩来的部分支持，因此长江局俨然成了中共的第二朝廷，开始涉足对军队的指挥领域，形成了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国际派的势力再次崛起，这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他于是利用武汉会战后武汉失守的机会，撤消了长江局，消弱王明权力。1941年，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来彻底清除王明集团在党内的影响，其方式就是整风运动。 1942年春，毛泽东正式发动整风运动。他自己并没有亲自走上前台，而是在幕后指挥，实际执行由康生来操作，这样一来，毛本人进可攻，退可守，完全立于不败之地。每个人都必须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毛泽东还派人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二十二个文件》等多种材料，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阅读，还必须写自传，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清算。毛泽东利用自己的组织权力出手又快又准，王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理论上，毛泽东祭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法宝，强调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而不但夺回了对文宣部门的控制，而且也从思想上改造了中共，夺回了对马列的解释权。 在手段上，毛泽东重用从苏联回来，深得克格勃精髓的康生担任运动主角。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于是，在延安，一切有碍于毛泽东成为伟大领袖的人，都被康生打成敌特反革命，进行随心所欲的清除。康生的名言是：“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那些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1943年3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参见蓝英年《康生在延安》）胡耀邦那时也被康生搞打成“温情主义”、“糊涂主义”，批斗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由小胖子变成了小瘦子，从此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胖过。据说多年后，胡耀邦提到康生还心有余悸。 然而就是靠了整风这样的运动和康生这样的打手，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 因为这次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 1957年，因执政党工作作风引起的社会不满和国际上的波匈事件，毛泽东感到了统治合法性危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口头虽然这样说，但事实上，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巩固自己地位化解统治危机。 当然，毛泽东斯时展开整风运动，除了挽回政党统治合法性外，也还有自己权威遭到挑战的原因。八大后，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要之，所谓整风运动，其最根本动机就在于为新权威立威，同时消除旧权威影响。因而，每次政权更替之际，我们都会看到它的阴影——比如后来的“三种人”、“三讲”等等都是其余波。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亟待优化 作者：刘植荣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近期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全国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全国每6分钟就有1人被确诊为癌症，每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为此，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4月15日启动的第十九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就是“保护环境、远离癌症”。 2013年4月13日，央视播出的《新闻周刊》也证实中国癌症村频现。2013年4月16日《大河报》报道称，河南洛阳村庄238头猪89条狗一夜毙命，连老鼠也未能幸免。村民介绍，一家化工厂不仅排放废气，还往河里排放废水，不少村民身体出现不适状况，村里30岁到50岁去世的人多因癌症。 2013年3月31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空气污染与健康效应学术研讨会”上，一项由清华大学和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关于全球所有主要健康风险的系统分析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的室外空气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23.4万人的过早死亡以及2500万健康生命年。 随着癌症等因环境因素造成的疾病发病率的飙升，不少人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最近几年，一些研究机构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始关注袖珍国家不丹的经济发展模式。1972年，登基不久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到印度访问，有记者问他不丹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不丹国王这样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迷恋国内生产总值？我们为什么不关注国民幸福总值呢？”（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3-04-22第06版） 当时，不丹国王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佛教经济学”。可不丹在新国王的领导下，却实实在在地以GNH核算国民经济。不丹总理说：“不丹的目标不是创造幸福，我们是创造能让人感到幸福的环境。换言之，我们是创造幸福的栖息地。”为了计算国民幸福总值，不丹提出了4个主要支柱、9个关键指标和72个不同项目标准。 随着世界范围污染的日益严重，不丹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重视。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2008年委任了一个“经济表现的评价与社会进步委员会”，专门研究GDP统计的缺陷及改进方法。该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用多维度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例如，留给后代人的实物资产，为未来劳动者提供的教育，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的科研，甚至也包括为后人留下的政治制度，因为这对人类社会健康运转至关重要。联合国2012年5月颁布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建议各国把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因素考虑到国民经济账户中，也就是把对环境造成污染的GDP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剔除，得到一个“绿色GDP”。 中国应尽快按联合国的建议，用《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不要把对环境造成污染的GDP也统计进去，因为产生的污染是负GDP，它不是对人有益的财富，而是损害人的健康的恶魔。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我们的环境受到的污染程度，才能找到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差距，从而重视环保工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世界不少国家的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无需煮沸灭菌，有的国家连河水湖水都可以直接饮用。我在巴黎读书时，有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到瑞士旅游，他回来告诉我说，在游览日内瓦湖时，导游用纸杯舀了半杯湖水一饮而尽，然后自豪地对游客说：“瑞士80%以上湖泊的水都达到了饮用标准，可以放心饮用。”对比一下中国的河流湖泊，别说直接饮用，有人悬赏20万元邀请环保局长到河里游泳，环保局长都不敢接招。 根据亚洲银行2013年1月1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分析》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的还不到1%。 2013年4月1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这是许多外籍驻华员工离开和外国人拒绝前往中国任职的根本原因。荷兰人方德思（Marc van der Chijs）13年前来到中国，与他人共同创办了土豆网，还娶了个中国妻子。今年3月，他举家离开上海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他对这一重大举措解释说：“我想找一个能让孩子们在健康环境中成长的地方。”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得越快，排放的污染物质就越多，对人的健康危害也就越大。所以说，发展经济只追求GDP指标，不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它不但影响当代人的健康，也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让一个国家失去投资优势和竞争力。美国环境学家保罗·霍肯对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批评说：“当前，我们是盗窃未来，我们把盗窃未来的财富叫GDP。”（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2-04-22第06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